美學

　　一

　　赫拉克利特***前530—約前470***是西方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哲學的奠基者。他用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研究藝術和美，首先提出“藝術模仿自然”的論點。他說：“自然是由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而不是聯合同類的東西。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顯然是由於模仿自然。”他觀察生活中的繪畫和音樂，認為畫面上的顏色、線條都來自於自然，它能夠呈現出與原物相似的形象;音樂則是將高、低、長、短的自然聲音組合成一個和諧的曲調。

　　因此，赫拉克利特的“模仿”，不僅僅是自然的簡單再現，它還內涵了對模仿規律的探索。他認為“差異的東西相會合，從不同的因素產生最美的和諧，一切都起於鬥爭。”藝術是相互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就可以構成和諧的效果。“模仿”不是簡單的再現，它是建立在人類無數次實踐後，對自然的認知和理解之上的，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的超越，在模仿的世界中發現了自然的規律和人類的精神內容。

　　德謨克利特***前460—約前370***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古代原子論的創立者。他遵循“文藝模仿自然”的觀念，他說：“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歌唱。”[3]他的“模仿”自然，重在“自然”對人的啟發性，根據人的實踐需要，人們對自然的意蘊進行有意的發掘和創造。因此，藝術作為人模仿創造的物件存在，重在展現人的主觀精神創造，自然是啟發人創造的媒介，人類在創造的世界中感覺到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認為“任何藝術都不能不經研究而獲得”，在這裡，“研究”包含了對模仿物件的認知和探索，要求文藝真實的模仿生活中的好人，併為模仿壞人是一種“惡劣的行為”;模仿好人可以給生活中的人以教化，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人的品質的提高。他要求藝術家不斷加強自己的主觀修養，在實踐中訓練自己的藝術技巧，因為“一句言語常常比黃金更有效”;藝術技巧可以增強藝術的表達效果。

　　德謨克利特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從研究自然向研究社會過度的哲學家。他提出追求和創造美“是一種神聖心靈的標誌”，審美創造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之一，為歐洲後來的研究確立了基本的方向。

　　二

　　蘇格拉底***前469-前399***是西方早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他遵循當時流行的“藝術模仿自然”的觀念，認為藝術通過描寫眼睛、姿態等外在的東西，以表現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質”，以展現出人物的心境、情感、思想等內容。藝術家在觀察和體驗生活的基礎上，才能夠創造出美的藝術。他比德謨克利特的“模仿論”更具體，更深化，也更具有操作性。蘇格拉底提出要創造“美的形象”，“如果你想畫出美的形象，卻又很難找到一個人身體各部分都很完美，你是否從許多中選擇，把每個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來，使全體中每一部分都美呢?”[5]在這裡，蘇格拉底的“模仿論”已經包含了藝術家對生活有意識、有目的的選擇、加工和改造，以創造出符合審美需要的藝術形象，它內蘊了早期“典型化”的文藝思想。

　　柏拉圖***前427—前347***是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他認為世界的本源是“理式”，它是一種超

　　時空、非物質、永恆不滅的“本體”，是現實世界“事物的原型”，內蘊了世界的“普遍規律”和“絕對真理”等。在他看來，人要獲得知識，認識真理，感覺經驗是靠不住的，只能通過靈魂對“理式”世界的回憶和領悟，才能夠得到真正的知識和真理。柏拉圖以此為基礎，改造了古希臘以來的“模仿論”，認為“文藝是自然的模仿”，這個“自然”是以“理式”為基礎的“自然”，“理式”具有第一性，“自然”是第二性，自然是“理式”的“摹本”。文藝模仿自然，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不能表現事物的“本質”，是一種虛假真理的模仿，文藝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了三層”，是不真實的。

　　柏拉圖貶低藝術模仿自然就像生活中的照鏡子，他說，“你馬上就可以試一試，拿一面鏡子四面八方的旋轉，你就馬上造出太陽、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動物、器具、草木以及我們剛才提到的一切東西。”[6]他認為文藝模仿只是對客觀事物外貌的一次又一次的復現，是不能模仿到事物的“實體”。“模仿只是一種玩藝，並不是什麼正經事。”[7]柏拉圖“理式論”的出發點是唯心的，但他豐富和發展了古希臘早期的模仿說，揭示了文藝反映生活這一真理。

　　柏拉圖要求藝術不但要表現個別事物的外形，還要表現事物內在的共性，為“典型論”的認識提供了新思路。

　　三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西方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奠基者。他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為人生目標，批判地繼承並總結了古希臘以來的文藝模仿論，認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模仿。”[8]亞里士多德區分了職業技藝和美的藝術，如史詩、音樂、繪畫等是“模仿的藝術”，認為一切美的藝術都是“模仿”，而不是柏拉圖所說的來自靈感和靈魂的回憶。他提出只有具體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實體”，是藝術模仿的物件，在此基礎上，藝術家可以通過對生活的認知和理解，創造出能夠包含真理的藝術品。亞里士多德對“自然”的意義進行了改造，從外在物質自然轉向了社會生活中人的自然的行動，認為藝術模仿的物件是“行動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行動和生活事實，他使“人的行動”成為藝術關注的核心。他認為藝術模仿創造的物件是普遍和特殊的統一，它內蘊了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本質。

　　亞里士多德對詩和歷史進行比較，認為詩比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在《詩學》第九章中說：“詩人的職責不在於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學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9]認為歷史所寫的是個別業已發生的事情，而詩所寫的是帶有普遍性的事，更能顯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更真實，詩的價值高於歷史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對詩和哲學進行比較，認為詩通過個別體現一般，通過特殊表現普遍，有哲學的意味，但不同於哲學。他說：“即便是醫學或自然哲學的論著，如果用‘韻文’寫成，習慣也稱這種論著的作者為‘詩人’，但是荷馬與恩柏多克利除所用的格律之外，並無共同之處，稱前者為‘詩人’是合適的，至於後者，與其稱為‘詩人’，毋寧稱為‘自然哲學家’。”[10]可以看出，詩和哲學不僅是形式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內容上的區別。詩要表現普遍，但詩人不能捨棄具體的人和事，而要像荷馬那樣，通過“典型化”了的人和事把普遍性的意義顯示出來，是藉助藝術形象反映生活的道理。而哲學則是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方式，以抽象思維來完成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前者是在形象中內蘊了真理，後者則是在概念中包含了真理。亞里士多德拋棄了柏拉圖“理式”模仿論中的不合理部分，對它進行了批判性的改造，把文藝模仿活動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肯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性，而藝術反映生活過程中的“典型性”創造，是對人生規律性的探索，是創造真理的過程。

　　在《詩學》第二十五章裡，他認為：“詩人既然和畫家與其他造型藝術家一樣，是一個模仿者，那麼他必須模仿下列三種物件之一：過去有的或現在有的事、傳說中的或人們相信的事、應當有的事。”[11]亞里士多德總結了古希臘以來文藝創作的基本經驗，提出藝術模仿的這三種物件，實際上是三種創作方法，它們或是偏重於再現，或是偏重於表現，或是偏重於再現與表現的統一。在這裡，亞里士多德認為主觀與客觀相統一是最理想的藝術創作方法。

　　在《詩學》第二十五章中，他說“如果以對事實不忠實為理由來批評詩人的描述，詩人就會這樣回答：這是照事物應該有的樣子描述的——正如索福克勒斯說他自己描寫的人物是按照他們應當有的樣子，而歐力彼得斯描寫人物卻按照他們本來的樣子”，“從詩的要求來看，一種合情合理的不可能總比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較好。”[12]因為“寫不可能的事”是詩的積極“創造”。他反對消極的模仿，社會道德是生活行為的準則，但詩人需要用藝術的標準來選擇、加工和改造生活。他認為“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描寫，雖不是生活中實有的人和事，但它卻符合事物的規律，具有必然性;“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只是描寫了事物表面的、偶然的業已發生的事情，但它卻不能顯示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質規律。因此，藝術的模仿必然是一種創造。他說：“詩的藝術與其說是瘋狂人的事業，毋寧說是天才的人的事業，因為前者不正常，後者很靈敏。”[13]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天才，是指富有模仿和創造能力的人，而模仿的過程就是這種人“心之理性的生產”，也只有他們才能創造出顯示真理的藝術作品。在本質上，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對自己生命創造力的肯定和自我生命意識的不斷覺醒。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古希臘進步文藝思想的結晶，它代表了古希臘唯物主義文藝思想的最高成就，在繼承和發展古希臘的“模仿論”中，破除了古希臘在文藝本質認識過程中的一些神祕觀念，具有古代唯物主義的光輝，引導和規範了歐洲文藝理論發展的基本內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