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的藝術

　　辯論賽集道德涵養、文化積累、知識結構、邏輯思辨、心理素質、語言藝術、整體默契、儀表儀態為一體，是高水平的、綜合素質的較量，極富魅力，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在青年學生與知識階層中尤受歡迎，擁有眾多知音。今天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辯論的小知識，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理性的較量

　　辯論賽是一種極富理性的“高水平的智力遊戲”。完全不同於為維護個人觀點或某個政黨、集團的政策而展開的辯論，後者帶有強烈的意願和感情色彩。

　　為辯論賽所擬定的辯題是“中性”的，辯論中所持的觀點正方抑或反方由抽籤決定。因此，參賽雙方都有構架立論的邏輯、理論、事實以及價值判斷等的依據;也都有可能出現破綻，給對手以可乘之機。前三屆由新加坡廣播局主辦的“亞洲大專辯論會”採取的比賽規則只以辯題限定正方立場，反方可以自行立論，相對而言，反方的施展餘地比正方大一些。今年八月下旬舉行的“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對此作了改進，即在給出辯題的同時，也限定反方立場。如初賽時劍橋大學為正方，辯題為“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我們是反方，必須論證：“溫飽不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種對正反兩方論點同時進行限定的做法，使雙方所處地位更顯公平，比賽更激烈。

　　正是因為這種對辯論立場的約束，可能導致在辯論中所應維護的觀點有悖於本民族、本地區的道德習俗、文化傳統;也可能難以被觀眾所認同;最不利的是：與辯論隊員自身的信念產生矛盾，這些都會使辯論隊員產生情感衝突，限入困境。如屠格涅夫所言：“人應當相信自己說的話，他才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因此，在辯論中首先要處理好的就是這個問題。完全是一種巧合，這次參賽我們復旦大學代表隊與“反方”結下了不解之緣。其中複賽一場對悉尼大學代表隊，他們的立場是“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我方是“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排除“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固然有相當難度，但要論證“艾滋病不是醫學問題”就與常理相悖了。

　　難度最大的是決賽，引起的情感衝突也更激烈。我方被指定維護“人性本惡”的立論。據瞭解：新加坡是一個崇尚“人性本善”的國家;評判團中大多數專家學者在人性之家的爭論中是“本善”論者，所發表的大量論文專著在學術界相當有影響;赴新之前，我們分析較透徹、準備較充分的是“人性本善”;從8月27日晚抽籤決定正反方，到8月29日下午比賽，中間只有一天的間隔。“天時、地利、人和”似與我方無緣。最大的困難還在於：我方隊員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人性本惡”，例如，女辯手姜豐同學臨行之前說過：根據辯題所準備的幾套方案中最得心應手的是“人性本善”這一個。處於這樣的劣勢，我方不得不背水一戰。主帥俞老師、軍師王老師沉著冷靜。指導隊員反覆剖析辯題，先後三次調整方案，通過討論切磋幫助隊員在感性與理性的衝突之中向理性傾斜;同時，又以隊員感情認同，激發觀眾共鳴和說服評判團的需要，制定了決勝方案，即，在“人性本惡”的立場之下，區分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把“惡”界定為：本能與慾望的無限制擴張;把“善”界定為對本能與慾望的有理性的節制。強調後天教化的功能與重要性。表達“人性向善”的價值觀。這一方案使隊員們“順”了氣，投入了感情，整場辯論遊刃有餘，博得多次掌聲，杜維明教授代表評判團對復旦的表現給予極高的評價，我方以5∶0的絕對優勢奪魁。

　　正如上例所說明的，辯論賽是“理性的”，但絕非“純理性”的。說到底，辯論賽也是一種表演。沒有感情色彩的演出勢必蒼白、乏味。就像演戲，一個演員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其生活本色，感情自然，容易產生效果;扮演一個與本色反差較大的角色，甚至是反派人物，也同樣要求演員進入角色，塑造豐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只有理性對角色的接納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在感情上完全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想其所想，行其所行。辯論賽不僅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但感情的投入還得張弛得當。切忌情緒化!一般而言，自由辯論階段短兵相接、針鋒相對、輪番進攻，情感也進入白熱化狀態，較難控制感情，把握不當容易出現各種有損颱風的差錯，影響整場辯論的效果，功虧一簣。較好的處理應是：用理性制約“本色”感情，用理性激發“後天”情感，烘托立論的內涵與深度。

　　二、知識、智謀的較量

　　近來不少朋友包括不少從未看過辯論比賽的人對辯論賽的形式很感興趣，把復旦辯論隊看得很“神”：似乎隨時隨地，即使臨場命題抽籤，立即就能來一場精彩的辯論賽;有的還認為經過準備的辯論只是表演，完全沒有比賽的味道。這實在是太大的誤會。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親士》一場有欣賞價值、能給人以啟迪的辯論賽，一定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相當的理論深度，縝密的邏輯結構，翔實豐富的事實資料。這就要求辯論員具有廣博、完整、嚴謹的知識結構，對所涉及的學科領域有一定的廣度與深度的瞭解。因此，即使是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辯論員，也只有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才能登臺亮相，達到高屋建瓴、深入淺出、論辯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共有七場比賽，辯題涉及經濟、環境、現代化、衛星廣播電視、教育、人性、道德、安樂死、艾滋病……等諸多問題，可以想象其知識涵蓋面之寬。八支參賽隊雖都由清一色的炎黃子孫組成，但因為生活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宗教信仰、語言習慣差異極大;即使是同一學術領域中的專業用語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辯論員和辯論隊學習、瞭解掌握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的歷史、現狀、主要學派、代表性學者及其主要論點，時空跨度極大。真正做到“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通古博今，妙語連珠，談何容易!

　　我國現行的大學教育制度是以專業為基礎組織教學的學年學分制。近年來，市場經濟發展對教育有很大沖擊，確實改造了一批老學科，但越來越講“實用”和“實惠”，有些學校專業口徑越搞越窄，基礎知識的教學不斷被削弱，一些傳統的基礎課被削弱甚至被取消。學生知識面窄，也缺乏理論深度。許多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學生沒有學過“中國哲學史”，對西方主要哲學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學生對中西文化的瞭解幾乎達到“盲”的程度。即使少數涉獵面較寬的學生也不可能達到這種大賽對知識結構、文化積累的要求。

　　此次組隊參賽，經過層層篩選、專家面試確定了六名學生參加培訓，針對大賽的需要以及他們知識結構上的缺陷與不足，我們聘請了一批專家學者為他們開設講座;顧問、教練指導他們閱讀了大量教材、專著按需要分為精讀與泛讀兩類，查閱蒐集了大量資料。六名同學底子較好，悟性較高，又肯下苦功夫鑽研、博聞強記，不僅積累了知識，而且能夠融會貫通，恰當運用，基本到達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實踐中學會做學問。但是，就是這樣，如果要他們進行另一場比賽，也還得根據辯題的需要補充必要的知識，重複這樣一個學習、消化、積累的過程。如果說他們有什麼優勢的話，只不過就他們已有的基礎而言，這個過程可以比一般人短一些。

　　然而，辯論的知識準備又不完全等同於做學問。對所涉及的學術領域應區分輕重緩急：有的要學深、學透;有的只要提綱挈領知其要者;有的只需略知概貌。就拿我們參加的複賽為例。根據辯題“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分析，需要了解的學科領域大致有：哲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理論、管理科學、生命科學、心理學、醫學、系統科學……等等。其中有的學科在辯論賽中是選手必備的知識，如中西方哲學、倫理學、各個階段的醫學史等。就針對這一個辯題我們為學生開設了有關“基因學說”，艾滋病的病因、病理、發生、發展、傳播途徑、研究進展、解決難點、世界各國及國際上建立的有關組織、採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講座，隊員們蒐集了各種統計資料以及相關資料;同時還了解了醫學中有關傳染病，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內容;並以各地區、民族人民的習俗、生活方式、同性戀的心理、生理變異等等作為辯論中立論時的輔助材料。

　　通過對系統工程的瞭解，構建了“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以系統工程力解決途徑”的框架，提出了：“健康者不感染，感染者少發病，發病者晚死亡，死亡者家屬有保障”的治理、解決目標體系。正是這種前期的、充分的知識準備，使辯手在場上攻防有序，論辯達到一定的深度。“知有智，智有謀，力能任”。辯論比賽有如棋賽，需要有較高的發散非線性思維能力。棋賽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必輸無疑。高手可以走一步看幾步，大師能以一步棋看大半盤棋，棋聖則能達到窺一斑以見全豹的境界。自然，辯論之中決不能說到哪是哪，抓話不抓觀點。本方固然有一套策略，但在陳辭的展開之中，迅速調動自己的知識，達到“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無形”，儘快抓準對方的“底線”，摸清戰略、戰術，分析多種可能，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果斷修改本方戰術，這就是鬥智。比賽場上誰能超前一步，誰就能掌握主動，能保持主動權就能駕馭整場比賽。智謀就在於事先的謀略，臨場的機智與適時的應變。

　　三、意志的較量

　　辯論一開始就要先聲奪人、居高臨下，氣貫長虹，始終在氣勢上壓住對方。氣勢淵源於自信，靠意志支撐。成功的祕訣在於：不屈不撓，堅持到底。

　　兩隊爭辯有如兩軍對壘，賽場有如戰場：態勢瞬息萬變，機遇與陷阱同在。列夫·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曾對戰爭勝負的因素作過這樣的描述：“在戰爭中考慮得最周到的計劃沒有任何意義，一切決定於所遭遇的敵人那種出乎意料的運動方式——那是不能預見的——也決定於全部問題是怎樣處理的，由誰處理。”我不大同意他的第一句話，“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打無準備之仗誰人還有信心?然而即使在對局勢有整體把握的情況下，也難以預料可能出現的每一個變化。一個天才的指揮員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能趨利避害，抓住戰機;他的更偉大之處在於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善於捕捉稍縱即逝的轉機，盡全力，調動一切智慧，運用一切上量，抓住、利用機會，轉危為安，並不斷擴大戰果，最終戰勝敵人。正式上場比賽之前，辯論雙方都有在充分審題基礎上制訂的方案。對對手可能採取的戰略和戰術也作多方揣測。比賽時，若能照意圖按部就班地展開攻勢，誘使對方步入所設陷阱自然高明。實際上，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不能料事如神，即使是偉大的天才也如此，更何況凡夫俗子。比賽中誰都想出奇制勝，都在製造“殺手鐗”，隨時隨地想把對方置於“死”地。對付這樣複雜多變的激烈的競爭，辯論隊以及辯論隊員的信心與鬥志就成為能否進入最佳辯論狀態的關鍵所在了。只要有認真的審題，精心的準備，對隊友的完全信任，對知識能力的正確估計，就能產生充分的自信。一旦身處逆境，自信受到挑戰，這時只有靠堅強的意志，自己與自己搏鬥，戰勝自己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軟弱。

　　事實上，流水只有在碰到牴觸的地方，才能把它的活力激發。只要能穩定情緒，就能做到急難出智謀，臨危出巧計。兩軍對壘勇者勝。在與劍橋大學辯論隊對壘的一場比賽中，對方四位辯手是清一色的研究生三名博士，一名碩士，在構成層次上高我們一個數量級。辯論一開場其一辯選手陳詞結構嚴謹，理論紮實，論述條理清晰，氣勢猶如長虹，場上效果極佳。給我方來了一個下馬威，壓力很大。但隊員們沉著冷靜，硬是頂住了這股壓力。第一位辯手姜豐同學陳辭親切感人，邏輯層次——展開，表現出志在必奪的自信，不畏強手的意志，先聲奪人，先入為主，“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其他三位男辯手也表現不凡，整場辯論一氣呵成、精彩絕倫。自信靠培養，意志靠鍛鍊。訓練之中要有意識地讓隊員們經常處於逆境之中，讓他們在實踐中學會並掌握辯論中變被動為主動的技巧，有助於增強辯手的自信心與意志。

　　四、語言藝術的較量

　　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工具，也是人類交流、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新加坡廣播局自1986年起連續舉辦了三屆“亞洲大專辯論會”，今年我國中央電視臺與之聯手把辯論賽由亞洲擴大到國際範圍，發展為“國際大專辯論會”，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推廣華語”。

　　辯論賽所用的語言是華語，用普通話陳辭發言。所以華語既是辯論的工具，對華語掌握運用的水平又是評判的標準之一。悠悠五千年中華文明孕育了漢語，使之達到至善至美的藝術境界。漢語不僅有豐富的詞彙、靈活多變的語法結構;歷代積累的典故成語、詩詞、警句、諺語、箴言之豐富堪稱世界之最，使漢語在世界各種語言之中出類拔萃、魅力無窮。

　　語言作為一門藝術，包括外形與內涵兩大部分。就其外在表現而言，講究發音準確，吐字清晰，音色優美，音質醇厚，語速錯落有致，語調抑揚頓挫。一般南方人，尤其是海外華裔的後代，受日常用語的影響，不經專門的訓練已無法做到“字正腔圓”了。即使是北方人，包括“京片子”在內，也因各種方言土語，能說正宗普通話的人也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語言的優美，實在是一種莫大的遺憾。儘管吐字發音不那麼準確，但辯手的發言至少也要做到“口齒清楚”、“詞能達意”。否則辯論也就無法進展下去了。

　　在掌握語言方面應該解決的首先是語言的速率問題。辯論的語速不同於其他使用的場合。一般來說，朗誦的語速最慢，演講的語速快於論述性文章的播音。辯論賽規則中對每位辯手在陳辭中所用的時間，每個隊在自由辯論中所用的時間都有嚴格的限定。因此，有的辯手以加快語速作為一種策略，以求達到在有限的時間內包含最大的語言容量。誠然，辯論語速應該快於日常語言的語速，但應快而有當。如果快到像“掃機關槍”，讓人聽不清說些什麼，外觀上也顯得急躁，可謂“欲速則不達”。在咬文吐句清晰的前提下，採用什麼語速方才合適也要因人、因景而異。活潑熱情的選手語速可快一點，沉穩、理性的選手語速可慢一點;陳詞提問時、申訴要點、論據時論速可慢一點，關鍵字眼可一字一頓加以突出;反擊進攻時語速可快一點，以示鋒芒。

　　同一場辯論，就是同一個辯手，語速也應有變化，配上音調，達到抑揚頓挫的效果。對語調的把握要注意語音、語調、語速三者的協調統一。陳詞說理要慷慨激昂，以示立論基礎之紮實;反擊進攻要堅決有力，以示信心和力量;調侃幽默時語速、語調可以有大的起落變化，以演染氣氛，調動觀眾情緒。在把握不大、暫避對手鋒芒或不得不應對時，語速可快一點，語調要乾脆利落、吐字吐詞果斷，不能顯露出猶豫或無把握。男女辯手在語言的把握上應有明顯的差別。女選手柔而不軟，柔而有剛，男選手剛而不凶，既剛且韌;男選手必要時可咄咄逼人但不宜過多，多用“勢”，女選手宜親切，多用“情”;男選手在堅毅中見機智，詼諧調侃，但不能滑，女選手於恬靜之中藏機鋒，可略有幽默，不宜調侃。整場比賽剛柔相推，以生變化。這些對語言的外在把握，沒有豐富、紮實的內涵底蘊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必須做到言之有物，詞能達意，緊扣辯題，不講廢話。還要做到言而有序，所謂的序就是指要有邏輯層次，條理分明。辯論進展快，變化大，語言容量大，涉及概念資料多，評委，尤其是觀眾幾乎沒有時間“仔細想”，如果分段分點，有逐步深入的層次結構可以幫助評委與觀眾理解並記住論述要點。第三，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也就是所言所辯有根有據，順理成章，切勿把辯論變成詭辯。上述三個要求歸納起來，就是：遣詞造句要得當，言簡意賅。適當應用成語、詩詞、格言、警句，一個恰當的引用，常概括了許多句話表達的，甚至表達不清楚的意境。決賽之中，我方四辯蔣昌建同學引用了青年詩人顧城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作為結束，猶如雲層激發出雷電，把我方整場辯論昇華到極高的價值觀念境界，可謂氣勢磅礴。但是，辯論是理性的，語言的使用不同於抒情散文，形容詞不宜過多，更不能浮。正如莎士比亞所言：“充實的思想不在乎言語的富麗，只有乞兒才能夠計數他的傢俬”。

　　辯論語言要措詞得體，尚有許多忌諱。如得理時要講禮，發急時不能用挑釁性詞言，更不允許人身攻擊等等。智慧與智慧的碰撞迸濺出火花，幽默是其中最絢麗的火花，它給辯論增色，給人以愉悅和啟迪。幽默不同於逗笑，更不是譁眾取寵。幽默是機智的自然流露，所用比喻緊扣辯論中心，觀眾或聽眾熟悉，而且極富哲理，耐人尋味。此次大賽中我方三辯嚴嘉同學在這方面有上乘的表演。如在決賽的陳詞中講到“看暴力片、色情片，是從來沒有什麼公開的倡導與鼓勵，但為什麼總有那麼多人要趨之若鶩呢?”又如“按照對方辯友的這種邏輯，那麼教化是非常容易的，每個人都是‘心有靈犀不點通了’”。再如：“……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話，誰會拿起屠刀”等等。事實上，只有在賽場上掌握了主動權才能出幽默的效果。語言表達還有賴於辯論員的表情動作和儀表儀態。辯論員的場上形象取決於其氣質風度、思想、知識功底、語言表達能力，它們相輔相成，互為表裡。訓練有素的演員可以根據劇情表演的需要，設計適當的動作與表情，但一般人的動作表情是思想與語言的自然流露。我以為，辯論員在場上只要穩重、大方、機智、靈活，衣著得體，不必為辯詞專門設計什麼動作，形象效果也不會受太大影響。但表情動作不宜誇張，否則顯得不自然。對於那些有損於形象的姿態、語言習慣等等，應在訓練中及早加以糾正。辯論場上，評委與觀眾實際上只是聽眾，與辯手不能作語言上的交流。然而辯論是為說服評委與觀眾而展開的，思想的交流只能通過無聲的語言——眼神——來進行。所以辯論員要充分利用自己眼神的變化傳達意志與情感，也要通過對評委與觀眾的眼神、掌聲、議論之聲觀察，把握會場的氣氛與反應，及時調整自己的語言與表達，以期達到最佳效果。

　　五、整體配合的較量

　　辯論是一項團體比賽的專案，不僅要求辯論員個人的素質好、水平高，而且要求場上四個辯手組成一個統一的、和諧的、有機的整體。隊員間要相互提挈，相互配合，使整個隊達到最佳競技狀態。也只有在這種狀態下，辯手個人才能最充分地展露個人的才華。趣味相投的人未必能組成一支最好的辯論隊。由不同風格、不同性格特點、不同性別女隊員以一人為宜、不同年齡、不同經歷、不同專業特長的人組成的隊伍方能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相映成趣。不同個性特點的人，一般思維方式也有較大的差異;語言習慣，學術觀點也不盡相同，可以互補。但要能擰成一股繩就得有前提：相互尊重、取長補短、求同存異。

　　對辯題有不同的分析與理解，是正常和積極的，也有助於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分析討論。教練的任務在於指導隊員在分析研究之中逐步統一認識，構建一致認同的“底線”，從而保證在統一認識的前提下統一步調。當然這種統一受各人理解的不同的影響，有可能並不十分牢固。這種在協同中的問題儘可能在預備階段早暴露、早發現，及時予以彌補。最壞情況是到了辯論現場，在對手攻擊擊中要害的時候方才顯露。此時若有人動搖，自行調節“底線”，勢必造成防守缺口，一旦對方集中“火力”猛攻，必然亂了陣腳，失去抵抗能力。事實上，作為一種“亡羊補牢”的規定是：在辯論場上，任何辯論員無權修改“底線”，即使出現不可彌補的矛盾也只能“死守”。

　　因為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重新協調整隊的立場。辯論場形勢說變就變，在快速應對之中不可能滴水不漏，出現口誤與差錯在所難免，此時隊員之間的諒解與配合尤顯重要，已經說出的話猶如潑出的水，再也無法收回，但卻可以設法補救。各辯陳詞有分有合，啟承轉合相互照應，形成一個完整的、多角度展開的全面方案。自由辯論最能檢驗一支隊伍整體配合的水平與技巧。突出個人搶發言，會使整體失調，削弱了戰鬥力，個人也無法施展才能。當然也不能推諉不前，顯得沒有鬥志。整體配合要達到完全默契的境界，事先可以有所設計，有所分工，如大致的發言次序，主攻手、輔攻手的分工等等，以避免搶發言或冷場的局面出現。

　　以上只從技術策略的角度談到整體配合的問題。實際上真正的默契只靠設計與規定是達不到的。隊員之間要同心協力，有共同的奮鬥目標。相互之間還要有深刻的瞭解，熟知各人的知識功底、思想方法、思維特點，習慣定勢……做到“心有靈犀一點通”。譬如，一個人發起進攻，其他人及時跟進;一旦重點轉移，整支隊伍及時調整，時時處處集中“最大火力”，發揮最大優勢。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評價復旦辯論隊具有“流動的整體意識”，大約指的就是這種境界吧!教練是整場辯論的導演與指揮。

　　因此，能否實現默契的配合，隊員能否理解教練意圖，尊重教練部署並自始至終貫徹好是至關重要的。當然對教練來說也要把握每個隊員的特點，知人善任。集訓以來，我們來自不同專業學科的教師和同學10人，朝夕相處，生活上互相關心，思想上不斷交流，推心置腹，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教師循循善誘，學生虛心學習，在思想上達到高度的默契，形成一個團結向上的，凝聚力極強的集體，這是創造“整體流動美”的基礎與前提。

　　六、 心理素質的較量

　　任何人的任何活動都與豐富多彩、生動複雜的心理活動密切相關。上面所論及的理性、情感、知識、智謀、語言、群體意識……無一不與辯論員臨場心理現象息息相關。這種臨場所表現的心理現象又是日積月累不斷磨鍊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辯論賽，尤其是大型國際比賽，實質上是心理素質的較量。心理素質主要包括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思維與意志等等方面。

　　就辯論心理素質而言最重要的是意志，其次是感覺。意志是指頑強的抗爭精神、臨危不懼的氣概、堅韌不拔的耐久力、實現目標的堅定信念。每個人的意志行為過程都以大腦皮層優勢興奮中心的存在為前提，表現為克服困難的行動過程，自覺地調節行動以實現預定的目標。它控制著隊員的情感、情緒，支配著辯論過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動。這就要求辯論隊員一進入辯論場立即進入興奮狀態，建立起“興奮中心”，並隨著辯論的深入逐步提高興奮度，使之在自由辯論時達到高潮。四辯選手不同於其他隊員，在總結陳詞階段其意志的表現要集全隊辯論之精華，達到頂點。就感覺而言，每位辯手以其素養為基礎不斷感知，積累反映辯論程序的各種資訊，充分調動運用自己的知識與智慧，正確預見行動後果，通過積極的思維、分析、推理採取最恰當的行動方案。辯論隊由一些具有鮮明個性特徵的隊員組成，每個人的個性在辯論中充分展示，能否相得益彰直接關係到辯論的成敗。

　　個性是每個人都具有的、穩定的、區別於他人的心理特徵，包括了智力、能力、氣質與性格四大方面，與各人的思想觀念、所屬的文化層次、具有的文化水平、達到的文化素養相關，在先天遺傳的基礎上，受後天社會環境的價值觀、個人所處地位、接受的教育、人際關係等影響逐步形成，並被社會或集體輿論所強化或削弱。人的個性是複雜的、立體的，在許多人身上可以同時存在幾種型別的個性特徵。在辯論取勝的目標下，在辯論隊這一特殊集體中，如何將個性各異的隊員組織在一起，達到優勢互補、整體最佳狀況，需要教練、老師和全體隊員的共同爭取。個性具有穩定性與可塑性兩大特點。穩定性是指個性中難以改變的特性，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吧;可塑性是指人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客觀環境、在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與閱歷的過程中，從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促使某些個性特徵的生成、強化或削弱、消失的可能性。這就是提倡對人的教化與改造，優秀品質可以靠後天培養的依據所在。又因為人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內趨力，促使其追求優勢，創造自我。辯論隊員在進入訓練之後，這種內趨力從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調動，從而根據比賽任務的需要，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態，抑制個性特徵中不利的部分，調動個性特徵中有利的部分，糾正不利的部分。教練在作訓練時根據“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的原則提高訓練效果。由於訓練目標明確具體，能夠充分激發隊員創造自我的意願，從而不斷激發隊員創造自我的意願，而強化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對個人的知覺、思維、學習行為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積極練、學習、消化、積累知識的過程與結果又進一步提高隊員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對行為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因辯論比賽是團體組隊進行的，個人自我意識的增強與激發應把握適當的度，過之將走向極端——突出自我。辯論隊員共處同一團體——辯論隊，必將在心理上產生一定的聯絡、發生相互影響。在賽場上可能因一個隊員的心理失衡影響到其他隊員的情緒;有時又可能因為一個隊員的精彩發言，振奮全隊的精神。團體存在的本身就會對隊員在心理上產生影響，其效果可以表現在知、性、意三個方面。

　　一個好的團體使隊員產生歸屬感，使之在情感上有依靠;對團體的認同感給個人的認識以知識和信念，團體的支援感給人以力量，使團體成員的個人活動得以堅持不懈。我校辯論隊此次能雄辯星島，連下三城，是因為我們教師和學生10人組成了一個融洽的集體。在這個集體中每個成員能準確地為自己定位，林尚立老師的顧全大局、全力以赴;候補隊員張謙的機智、聰穎，辯論技巧的獨家特點對獅城之勝有不可小覷的作用;候補隊員何小蘭積極主動，熱誠坦蕩無處不在，……正是這樣一個積極向上、團結和諧、追求至善至美的集體充實了我們每一個人。至今，我們還留戀這個像家一樣溼馨的團體，深深懷念為了共同目標艱苦磨練的日日夜夜。作為辯論隊，我們對心理干擾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認識與體會。

　　為了培養隊員抗心理干擾的能力，平時多作適當的訓練，使他們習慣於身處逆境的氣氛與壓力，產生心理上的免疫力。同時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抗干擾的辦法。對於對手，我們則應適當使用心理干擾的手段，展開心理攻勢，促使對手在這種進攻與干擾之下產生畏懼，這種畏懼心理一露端倪就緊追不捨，使之失去正常的心理控制，輕則貽誤戰機，重則喪失理智與信心，產生動搖。

　　例如，在與劍橋隊對壘時，我方在自由辯論的第一輪發言中就指出對方把李光耀說成總統的常識性錯誤，博得滿堂的笑聲與掌聲，迫使對方在以後的應對中不得不小心謹慎。又如，在對悉尼大學辯論隊的一場比賽中，我方二辯季翔同學突然向對方發問：“請問對方辯友，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麼?”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片刻之後亂編一個應付。又如與臺灣大學隊辯論時，四辯蔣昌建同學針對臺大三辯“荀子錯了”的說法，指出：“你說荀子錯了就錯了嗎?否則還要這麼多儒學家幹什麼?”……這些都很好地起到了心理干擾的作用。心理干擾大多表現為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七、 道德修養人格力量的較量古人云：“有德不敵。”又曰：“人之情，心服於德而不服於力。”此理與爭辯激烈的辯論賽也是相通的。辯論賽以其獨特的形式——脣槍舌劍的論辯，通過文化的碰撞，達到了解溝通，切磋技藝，共同提高的目的。

　　儘管有知、有智也有技，無德仍不能使人心悅誠服。我們深知到新加坡參賽的隊伍不僅代表了復旦大學，代表幾百萬中國大學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陸人民。五千年華夏文化的薰陶，知名學府的培養教育，改革開放的影響，豈能沒有出類拔萃的氣質、泱泱大國的風範?!我們從實踐中也深深地體會到要培養一支優秀的辯論隊伍首先要培養好的思想作風，要教會隊員“做人”，做一個大寫的、真正的人;要教會他們珍惜難能可貴的機會，懂得人生拼搏的意義，要學會平等待人、積極進取、一絲不苟、勝不驕、敗不餒……。老師們也深深懂得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作用，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王滬寧教授放棄、推遲了自己出國的安排，身為顧問，實際上他全身心投入訓練。俞吾金教授家住校外，每天提前到校，不管刮多大的風、下多大的雨，沒有遲到過一次，自行車胎壞了，從半路上推著車走到學校。林尚立老師推遲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正是這批優秀的教師，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染著每個辯論隊員。

　　教師們對學生的要求是嚴格的，為了糾正隊員們的某些不良習慣有的是細微未節的小事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隊員們有過委屈，有過不理解，有時還有點無所適從。但他們畢竟理解了，自覺了，在新加坡展示了高境界的精神風貌，得到輿論界的一致好評，他們從內心深處感激這段訓練生活。

　　再來談談尊重他人的問題。是否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是通過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反映的。語言與表情動作只不過是思維的外衣，與個人的思維方式、思維本質、思維特徵相聯絡，這一切又無不與個人的道德涵養、人格水準有關。在通常場合，人可以通過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語言與表現。辯論賽的形勢跌宕起伏，變化多端，一旦陷入困難境地，容易緊張;自由辯論階段，針鋒相對，你來我往，精神高度興奮。

　　在這兩種情況下意志與意識的作用相對減弱，容易受潛意識控制。所謂潛意識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沒有意識到的心理活動，是一種本能的衝動。這種本能的反應將直接地暴露一個人意識深處的各種印跡，一個格調低下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出口不遜，貶低對手，諷刺挖苦，甚至人身攻擊。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攻擊了他人的人格，實際也貶低了自身的人格。

　　在辯論場上自然也可能受到來自對方的侮辱，一個素有涵養的辯論員應以“犯而不校”的態度對待，切勿以牙還牙。如果對方多次“故意”，則要不卑不亢，作有理有節的回擊。一個人的道德涵養要完全達到這樣的境界是極不容易的，“滴水石穿”，牢固樹立尊重他人的觀念，從日常小事入手，修身養性，純潔靈魂，使思想情操、道德境界達到一個又一個的高度，不斷昇華則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