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農民養老問題前瞻性研究論文

　　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會給整個社會養老體系帶來沉重的壓力。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農民養老問題前瞻性研究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閱讀與參考：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農民養老問題前瞻性研究
 

　　時至今日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已廣受社會關注，其可能的發展形勢、影響以及應對之策也逐漸得到了廣泛的研究[1-3]。面對老齡化的嚴峻形勢，社會關注的最大問題莫過於養老。而這個問題在中國卻又存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城市層面的，另一個是農村層面的。

　　幾十年以來特別的發展模式使中國社會面臨嚴重的城鄉割裂，任何問題可能在農村與城市都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而恰恰，在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之下，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並且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但同時卻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這帶來了兩個問題，其一是致使農村社會普遍成為老人社會，其二是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農民工以後的著落在哪裡。

　　由此可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在農村確實較城市嚴峻且複雜。用更為專業一點的話來說即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狀況不僅呈現未富先老的特點，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倒置。未富先老使社會經濟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潛在負面影響，而城鄉倒置又使這一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況下對農民養老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問題真正出現之前做好充足的應對準備。

　　有鑑於此，本文將採用內部視角，從農村老年人口面臨的養老現實困境出發，並結合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將採用案例陳述的方式試圖儘可能全面地展示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可能遭遇的問題，因此在個案的選擇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於將這一問題可能的各個方面展示出來。本文只做問題的展示，並不探討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解決之策。

　　在結構上，本文將根據農村老年人口的特點將個案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有關當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關第二代農民工的案例，即隨年齡增大而可能成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時本研究所選個案的來源並不拘泥於一時一地，而是儘可能將自己調查或者公開出版物上出現的個案集合起來，這樣做的目的還是如前所述盡最大可能展示老齡化背景下農民養老問題的各個層面。
 

　　一、已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村老年人的養老

　　所謂留守老人，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空巢家庭的另一個稱謂罷了。只是空巢家庭這個概念的涵義更廣，任何一個核心家庭在子女長大成人後只要子女長期離家也就成為了一個空巢家庭。而所謂留守老人則不過是農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農村家庭的子女進入城市並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園。如果要下個定義的話，似乎可以這樣來界定：常年居住在戶籍所在地 、 年齡不低於60週歲的農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邊者。那麼這樣一個群體在養老方面會面臨哪些問題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莊稼漢

　　張老漢生於上世紀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漢家裡有3個兒子。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3個兒子相繼南下廣東打工，其中小兒子通過努力在2005年左右終於自己翻身成為老闆，在虎門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製鞋廠。鞋廠的收益相當不錯，張老漢的另外2個兒子也放棄了原來的工作而進入其三弟的鞋廠。但是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家境富裕、兒女孝順團結的家庭中，張老漢卻一直未放棄農業生產。雖然張老漢的3個兒子曾多次勸其父母放棄耕田轉而到城市去與他們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漢的強烈反對。***訪談時間：2012年7月***

　　通過案例1的描述其實可以看到：首先是農民的養老訴求較低。從單個個案得出的結論並沒有代表性，實際上，陳文娟[4]曾以規範的問卷調查方式對農村居民的養老意願進行過專門調查，並指出農村居民的養老預期總體並不樂觀，對養老問題的擔心較高。遺憾的是其調查主要是針對中年農民，缺乏對老年農民的調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中雖然養兒防老具有很強的正當性，但現實中年老一代對年輕一代的要求卻絕非不講人情。在多地農村的調查中筆者亦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很多農村的老人與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當中，其生活水準明顯低於子女。

　　但就是這樣的老人，對生活的滿意度並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維持正常的一般標準，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好。這樣，社會保障在制度設計上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農村老年人認同的標準低於社會認同的養老標準[5]。如此一來可能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度較低。筆者當然不認為既然農民本身的養老訴求較低就應該因此而設定較低的社會保障標準，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提高農民的養老意識。

　　其次，農民對作為財產的土地的認識是影響其養老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頗富的張老漢也一直不願意放棄種田。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早已為學界所認識，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該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有人因此而強調維持當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強調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礙了土地正常經濟功能的發揮。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農民“戀土”而不願離開土地，無非是因為心憂離開土地後生活沒有著落或者說“保障”，以至於不論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尋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難願意棄土離鄉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擔當社會保障的功能，不過就是因為與城市裡的“單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難說還有什麼可靠的依賴。這一點即便是國家大力推進農村醫療與社會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實際上，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即老年農民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觀念落後而出現不願意參與社會養老並且對自己的養老狀況也不甚在意，其實際反映的還是他們對子女有無真正穩定生活的擔憂。這種觀念或許顯得陳舊、保守甚至於在很多激進的人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是無論怎麼說，不可迴避的一個事實卻是如果不能從制度上解決農民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建立穩定事業以及獲得穩固財產的可能性，而僅僅是企圖將適用於城市居民的社保體系擴充套件到農村的話，這樣的做法可能並不討好。畢竟，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於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個穩定的事業基礎上。
 

　　二、即將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民的養老

　　留守老人是現階段已經進入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那麼比他們更小的一輩，即現階段年齡在50歲邊緣到60歲之間的農民***學界通稱的“第一代農民工”***則是可能很快就要成為“留守老人”的一代。據國家統計局釋出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14.3%，首次突破3600萬。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140萬人，佔比只有16%。儘管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4歲，50歲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為主要在工廠或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而言，進入50歲以後顯然意味著進入了一個體力衰退的高峰時期。那麼這個群體面對的又是什麼呢?

　　案例2：超齡務工者老謝等

　　59歲的謝國萬說，64歲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場大病還動了手術，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斷了家裡的生活來源。為此，他很糾結。謝國萬是開縣團鳳村人，36歲開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報記者已連續5年採訪了謝國萬，每年春節他都在糾結“走還是留”，但在吃完元宵節的湯圓後，他最終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廣州的客車。5年來，打工所得佔謝國萬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達90%，若停止打工的腳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養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愛人1000元/年的低保，兩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難以維持夫妻倆的生活。為此，年近六旬的他還是想著咬牙再賺幾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資。 ***《東方早報》2013年2月26日***

　　如果說對於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養老最大的障礙在於觀念問題的話，那麼對於這些50多歲的老農民或農民工而言則面臨的困難要多得多。他們一方面面臨自己事業的轉折，即到底是回農村還是留城市的兩難選擇;另一方面對於他們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問題可能仍遠未解決。對於這樣一個群體，如果連最低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事實上大多數確實沒有***則顯然有失社會公義，但如果說只要提高其養老標準，每個月多發點保險金就能解決其“保障”問題，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譚。

　　面對老齡化問題，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狀況。城市或許還真能像一些樂觀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城市化發展至少不會因為老年人口而面臨主要資源匱乏。相反，它們很可能會用一群活躍的或相對活躍的老年居民，能夠並且將為城市社會做出廣泛的貢獻而非依賴於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農民工的工作年齡即便再往後推延5年，在自身並無穩定事業又缺乏社會養老保險的情況下，要使他們在社會生活甚至於消費領域變得“活躍”或“相對活躍”怕也只能僅僅是一種美好的願望罷!
 

　　三、結論與討論

　　對於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發展趨勢，楊青哲在其博士論文中做過詳細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關於農村人口的相關資料做基礎，預測了未來40年***2010～2050***中國農村各時期總人口數、少年兒童人口數、勞動力年齡人口數、以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根據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總和生育率***2.3***進行推算，農村少年兒童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40年時間內將保持遞減趨勢，在 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超過1億，到 204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達到峰值，約為 1.5 億。40年鄉村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從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長了36.33 個百分點。這一變化趨勢必然導致社會撫養比的提高，楊青哲估計到2050年總撫養比將超過1。

　　很顯然，嚴重的老齡化會給整個社會養老體系帶來沉重的壓力。只有將自我養老***即依賴自身勞動收入的養老***、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方能緩解這種壓力。這自然意味著要加強農村社會養老體系的建設，推廣並發展現有的新農保制度，但圍繞老年人自身的勞動力再發揮及家庭養老支援在農村而言卻才是具有最終決定意義的問題，因為目前新農保制度的三大資金支柱乃是個人繳費、集體補助與政府補貼，在大多數農村地區集體補助所依賴的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而個人繳費情況也完全取決於家庭收入。而對於中國農民家庭而言，家庭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積累財富，可以說這才是農民養老的死結。

　　因此，要加強農民的社會保障，最有力的舉措還是在於持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並且同時進行金融制度與土地制度的創新使得農民的財富可以積累起來。實際上近些年來，國家越來越重視三農問題，並試圖進一步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構建城鄉經濟一體化的政策主張。然而這些問題實際上都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較為全面的解決，同時即便農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無法實現財富的積累，那麼老齡化趨勢下的養老問題仍將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