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記文言文翻譯及註釋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6日

  《墨池記》是北宋散文家曾鞏的代表作品。文章從記敘墨池遺蹟人手,緊密聯絡王羲之苦練書法的故事,著重闡明勤學苦練出才能的道理,勉勵人們刻苦學習,提高道德修養,這就使得這篇短文超出了記敘古蹟的範疇,成為一篇寓意深長的“勸學篇”。是如何呢?本文是小編整理的資料,僅供參考。

  墨池記文言文原文

  墨池記

  作者: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雲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墨池記文言文翻譯

  臨川郡城的東面,有塊緩緩高起的高地,靠近溪水,名叫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口低而深的長方形的池子,叫做王羲之墨池。這是荀伯子的《臨川記》所說的。王羲之曾經仰慕東漢書法家張芝,在此池邊練習書法,池水都被染黑了,這就是他的故跡。確實這樣嗎?當王羲之不肯勉強自己做官的時候,他曾遊遍越東各地,泛舟東海之上,在山水之間使自己心情愉快。難道當他逍遙遨遊盡情遊覽的時候,曾經在此地休息過嗎?王羲之的書法到了晚年才特別好,看來他所以能有這麼深的造詣,也是憑藉自己勤奮練習得到的,不是天才所致。但後世沒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莫非是他們所下的學習功夫不如王羲之吧。那麼學習下的功夫本來怎麼可以少呢!更何況對於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邊現在是撫州州學的校舍。教授王君害怕關於墨池的事蹟不顯著,就寫了“晉王右軍墨池”這六個大字懸掛在門前兩柱之間標明它,又對我說:“希望有篇敘記文章。”我推測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為愛好別人的長處,即使是一技之長也不肯讓它埋沒,因此就連他的遺蹟一併重視起來嗎?或者是想推廣王羲之臨池苦學的事蹟來勉勵這裡的學生嗎?人有一技之長,尚且使後代人尊崇到這般地步,更不用說有德才的人留下來的作風和思想會怎樣地影響到後世人呢!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

  墨池記文言文註釋

  ⑴本文是作者應撫州州學教授王盛之請而寫的一篇敘記。文章先由墨池的傳聞推出王羲之書法系由苦練造就的結論,然後引申到為學修身要靠後天勤奮深造的普遍道理。全文因小見大,語簡意深,多設問句,辭氣委婉,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文風。

  ⑵臨川:宋撫州臨川郡。即今江西撫州市。

  ⑶窪然:低陷的樣子。

  ⑷王羲之:字逸少,東晉著名書法家,世稱王右軍,後人號為“書聖”。

  ⑸荀伯子:南朝宋人,曾任臨川內史,有《臨川記》。《太平寰宇記》卷一一○載其記敘王羲之官臨川及墨池的事。

  ⑹張芝:字伯英,東漢著名書法家,善草書,人稱“草聖”。

  ⑺豈信然邪:難道是真的嗎?

  ⑻“方羲之”句:王羲之當時與王述齊名,羲之任會稽內史,朝廷又命王述為揚州刺史,會稽屬揚州,羲之恥位於王述下,便辭職隱居,誓不再仕。事見《晉書·王羲之傳》。

  ⑼極:窮盡。

  ⑽出滄海:泛舟東海。據《晉書·王羲之傳》載:“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

  徜徉***chángyáng常羊***肆恣:縱情遨遊。

  ⑿“羲之”句:王羲之的書法初不如同時庾翼、郗愔,晚年才臻於精妙之境。見《晉書·王羲之傳》。

  ⒀彼:指王羲之。

  ⒁州學舍:指撫州州府的學舍。

  ⒂教授:官名,主管學政和教育所屬生員。

  ⒃章:同“彰”顯著。

  ⒄楹:廳堂前部的柱子。揭之:標明。

  ⒅不以廢:不肯讓它埋沒。

  ⒆“而因”句:因而愛及到他的遺蹟嗎?

  ⒇仁人莊士:有道德修養、為人楷模的人。遺風餘思:留下來的風範,傳下來的思想

  ***21***以:憑著

  ***22***隱然:緩緩高起的樣子

  ***23***強:勉強

  ***24***尚:尊重,推崇

  ***25***被:施及 ,這裡指影響

  ***26***雖:即使。

  ***27***方以長:方而長,就是長方形

  ***28*** 莊士:莊重自持正直的人

  ***29***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

  墨池記寫作背景

  墨池在江西省臨川縣,相傳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洗筆硯處。相傳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在池邊習字,池水盡黑。曾鞏欽慕王羲之的盛名,於慶曆八年***1048***九月,專程來臨川憑弔墨池遺蹟。州學教授***官名***王盛請他為“晉王右軍墨池”作記,於是曾鞏根據王羲之的軼事,寫下了這篇著名散文《墨池記》。[1]

  墨池記作品賞析

  文學賞析

  《墨池記》是作者應撫州州學教授王盛之請而寫的,是作者的一篇流傳很廣的作品。文章從傳說中王羲之墨池遺蹟入筆,寥寥數語,就將墨池的地理位置及來歷,交代得清楚明白,饒有生趣。王盛題“晉王右軍墨池”六字,並盛情邀約曾鞏作記,就是為了藉助賢人名聲和遺蹟,來顯揚本土人文景觀,巨集揚本土文化意蘊。但是,曾鞏巧妙機智地借題發揮,撇下“墨池”之真假不著一言,而是重點論及王羲之本人,說明王羲之的成功取決於其後天的不懈努力,從而順理成章的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學習技藝尚且如此,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更應如此。[3]

  文章思想並無新穎之處;但文中所說“深造道德”“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等等,體現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統的思想。文章也體現了作者講求行文佈局,敘事條理清楚的特點。首段敘述墨池的處所、形狀和來歷,可謂簡而明。接著發為議論,先用揣測語氣含糊認可“故跡”,他略記墨池的處所、形狀以後,把筆鋒轉向探討王羲之成功的原因,從“羲之之書晚乃善”的事實,說明一種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並進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須努力。最後說明寫作緣由,並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學者”學習“仁人莊士”的寫作目的。談書法是“題中”之意,而談“道德”,談“仁人莊士之遺風”永垂後世,則屬“題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據理誨人,逐層深入,說理透闢而態度溫和,頗見長者開導後生的儒雅氣度。文章一面敘事,一面議論。借事立論,因小見大,言近旨遠,十分切題。文中用了不少設問句,而實際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話說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1]

  全文僅有三段,第一段的開頭,不求單刀直人,起筆扣題,而是著眼於整體,落墨於大處,表面上寫的全是新城,沒有一個字提到墨池,其實卻為我們粗線條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環境,就像電影中的一個“全景鏡頭”。接著,作者收攏視線,縮小範圍,由大及小,最後才突現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臨川記》雲也。”寫到這裡,題中“墨池”兩字方才正式寫出,又用“窪然而方以長”六個寧,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徵,讀者眼前頓時出現了墨池本身的“特寫鏡頭”。這裡應該提出的是:“曰王羲之之墨池者”這一判斷,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說出的,作者並不親自道破,寫法巧妙而富有情趣。傳說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臨川城東一處,此外還有多處,對於臨川墨池的傳說是否真實可靠,作者也僅僅是轉述苟伯子的《臨川記》的說法。之後用了“豈信然邪”這樣一個設問句:難道這是真的嗎?未加深論,這是作者寫法的又一巧妙之處。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從地理位置、外形特點、得名緣由三個方面,扼要介紹了臨川墨池的有關情況,給人留下了清晰的整體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構思精巧縝密,讀來引人人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八個寧,說明了王羲之平時學書的刻苦專一,“費盡精力”,這就為下文的即事立論,提供了論據,埋下了伏筆。[5]

  寫到這裡,文章似乎可以順勢發展,進人議論了。可是作者並不急於要發表議論,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進了一段回憶性的文字,追敘了王羲之的一段經歷。前四句通過王羲之不願為官而“極東方,出滄海”,到處遊覽的具體行動,刻畫出他厭惡渾濁官場,喜愛山水名勝,追求自在閒適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時又為引出“自休於此”作好準備;後兩句“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用設問推測的語氣,指出他曾到過臨川一帶,也就是間接解釋了臨川城東為什麼會留下墨池遺蹟的原因,補充說明了臨川墨池的來歷。[5]

  經過對墨池位置、形狀、來歷等的簡要介紹,完成層層鋪墊之後,作者由敘述轉到議論,從墨池遺蹟而生髮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闢論述:“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這幾句意思是:王羲之的書法到晚年才達到精妙絕倫的程度。這才能是勤學苦練得來的,決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傑出書法家,素有“書聖”美名。但據《晉書·王羲之傳》所載,他的書法起初不比同時的書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於精善,進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見到他用草書寫的一封信,不由得大為驚歎,認為可與“草聖”張芝爭勝。這裡所謂“羲之之書晚乃善”,指的就是這一歷史事實。作者緊緊抓住“晚乃善”三字,作為立論的重要依據,這就抓到了問題的根本,因而無須旁徵博引,多費筆墨,只用三言兩語,就順理成章地作出了“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確論斷,語氣委婉但又十分堅定。其論證之精警,文筆之簡潔,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為使文意進一步向縱深開闊,作者接著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後來的人沒有能趕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們在學習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夠嗎?這樣看來,在學習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況要在道德方面達到很高的成就呢?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點突出了一個“學”字。[5]

  然而作者寫作的最終目的,又並非是單純強調學習,在他看來,提高道德修養,尤其重要。於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學習尤不可廢。這裡的“豈其學不如彼邪?”和“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兩個疑問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語氣。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轉筆鋒,折回墨池本身,全文顯得風迴路轉,波瀾起伏。“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二句,是說現在這裡已經成為州學的校舍,這是補寫墨池的現狀,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學教授王盛索文的經過:“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粵曰:‘原有記”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顯著、為人周知。“王右軍”,王羲之曾經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所以史稱“王右軍”。“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舉,這裡引申為懸託。州學教授王盛擔心墨池來歷不能廣為人知,於是書寫了“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懸掛在楹柱之間,又對作者說,希望能寫一篇“記”。這幾句寫出了王盛對王羲之的表彰之意,還交代了《墨池記》的寫作緣起,文筆簡潔之極。在這以後,文章分作兩層,推究王盛這樣做的用心。第一層是:“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意思是說:我推測王君的心意,難道是由於他喜愛別人的長處,即使是一技之長,也不讓他埋沒不聞,因而連他的遺蹟也一併重視嗎?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層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廣王羲之的感人事蹟,來勉勵那些州學生嗎?這一層是結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勵求學者而發的。兩層意思全屬推測之詞,因而都沒有設問口氣,由此可見作者用筆精細,連微小之處也不輕易放過。“勉其學者”四字,一方面點出了王盛此舉的苦心,同時也是作者“記”的深意所在;再就結構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學豈可少”這一全文主旨的具體闡發。在推測王盛心意、點明寫作緣起的基礎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發表議論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風餘思”指流傳下來的好作風好品德。“被於來世”指影響到後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結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說破,而由讀者自己去體味,這就產生了意在言外、餘味無窮的藝術效果。以“仁人莊士”的“遺風餘思”必將長期流傳、產生深遠影響作結,這對當時的學子文人,具有強大的激勵作用,同時收到了深化主題的藝術功效。[5]

  曾鞏在文章中,重在“論”而不在“記”,這種寫法似乎遠離題目,遊離中心。然而,作者馬上將筆鋒一收,說王盛教授約自己作記,意圖可能就是要勸勉後學者應像王羲之一樣勤勉於學,不言放棄。這樣寫來不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發揮都成了題中之言,旨中之語了。前文一縱,此處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藝術構思題是何等圓潤,何等緊密。最後一筆,更是激勵後學者的勸勉之辭:人有一技之長,尚且會受到後人發自內心的尊敬,那麼,後人對品學兼優者會怎樣呢?其意不言而喻。[3]

  從題目來看,《墨池記》屬於記敘古蹟的那類“記”體散文,但是作者並未停留於對古蹟本身的煩瑣記敘,而是充分發揮其長於說理的藝術才能,緊緊圍繞墨池這一貫穿全文的中心線索,一面記敘,一面議論,夾敘夾議,以議為主,無論記敘議論,都能揮灑自如。記敘部分既描寫了新城的方位、地勢、環境,又敘說了墨池的來歷,還介紹了王羲之的生活經歷,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動別緻,脈絡分明。所有記敘文字,又只是作為引出議論的陪襯和發端。議論部分文筆精煉,邏輯性很強。例如,作者依據王羲之書法“晚乃善”的史實,只用一個“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說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筆藝,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於後世沒有趕超過王羲之,也不是由於缺乏天才,而是“其學不如彼”,即主觀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後的結論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學豈可少”上,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是刻苦學習的精神不能少。這樣作者只須三言兩語,便切中肯綮,收到點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經點明,隨即戛然而止,給人留下了思索的餘地。全文通過記敘、議論的交替出現,顯示出不斷起伏的層層波瀾,突出了勉人為學的鮮明主題,從而使得這篇“記”體散文,成為一篇文情並茂而又議論風生、結構謹嚴而又筆法活脫的優秀說理小品。[5]

  名家點評

  沈德潛評此文:“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八***[4]

  墨池記作者簡介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歷任太平州司法參軍,館閣校勘,集賢院校理,越州通判,濟州、福州知州,史館修撰等,最後官至中書舍人。在任校勘、校理時,曾整理、校勘《戰國策》《說苑》《新序》《列女傳》等古籍,對儲存古代文化遺產很有貢獻。他的政治態度比較保守,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時,他傾向於司馬光一邊。但他在各地做官時,能盡心為百姓做事,如救饑荒,治疾疫,抑豪強,減賦稅,平冤獄,深受百姓愛戴。[1]

  他是北宋著名散文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注重儒家道統,典重平實,不甚講求文采;但議論透闢,敘事條理清楚,俯仰如意,講究行文的法度和佈局,對後世有相當影響。著有《元豐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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