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的論文

　　迄今為止，人們不僅在過去長期存在爭議的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是否主張抗戰的問題上，已經很少歧異。下面，小編來為你介紹：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一寸山河一寸血",號召全民抗戰

　　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後的決策過程，在相當多研究抗日戰爭的論文論著中均有敘述和研究。圍繞著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事變後在和戰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以及事變後由北到南的軍事戰略的變動，海內外學者間也有過很多討論。迄今為止，人們不僅在過去長期存在爭議的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是否主張抗戰的問題上，已經很少歧異，而且除少數學者對蔣發動淞滬作戰的意圖和效果持否定懷疑態度外，多數學者還對蔣的這一決策給予了高度評價。

　　本文無意挑戰或商榷已有的任何觀點。在基本肯定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僅試圖較多地根據蔣介石相關日記的片斷，來嘗試重建事變發生後，蔣在瞬息萬變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局勢，以及紛至沓來、矛盾衝突的種種資訊與意見面前，如何於進退維谷之間，時而主和，時而主戰的尷尬場景。顯然，以往的研究較多地注意到的是蔣介石選擇和戰的結果，而非其過程。問題是，太過注意結果，人們很容易圍繞著事變發生後幾個月時間裡蔣的這樣或那樣的言論各持己見，卻忽視了事件、局勢變動以及受此影響的蔣介石認識過程的漸進性。而這種做法又勢必會因無視當時形勢乃至蔣所面臨選擇的極端複雜性，使我們的判斷容易簡單和武斷。因此，不論蔣經歷這一過程後最終走向抗戰給他和整個國家帶來的結果如何，作為一國統帥，在當時條件下絞盡腦汁、擔驚受怕，以至焦頭爛額的決策經歷，也許比他最終選擇了什麼，還更值得研究歷史者給予關注。

　　一、如意算盤：以進為退，區域性解決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於次日得到確報。對日本此次侵略行動的準確判斷，成為蔣決定和戰的關鍵之點。但是，經歷過1935年那場心驚肉跳的華北事變之後，平津地區發生過太多大大小小類似的衝突，蔣已多少有些見慣不怪，故一時間亦未感到特別緊張。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推測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在蔣看來，此一事變最為嚴重的後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機割佔華北，或以武力促成華北特殊國的建立。基於1936年蔣自己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最後關頭”一說所做的解釋 蔣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就“最後關頭”這一表述所做的解釋為：“從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所謂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斷不能容忍華北走上偽滿洲國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開始考慮要不要應戰的問題。問題是，“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注意到蔣信心滿滿地估計：日方此時“實無與我開戰之利也”，可推知蔣對應戰可能導致大戰的危險並無深切的認識。

　　日本這時駐屯華北的軍隊，僅為混成第四旅團6000人，而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這正是蔣估計日本當不至有計劃藉機對華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因為長期以來對導致中央軍勢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區的何梅協定感到不滿，蔣也正想利用這一機會使中央軍重回河北地區。因此，既是為表明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也是為中央軍重回河北製造理由，蔣在事變發生後，幾乎馬上就下令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及中央軍李仙洲的第二十一、關麟徵的第二十五等6個師的部隊動員並北上。

　　7月10、11兩日，蔣介石接連得到訊息稱，日本關東軍態度強硬，並已增兵關內;日本天皇亦從外地趕回東京，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計劃。對此，蔣仍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釁的目的在華北，而不在整個中國，增兵僅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蔣介石依舊堅持強硬態度，非進兵河北不可。當有傳言說宋哲元意欲妥協時，蔣當即電告宋稱：“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為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而得知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軍入冀，蔣更是怒不可遏，大發脾氣。

　　為宣示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在事變後不久即要求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宣告書。然而，和蔣介石的估計不同，外交部，乃至軍政各部的態度卻相當謹慎。他們研究甚久，均覺難以著筆。他們報告給蔣的理由是：“中央並非申明宣戰，仍須說明和平願望，而地方政府已與對方簽訂和平條件，中央尚不知底蘊，仍在調兵遣將，準備抗戰。是中央與地方太不連繫，故發表宣言，甚難措辭。”

　　蔣介石此時考慮問題的重點，仍不在和戰，而在乘此機會能使中國重新立於更主動的地位。因此，他對宋哲元的態度尤為不滿。但對於實際上處於割據地位，又有日本人蔘與其間的這種地方實力派人物，蔣除反覆去電勸阻其不要妥協外，也別無他法。因此，以中央政府的姿態表明立場，自居掌控一切之地位，在蔣看來十分重要。

　　7月16日，蔣介石召集專門會議，討論發表宣言的問題。對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響，蔣的估計是：倭寇一貫使用不戰而屈之伎倆，觀盧案發動已10日彼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可知其無意激戰。且即使倭寇準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倭王，或可轉危為安，是較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故他斷定：我表決心之宣言發表“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換言之，蔣介石的這篇談話稿，實際上並不是用來對自己人講的，倒是主要用來說給世人，尤其是說給日本人聽的。要讓日本人明白，真打起來，中國人是會拼命的，對日本不會有任何好處。

　　據此，蔣介石在7月17日擬定的廬山談話稿中聲稱：基於東北四省的經驗和塘沽協定後的教訓，我們已退無可退。“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是，“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廬山談話稿擬定後，各方意見紛紜。國民黨內以及國內各民眾團體態度激昂，紛紛主戰。軍政部與外交部會商結果，則一致表示慎重，強調絕交宣戰於中國不利。駐日武官則數電錶示，日本近衛首相決“謀和平”，並派有密使來華，請求切勿使事件擴大，演成大戰。正在英國爭取借款的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徑直電告蔣介石稱：“中日事件，如非確有相當把握，似宜從長考慮。以國際情形論，難望任何國家切實助我，在美與儒堂兄費盡脣舌，僅得美國口惠;英國態度則仍欲於不可能中求得調解人;俄則似不願單獨冒險出發，可知應付日本仍須以自身能力為標準也。”軍事中樞之眾多將領更反覆申言戰爭準備不及，稱：“現在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必在此最困苦關頭，能忍耐渡過。若日方真如其宣傳，確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由中央給予宋明軒***指宋哲元——引者***以妥協標準，使其便於商談。”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華大使及武官也先後發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隊。為此，就連蔣最為倚重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也力主“應謀和平”，並慫恿各部長從旁向蔣進言。軍令部長徐永昌在蔣從廬山回到南京當日即面告蔣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德國以強以戰而遭列強之壓迫，以忍以不戰而得今日之復興，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對於方方面面的意見，蔣介石自然不能不予考慮。但這時平津日軍雖然時有動作，卻因增援未到，尚未展開大規模進攻。因日軍始終不敢大舉侵略，因此蔣更信日本準備未足，非及時顯示強硬態度，以影響日本當局和戰心理不可。故蔣仍舊力排眾議，決定以“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為題，公開發表廬山談話稿。其丟擲談話稿的頭天晚上還信心十足地在日記裡寫道：“人人以為可危阻，不欲發，我則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