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第一份工作的故事
于丹 ,是一位中國當代知名文化女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院長,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著名電視策劃人,被譽為中國電視業的“軍師”。中共黨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共代表。
學會接受現狀,但是接受永遠不是消極、被動、唉聲嘆氣地去忍受,接受裡包含著一種行為價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業形勢很嚴峻,很多人都抱怨,怎麼我們就這麼倒黴趕上金融危機了?但你能改變現狀嗎?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要迅速地接受下來。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時候,有一些機遇已經被別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與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別
***,我就業了。在那一年,我們遇到一個新的政策,就是讓大學生下放。我們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分在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這跟我的專業非常對口,因為我當時是古典文學先秦兩漢方向畢業的碩士生。但是,我們是要下放鍛鍊的,我們的鍛鍊可不是說打起包來鍛鍊倆禮拜就回來的那種,我們是帶著戶口,下到藝術研究院下屬的印刷廠,這個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個叫柳村的地方。那時候如果大家鍛鍊得、表現得很好,可能就陸續回來,如果鍛鍊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陣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這是我的第一份職業。
我那時候經歷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從上小學到碩士畢業,這十幾年間,一個人在學校裡面風花雪月,浪漫得不著邊際,恨不得不吃不喝,光憑著吸風飲露吟詩,然後像林黛玉那樣埋埋花瓣日子就能過下去了。我那時候長髮披肩,每天腦子裡全是詩詞歌賦。我下到柳村,拎著一個塑料網兜,裡面放著臉盆,叮叮噹噹地走在一條土路上。那條土路很長,土路兩邊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狗,但也繞不開它們,因為旁邊是莊稼地,我就往裡走,那個狗不停地衝上來,嚇得我腿肚子轉筋,哇啦、哇啦一邊喊著一邊往裡走。走了一半,出來了我在柳村認識的第一個人,是一個叫張金鎖的農民,他看我,很不滿意地說:“喊什麼喊,看把狗給嚇得!”我有兩個反應,第一個反應是,我們讀的卡夫卡都白讀了,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個反應是說,我還行啊,我也能把狗嚇著,原來它也怕我,我還以為只有我怕它呢。我從那時候起不怕狗了。
進了柳村以後,住在長院上,四間小屋,我們九個,各個名牌高校分下來的碩士畢業生,四個男孩,五個女孩,大家天天住在這裡,開始在印刷廠幹活。這一干活,我們發現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見不著字,是純體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紙毛子,裁下來的廢紙邊,油墨滾子的油積多了之後讓我們咔嚓咔嚓。我們那時候幹活多認真啊,人家是簡單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們給人家滾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稜一稜,都成多稜體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們那樣笨讀書的人,說讓你們乾點活兒,把這圓的咔嚓成多稜體了,這不都報廢了嘛。後來我們女孩子乾的活兒叫“闖活兒”,就是那種銅版紙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後,再把它掄起來,就這樣一下我們手上就同時十幾條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帶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繭子了,我們這個手一下子血就下來了,但是這個活兒你得幹,而且我們肩膀沒有勁。那個活多重啊,天天那麼掄啊。
那是我真正讀的一個博士學位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現在認為,那是我真正讀的一個博士學位,我現在對那段歲月心懷感恩。我在那裡學到了三種東西,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迅速地接受現狀,建立自己的起點。
我今年老聽人家說,怎麼就我們這波倒黴孩子趕上金融危機了?我要說,我們之前好像也沒有這種要帶戶口下放的,我們也趕上了,你能改變現狀嗎?要迅速地接受下來。有你那樣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聲載道、到處追問的時間,有一些機遇已經被別人拿走了。所以學會接受現狀,但是接受永遠不是消極、被動、唉聲嘆氣地去忍受,接受裡包含著一種行為價值的建立。
到了那裡以後,我們就想建立什麼價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點的價值。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在車間幹著活,聽見有人給我們車間主任拿了一個書稿,說你們看誰能校對這個書稿,這些書稿的價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著急:誰能看懂醫古文呢?我說,宋主任,讓我看一眼行嗎?我是學先秦的啊,我翻開那個的時候,如見母語啊,我們多久沒有看見字了,在這裡看見古文了!我們一起分下去的有一個北大先秦碩士畢業的男孩子,姓馬,還有一個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們哥倆叫過來,說咱們三個能把這個活幹了!車間主任半信半疑地看著我們,給我們準了半天假。我們就在堆紙的小閣樓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來給人家了。這一下子,我們在那裡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樣了。
我現在想想,一個剛剛從大學裡出來、趾高氣昂的學生,到基層去和工人、農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兒,他會告訴你樸素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後來說的張金鎖跟他媳婦,兩個人天天跟我們聊天。我記得張金鎖24,他媳婦25,我們都是同齡人。那時候,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氣足多了,他媳婦天天拿著棒子麵做的這個那個,特別香,帶著我們一塊兒吃。我記得那時候工廠裡那麼多工人家裡的孩子,從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來找我們補習功課,我們開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對我們特別親切,我們的門沒有插銷,被子經常被大姐們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鬆鬆的給你抱回來。我們的自行車經常被大哥推走,我記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來,我都忘了自行車還要打氣,永遠有人給把氣打得足足的回來,永遠有人給擦車。我們是吃百家飯長大的,你給補功課的那些孩子,一會兒捧來一大碗粥,一會兒捧來新烙的餅,各式各樣的吃的,堆在那裡。
到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從這個生活裡面發現當下的樂趣。第一個階段是接受現實,建立價值。第二個階段,你不僅要有價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歡心。
既然你現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過得樂呵一點,我們既然在這裡,我們為什麼要咬牙切齒皺著眉頭在這裡呢?我們不能快樂地在這裡嗎?所以我們開始在那兒和大夥交朋友、玩兒,特別高興。我們用電爐子煎雞蛋。我們當時拎的是大磚頭的錄音機,聽崔健的搖滾,聽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吼1234567;我們那時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塊紅布。我們在那個地方,四間屋子,第一間,很擠,我們的男孩子很紳士,四個男孩子擠在第一間裡,三個女孩子住第二間,兩個女孩子住第三間,把一問騰出來做我們的圖書室。我們開始從家搬去大量的書,我們在那買了一本特大的檯曆,叫我們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兒的事寫在上面,日子變得快樂而且從容。大家知道要讀書,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種快樂。我們在那個地方體會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誼,因為我們走出了單純的校園,在那裡你們也會看到人性的爾虞我詐,當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們戶口的壞人,要整治我們,成天想著把我們這幾個女大學生調到他們辦公室去,我們都不想去。怎麼辦呢?採用最原始的辦法,在工人裡面認哥哥,讓哥哥們保護我們,我們就是不去,我們願意在車間裡乾重活。然後人家調令來了,我記得有一個獨眼龍,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猙獰的一個工人大哥,那個田大哥堵在門口,拍著胸脯說,我不信,我一個共產黨員保護不了幾個女娃娃。
這都是我們親歷的生活。我為什麼說在第二個階段我們真的非常快樂?因為其實我後來直到今天,我都很慚愧地說,我再也沒有一個完整的階段能夠和草根階層完成這樣一種水乳交融。那種時候,你覺得你是他中間的一員,你吃的喝的都是他們的,你受他們的保護和恩典,那種時候,你跟他們是完完全全一樣的人。如果你們說,這從上小學一直到碩士畢業,根本就沒有離開校園的,一下子給扔到村裡,這日子怎麼過呢?你去發現價值吧,不僅有價值,而且有快樂,而且有尊嚴。
第三個階段,就更高階一點,你說你日子也過好了,也挺樂呵了,我們還要做什麼呢?就去建立你自己個人心靈上那樣的一種真正帶有光芒的、屬於未來的那種個人的人格和品質。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東西。所以第三步是心靈價值系統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書是在柳村寫的,那時候沒有電腦,拿手寫。我們一幫同學寫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書,叫《東方閒情》,講的是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說下棋、賞畫、品茶、聽戲、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種東方人的玩賞。我寫的是那一章題目是《紅曲書上》,“曲書”就是地毯,紅曲書上是演崑曲的地方。時隔18年之後,我後來寫《遊園驚夢崑曲藝術之旅》,很多人都說你怎麼寫崑曲呢,我想說更早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寫這些東西了,那跟周圍的範圍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個心靈的空間。我那時候的日子是什麼樣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廠裡,我那時候頭髮厚厚的,長長的,盤起來,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幹活,幹得挺樂呵。後來不幹累的活了,都是技術活,挺高興。到下午五點來鍾,下班了,女工們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後,那麼厚的頭髮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時候,我就騎著我的二六的小女車,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騎。我們出村的地方有一個西瓜攤,五六毛錢就能買一個,把西瓜放在車筐裡,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裝,在村裡騎著,看的是炊煙、麥浪,聽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門大嗓門的農婦一起嬉笑的聲音。大概有半個多鐘頭,頭髮也半乾了,回到我的小屋裡,把西瓜一切兩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後坐下寫我的書稿。寫著寫著你聽長院上熱熱鬧鬧的人群,然後燈亮起來了,逐漸人都散去了。我寫到晚上十一二點,想關關燈,通通氣,放放風,把屋門開啟,燈全關上,拎著一把高背大木頭椅子。長院上就一盞路燈,我放到路燈的正中間,坐在那兒很悠遊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個小西瓜吃完,然後就可以回屋睡覺了。在後來的那段時光裡,我覺得我過得很田園,你可以在那裡可以寫書,你可以看到自己心裡的一種光芒。
我記得有一次回城裡辦事,然後再騎車回柳村的路上,那個早春,周圍還一片簫瑟,從新街口那條街上穿過去的時候,兩邊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攤子,煙熏火燎,早春的枝幹還沒有冒出綠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囂裡,我忽然聽到街邊的小音像店,傳出清亮高亢的男聲,我聽到—句歌詞“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那是1990年,那是羅大佑的《戀曲1990》剛剛在大陸發行,那時候沒有CD。只有盒帶,8塊錢一盒,我身上就10塊錢,我買了那盒盒帶,回來再推起自行車的時候,你抬頭看看天空,你會真的明白,什麼叫“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職業直接進入了藝術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裡看稿子,面對古籍也許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會很矯情、很脆弱,不堪一擊,我會陶醉在自己的風花雪月裡而憤世嫉俗,我會抱怨這個世界給我的還太少,還不公平。會少了什麼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經歷給我最好的東西是什麼?是讓我學會了平常心,讓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職、就業,還是人際交往,這個世界上不給你什麼都是應該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給你,就是情份。如果沒有這段日子,我可能會覺得得不到什麼都抱怨,得到什麼都是本份,如果那樣想的話,你就惟獨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覺得今年的就業難嗎?我跟大家說的就是我的就業,我的第一份工作,從***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個90年是在那裡度過的。這段日子我現在很懷念,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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