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散文精選三篇

　　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在尼采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但他成名則因為他的散文。下面是小編給大家精選的周國平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賞。

　　周國平散文精選一：尋求智慧的人生

　　在現代哲學家中，羅素是個精神出奇地健全平衡的人。他是邏輯經驗主義的開山鼻祖，卻不像別的分析哲學家那樣偏於學術的一隅，活得枯燥乏味。他喜歡沉思人生問題，卻又不像存在哲學家那樣陷於絕望的深淵，活得痛苦不堪。他的一生足以令人羨慕，可說應有盡有：一流的學問，卓越的社會活動和聲譽，豐富的愛情經歷，最後再加上長壽。命運居然選中這位現代邏輯宗師充當西方"性革命"的首席辯護人，讓他在大英帝國的保守法庭上經受了一番戲劇性的折磨，也算是一奇。科學理性與情慾衝動在他身上並行不悖，以致我的一位專門研究羅素的朋友揶揄地說：羅素精彩的哲學思想一定是在他五個情人的懷裡孕育的。

　　上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大哲內心多半充斥一種緊張的危機感，這原是時代危機的反映。羅素對這類哲人不抱好感，例如，對於尼采、弗洛伊德均有微詞。一個哲學家在病態的時代居然能保持心理平衡，我就不免要懷疑他的真誠。不過，羅素也許是個例外。

　　羅素對於時代的病患並不麻木，他知道現代西方人最大的病痛來自基督教信仰的崩潰，使終有一死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在無神的荒原上，現代神學家們憑弔著也呼喚著上帝的亡靈，存在哲學家們詛咒著也謳歌著人生的荒誕。但羅素一面堅定地宣告他不信上帝，一面卻並不因此墮入病態的悲觀或亢奮。他相信人生一切美好的東西不會因為其短暫性而失去價值。對於死亡，他"以-種堅忍的觀點，從容而又冷靜地去思考它，並不有意縮小它的重要性，相反地對於能超越它感到一種驕傲"。羅素極其珍視愛在人生中的價值。他所說的愛，不是柏拉圖式的抽象的愛，而是"以動物的活力與本能為基礎"的愛，尤其是性愛。不過，他主張愛要受理性調節。他的信念歸納在這句話裡："高尚的生活是受愛激勵並由知識導引的生活。"愛與知識，本能與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時他說，與所愛者相處靠本能，與所恨者相處靠理智。也許我們可以引申一句：對待歡樂靠本能，對待不幸靠理智。在性愛的問題上，羅素是現代西方最早提倡性自由的思想家之一，不過淺薄者對他的觀點頗多誤解。他固然主張婚姻、愛情、性三者可以相對分開，但是他對三者的評價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看來，第一，愛情高於單純的性行為，沒有愛的性行為是沒有價值的;第二，"經歷了多年考驗，而且又有許多深切感受的伴侶生活"高於一時的迷戀和鍾情，因為它包含著後者所不具有的豐富內容。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個正常的異性都是性行為的可能物件，但事實上必有選擇。我們在理論上可以假定每一箇中意的異性都是愛情的可能物件，但事實上必有捨棄。熱烈而持久的情侶之間有無數珍貴的共同記憶，使他們不肯輕易為了新的愛情冒險而將它們損害。

　　幾乎所有現代大哲都是現代文明的批判者，在這一點上羅素倒不是例外。他崇尚科學，但並不迷信科學。愛與科學，愛是第一位的。科學離開愛的目標，便只會使人盲目追求物質財富的增殖。羅素說，在現代世界中，愛的最危險的敵人是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急於在工作和財產上取得成功的貪慾。這種過分膨脹的"事業心"耗盡了人的活動力量，使現代城市居民的娛樂方式趨於消極的和團體的。像歷來一切賢哲一樣，他強調閒暇對於人生的重要性，為此他主張"開展一場引導青年無所事事的運動"，鼓勵人們欣賞非實用的知識如藝術、歷史、英雄傳記、哲學等等的美味。他相信，從"無用的"知識與無私的愛的結合中便能生出智慧。確實，在匆忙的現代生活的急流衝擊下，能夠恬然沉思和溫柔愛人的心靈愈來愈稀少了。如果說尼采式的敏感哲人曾對此發出振聾發聵的痛苦呼叫，那麼，羅素，作為這時代一個心理健康的哲人，我們又從他口中聽到了語重心長的明智規勸。但願這些聲音能啟發今日性靈猶存的青年去尋求一種智慧的人生。

　　周國平散文精選二：苦難的精神價值

　　維克多·弗蘭克是意義治療法的創立者，他的理論已成為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後維也納精神治療法的第三學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受盡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只是僥倖地活了下來。在《活出意義來》這本小書中，他回顧了當時的經歷。作為一名心理學家，他並非像一般受難者那樣流於控訴納粹的暴行，而是尤能細緻地捕捉和分析自己的內心體驗以及其他受難者的心理現象，許多章節讀來饒有趣味，為研究受難心理學提供了極為生動的材料。不過，我在這裡想著重談的是這本書的另一個精彩之處，便是對苦難的哲學思考。

　　對意義的尋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當這種需要找不到明確的指向時，人就會感到精神空虛，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空虛"。這種情形普遍地存在於當今西方的"富裕社會"。當這種需要有明確的指向卻不可能實現時，人就會有受挫之感，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挫折"。這種情形發生在人生的各種逆境或困境之中。

　　尋求生命意義有各種途徑，通常認為，歸結起來無非一是創造，以實現內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價值，二是體驗，藉愛情、友誼、沉思、對大自然和藝術的欣賞等美好經歷獲得心靈的愉悅。那麼，倘若一個人落入了某種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積極創造和正面體驗的可能，他的生命是否還有一種意義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般是靠希望活著的，即相信或至少說服自己相信厄運終將過去，然後又能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會有一種可以稱做絕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難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復有未來，不復有希望。這正是弗蘭克曾經陷入的境遇，因為對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戰俘來說，煤氣室和焚屍爐幾乎是不可逃脫的結局。我們還可以舉出絕症患者，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相關例子。如果苦難本身毫無價值，則一旦陷入此種境遇，我們就只好承認生活沒有任何意義了。第二，不論苦難是否暫時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難生活僅僅當作一種虛幻不實的生活，就會如弗蘭克所說忽略了苦難本身所提供的機會。他以獄中親歷指出，這種態度是使大多數俘虜喪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他們正因此而放棄了內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實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徹底成為苦難環境的犧牲品。

　　所以，在創造和體驗之外，有必要為生命意義的尋求指出第三種途徑，即肯定苦難本身在人生中的意義。一切宗教都很重視苦難的價值，但認為這種價值僅在於引人出世，通過受苦，人得以救贖原罪，進入天國***基督教***，或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佛教***。與它們不同，弗蘭克的思路屬於古希臘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場上來發現苦難的意義的。他指出，即使處在最惡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擁有一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選擇承受苦難的方式。一個人不放棄他的這種"最後的內在自由"，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種方式本身就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只是一種個人品質，而且是整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證明了這種尊嚴比任何苦難更有力，是世間任何力量不能將它剝奪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受難者如同偉大的創造者一樣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出了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

　　我無意頌揚苦難。如果允許選擇，我寧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創造和享受。但是，我贊同弗蘭克的見解，相信苦難的確是人生的必含內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確提供了一種機會。人性的某些特質，惟有藉此機會才能得到考驗和提高。一個人通過承受苦難而獲得的精神價值是一筆特殊的財富，由於它來之不易，就決不會輕易喪失。而且我相信，當他帶著這筆財富繼續生活時，他的創造和體驗都會有一種更加深刻的底蘊。

　　周國平散文精選三：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明顯事實。這個事實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一個人並不需要有多麼敏銳的心靈，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現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個精神目標，既無傳統的支援，又無理想的引導。尤其可悲的是，人們甚至喪失了對信仰問題的起碼認真態度，對之施以鬨笑，以無信仰自誇。二、情感生活的縮減。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與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識擴張導致人與人之間真情淡薄。情感體驗失去個性和實質，蛻化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詞和禮品卡語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訴諸官能的大眾消費文化氾濫，訴諸心靈的嚴肅文化陷入困境。娛樂性傳播媒介冒充為文化主流，絕無文化素養的記者和明星冒充為文化主角，幾有席捲天下之勢。

　　毫無疑問，對於這種平庸化現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的。不過，其中又有區別。據我觀察，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人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拯救天下為己任，他們的反應又因性情和觀念的差異而有區別。大抵而論，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憤怒，視這個世道為末世，對之發出正義的譴責乃至神聖的詛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尋回盛世，或者--審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預言某種末日審判。張承志是當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現為憂慮，視這個世道為亂世，試圖規劃出某種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復或營造他們心目中的治世。相當一批人文學者正在為此竭精殫慮，搖脣鼓舌。不論憤怒還是憂慮，救世是共同的立場，所以我把兩者歸作一個類別。

　　另一類人是比較個人化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他們沒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負，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獨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活動。他們對於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的精神平庸化過程同樣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類人那樣有切膚之痛，如坐鍼氈，為之寢食不安。由於他們更多地生活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於或超脫於他們所反感的那種外部變化了。他們的反應主要不是憤怒或憂慮，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近乎寬容的淡漠和蔑視。屬於這一類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於藝術的藝術家，真正迷於學術的學者，以及執著於人生和人類根本問題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這樣的人看來，末世論或亂世論似乎都有些危言聳聽，這個世道和別的世道沒有本質的不同，不過是一個俗世罷了。時代變遷，俗的表現形式相異，或官或商，無精神性則為一。所以，他們始終與俗世保持距離，而把精神上的獨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視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義上，他們的立場可歸結為自救。

　　當然，上述劃分只是相對的，畢竟可能有一些個人性和社會性皆很強的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場會發生重疊。我無意在這兩種立場之間評優劣，以我之見，真誠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寶貴的，我們之缺乏有感召力的傳道士和啟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頭於自己園地的耕耘者。不過，就目前而言，說句老實話，我實在聽厭了各種名目的文化討論，從這些熱鬧中只聽出了一種浮躁和空洞。無論是標榜為"新國學"的復古主張，還是以"後現代"名義裝飾現狀的學術拼貼，事實上都沒有提出切實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個人的一種功利慾望。至於種種關於"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嘆，透出的多是一種焦躁不安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寧願為自救的立場作一辯護，儘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論上的辯護的。

　　一個人立志從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的事業，應該是出於自身最內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範圍內幾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對於他來說，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與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間，他的價值取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困惑。張三不耐貧困，棄文經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無行，媚俗譁眾，成了大腕，這一切與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著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環境還允許***事實上允許***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於自救的人，他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心態是平靜的。那些面對浮躁世態而自己心態也失衡的人，他們也許救世心切也心誠，但同時我又很懷疑他們自己內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於如此惶惶不安。

　　在當今時代，最容易產生失落感的或許是一些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和濟世雄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想做民眾的思想領袖和精神導師，可是商業化大潮把他們沖刷到了社會的邊緣地帶，拋擲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他們是很難自甘寂寞的，因為他們恰好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舞臺才能發揮作用。我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脫離社會實踐，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精英或想當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說的智者是指那樣一種知識分子，他們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終不渝地思考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關注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們在寂寞中守護聖盃，使之不被洶湧的世俗潮流淹沒。我相信，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程序發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會有失落感的。領袖無民眾不成其領袖，導師無弟子不成其導師，可是，對於智者來說，只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天下無一人聽他，他仍然是一個智者。

　　我確實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領域內，自救是更為切實的救世之道。當今之世不像是一個能誕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時代，但這並不妨礙每一個熱愛精神文化事業的人在屬於自己的領域裡從事獨立的探索和創造。這樣的人多了，時代的精神文化水準自然會提高。遺憾的是，我們擁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喚者、精神吶喊者和文化討論者，少的是宗教、哲學、藝術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虛無主義者。透底地說，真正精神性的東西是完全獨立於時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於人類與大地的某種永恆關係之中。惟有從這個根源中才能生長出天才和精神傑作，他***它***們不屬於時代，而時代將跟隨他***它***們。當然，一個人是否天才，能否創造出精神傑作，這是無把握的，其實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與這個永恆源泉的聯絡，如果這樣，他就一定會懷有與羅曼·羅蘭同樣的信念："這裡無所謂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為它的光明從未消失，它只是熄隱了又在別處重新閃耀而已。"於是他就不會在任何世道下悲觀失望了，因為他知道，人類精神生活作為一個整體從未也決不會中斷，而他的看來似乎孤獨的精神旅程便屬於這個整體，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