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劉易斯拐點?

本講認為，運用劉易斯拐點理論時要結合中國的哪些國情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由兩類性質不同的部門即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或者說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特徵。以中國而論，所謂傳統經濟部門就是存在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系統，所謂現代經濟部門就是鴉片戰爭以後出現的現代工商業經濟系統。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大量“邊際投入效益為零”的勞動力即剩餘勞動力。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起來，必須由現代經濟部門吸收這些剩餘勞動力進行資本積累。

劉易斯進一步指出，只要傳統經濟部門還存在剩餘勞動力即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經濟部門就能夠以“生計工資”即僅能維持生存水平的勞動成本僱傭工人，而且，“生計工資”將一起維持到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的時點上。也就是說，在傳統農業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之前的很長的經濟發展階段內，“生計工資”機制都將從根本上制約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工資水平無法實質性提高，即使有提高，也只是對城市生活費用高於農村的補差，比如高出30%。在劉易斯看來，只要傳統農業部門還存在剩餘勞動力，亦即具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供求關係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就不起作用。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在嚴格的劉易斯語境中，是指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性的國家經濟發展到“生計工資”機制不起作用的那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傳統經濟部門剩餘勞動力已經被吸收完畢，供求關係決定勞動力價格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

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劉易斯創立的“生計工資”概念並不成立。

首先，由於一部分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量趨於減少，但傳統農業部門的總產量並不因此而減少，這樣，留在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平均產量必然增加。也就是說，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著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而相應提高，從而傳統經濟部門勞動者的“生計”即收入狀況得到改善，不會固定在現代經濟部門出現之前的水平上。而且，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的越多，即留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數越少，“生計”狀況改善的程度就越大。

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若想“生計工資”概念成立，必須補充一個假設，即傳統農業部門內部新增勞動力的數量與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數量相等。然而，一旦做出這一假設，也就等於假設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永無轉移完畢之日。顯然，劉易斯及其理論追隨者不敢追加這個假設條件。

其次，現代經濟部門從傳統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第一時刻起，就必然伴隨從傳統農業部門購買農產品(注：這裡假設現代經濟部門只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商業行為。這樣，傳統經濟部門就獲得了向現代經濟部門購買現代生活資料和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貨幣支付能力。現代生活資料(如鐘錶)直接改善傳統農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必然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提高，使傳統部門的總產出增加，從而在上述單純減少勞動力總量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高了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平均產量。

張五常教授在《佃農理論》一書中也早就指出過劉易斯認為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錯誤。

只要以上兩點無法否認，那麼，“生計工資”的概念就不可能成立。“生計工資”概念立不住，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當然就不能成立。“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價值在於闡述供求關係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臨界點。顯然，劉易斯在他的模型中設定這個臨界點是錯誤的。供求關係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從現代經濟部門紮根於傳統社會那一時刻起就會發生作用。劉易斯聲稱，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是“按照古典學派的傳統”建......

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

本文面世之時，未來五至十年的中國改革藍圖即將出臺。在中共十八大一年之後，公眾的改革預期再度達到新高點。

原因很多，不過，最有理由支持這種預期的是一個重要概念：“全面深化改革”——官方消息已經透露，此次三中全會，即將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全面改革方案》）。

黨的代表大會之後，以三中全會為未來改革制定方案，已成為執政黨過去35年的常規做法。但是，過往七次三中全會所推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例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十三屆三中全會推出《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後的十五、十六兩屆三中全會，分別為農村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及至十七大，市場改革的深化已經到新的階段，廣大公眾強烈期望執政黨能提出有全面變革意義的新方針，特別是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新突破。筆者曾撰文《中共十七大之公眾期待》，盡述此希冀，也廣獲認同。然而，其後關鍵性的三中全會所做出的仍是《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十八大是期望殷殷的時刻，全面改革不能等，不想等，但似乎又必須耐心等。從十八大召開到三中全會籌備，一年來公眾預期沉沉浮浮，雖知今年11月三中全會可能極為重大，但是，許多分析評論都認為，此次改革方案仍可能集中於經濟領域，至多在行政體制改革上有所作為，政治和其他領域的改革不會進入主議程。雖然最高領導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全面改革”，輿論大都做經濟體制改革之詮釋。

最近一個時期，決策層人士在不同場合頻繁提起全面改革的重要性。10月29日公佈三中全會召開時間，確定全會將通過《全面改革方案》，才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回，“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般口號和空話，《全面改革方案》即將出臺，“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真的要全面幹起來了！

何為“全面深化改革”？根據10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提法，它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等五個方面。其實，十七大報告有關“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已涵蓋五大議題，而十八大報告則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此次三中全會將對五大方面的改革制定行動綱領。

雖然還沒有看到此次《全面改革方案》的具體內容，但我們有理由期待，該方案將就全面改革做出重大布局，因改革的關聯纏繞，許多可能是交叉性部署；改革實施會有時序先後，但不會繞道而行。上述五方面，包括公眾極為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會進入改革議程。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底在一次政治局學習會上曾表示，“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每一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每一項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要更加註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形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合力。”深以為然。

全面深化改革，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必然選擇。中國選擇了漸進和迂迴的改革模式，改革從經濟突破“摸石頭過河”，其進程也必然較為漫長，而且呈先易後難的特點。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不付代價的社會轉型。中國在過往35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尤其是中共十四大將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經濟成就。但其他相關領域改革被動滯後，現有經濟發展方式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日漸顯露，經濟問題日益與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問題相纏繞，惟全面推進改革方能求得解決。

全面深化改......

幾年前，中科院曾預測“劉易斯拐點”將出現，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大批農民工被迫返鄉，“拐點”之說似乎不

D 試題分析：思維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人的思維能正確反映存在，①錯誤；中科院的預測是從我國實際出發做出的，具有客觀性，②正確；預測不能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只有實踐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③錯誤；對拐點的判斷說明客觀事物是複雜多變的，其本質的暴露和展現有一個過程，認識具有反覆性和無限性，④正確。該題選D。點評：該題以中科院的預測為材料，考查學生對多個內容的識記和理解，材料內容較為拗口，不容易理解，選項涉及的內容較難理解，該題難度較大。

如何理解在新常態下做實，做優的內涵

新常態需要新心態新作為

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中國經濟以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增長持續30多年，現在這種舊常態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了。GDP增長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不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

經濟增長速度由什麼因素決定？目前有許多人用消費、投資和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狀況來解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構成的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是可以用宏觀經濟

政策來加以調節的，因此，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擴需求”，“保增長”。十分明顯，人們在這裡運用的，其實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認為凱恩斯主

義的理論是正確的，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增長問題，也是一種誤用。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走勢，是由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

況決定的。因此，我們只能用產出總量由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生產函數”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勞動力的增加。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即大量新增勞動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社

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劉易斯拐點”（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發生逆轉）的出現，“人口紅利”會逐步縮減以至消失。這種情況現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第二個驅動因素是資本的增加，即投資。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經濟學家對投資拉動經濟造成的消極後果

做過許多分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就已指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貧困

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社會問題。多年來，我們主要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20世紀末期，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近

年來，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觀經濟的失衡。這集中表現為國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負債率）過高。如果繼

續用大量投資去拉動增長，就會進一步提高槓杆率，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三個驅動因素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在改革開放以後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場化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的

狀態，大量農村用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得到了相對高效的利用。第二，開放以後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很快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

水平差距，推動了效率提高。這些都使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率增加。但是，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變化。首先，不論是人口城市化還是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都在放緩。其次，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一般生產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這樣，用學習引進的方法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不那麼大了。哪怕

是引進外國技術，也要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這時，原有的體制缺陷就表現出來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本世紀初開始，效率提高對

於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

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都發生推力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就面臨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即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減退，如果找不到新動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無法超越。

以上分析說明，我們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根據理論分析和各國的歷史經驗，這個新動力集中到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靜的平常心態來對待GDP的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

怎樣理解全面二胎政策

你怎樣去理解“全面生育二胎政策”都是錯的。

因為沒有“全面二胎”政策，而只有“全面兩孩”的政策。

從單獨兩孩政策到全面兩孩政策的調整，主要繼於三方面原因：

一是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明顯減弱，育齡婦女數量逐步減少，特別是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下降較快。群眾生育意願發生轉變，少生優生成為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

二是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持續偏高。

三是家庭規模縮小，養老撫幼、互助互濟等傳統功能弱化。

因此，遵循人口發展規律，順應人民群眾期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有利於優化人口結構、保持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有利於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如何看待和理解當前我國經濟形勢和經濟新常態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有兩個新的基本特徵很明顯。一是，我國經濟發展從多年來保持的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這是由國內外經濟發展背景和環境決定的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結果，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根據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統計，二戰後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長的經濟體只有不到10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小國，而其餘經濟體在經歷過20年的發展後均開始減速，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大幅減速。可見，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這一變化，不是短期的波動，是趨勢性的。二是，我國經濟結構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2013年第三產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提高到46.1%，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2014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這一變化，說明我國正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邁進。在這一發展階段，製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在下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在上升。當前，我國製造業中，一般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但裝備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工業平均增速，就是這一趨勢性變化的具體體現。經濟結構這一趨勢性變化，在短期內雖然降低了經濟增速，但由於一般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存在，CPI相對穩定。在處於工業化後期的歐美國家，其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75%，因此，我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由此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一般製造業過剩導致吸納勞動力能力下降和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的情況下，為保持就業平穩增長趨勢做出了貢獻。概言之，儘管經濟速度下降了，但經濟結構進一步改善，同時物價和就業形勢穩定，經濟增速下降仍然處於合理區間。對此，我們可以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不必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把經濟高速增長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脫離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趨勢而採用強刺激政策維持過去的高增長率，而是著力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