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供給側改革的原因?
為什麼要著力推動供給側改革
一、著力推動供給側改革的原因：
1、從國際經濟大背景看。
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髮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於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產業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
2、從國內經濟面臨的局勢看。
從國內看，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二、進行供給側改革的措施：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什麼是供給側改革？為什麼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一、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二、改革目的（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2、產業政策要準，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瞭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佔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閒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髮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
為什麼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天涯論壇
供給側改革實在是要將供給的結構進行調節，壓縮規模以增加有效需求。
原因如下：
首先：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產能過剩，特別是工業產能過剩的弊病，特別是鋼鐵產業，雖然都是好鋼，但是銷售嚴重下滑。這十年以來，隨著房地產的逐步發展，日漸蓬勃，國有企業很多該轉型的企業都得到了豐厚的利潤，從而導致國有企業過渡工業化，扎堆集中於第二產業，而對於第三產業，比如服務業、互聯網，物流業，則幾乎沒有涉足，所以就像一個人投資一樣，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裡面，導致了風險就變得十分大。可以說，國企過度重工業化，是嚴重的問題，將會演變成為危機。現在的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及時的調整國有企業的經營範圍，更多的向高科技，服務業，互聯網方面演變。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國有企業既要供給，也要整合。目前來看，對於這一點，各級主管部門要麼是因為體制機制原因，都沒有任何有效的措施。要麼是因為惰性和責任，都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國企的供給側改革無疑是痛苦的，對於殭屍企業，要逐步解散破產重組。對於負債的企業，要及時成立戰略諮詢委員會，該換領導班子的就換領導班子，特別是要注意讓基層幹部，工人和中層幹部成立企業監事會（要實行換屆選舉），來監督企業戰略的實行。現在很多國有企業，管理者失去嚴密內控，導致企業最終走向不可持續的破產局面。鼓勵業績良好的國有企業兼併重組業績不佳甚至負債累累的國有企業。在這個上面，要及時控制。
其次，民營企業部分大多都是偏向於生活服務業，主要集中在輕工，代理，奢侈品，互聯網方面。在有效整合需求的同時，存在零散，混亂的問題。但是，相比於國企，這已經是比較小的問題了。
再次，政府財政收入的改革，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稅收，而國企上繳的利潤已經十分微小了。財政收入是國家機器運行的基本養料，它的供給是一個關乎全局的問題，要小政府還是大政府？這是供給的另一側的根本問題，對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以後，地方政府在企業營業稅，消費稅，甚至增值稅上，要有更大的話語權，這樣才能夠很好的轉移地方的幹勁兒，藉以創造新的企業發展格局，結束土地財政的非理性衝動。
然後，是要改善融資環境，資金是供給的一個方面，現在的銀行，仍然沒有克服那種偏好貸給大企業，國有企業的毛病，雖然支持小微企業的口號喊了好幾年，但是，真正付諸實踐的仍然微不足道，如何改善這種局面，也要實行供給側改革才行。具體的措施就是要大力發展民營銀行，規範和支持互聯網金融。
再次，房地產去庫存化也是一個問題。現在的房地產庫存嚴重超量，不僅要通過適度降價促銷，政策支持，還要鼓勵房地產企業相關的創新，比如租賃，融資租賃，地產銀行等形式。爭取每年消化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庫存。在這個過程中，融資，抵押，都要創新模式。不能夠把所有的風險都集中到一個籃子裡面。明年的政策就是積極去庫存，降價不能一直降，個人覺得，要漲跌相間。才能夠有力支撐這種政策的實行。
最後，城鎮化是需求發展的基本。
從經濟生活分析供給側改革的原因措施意義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規律是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進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按市場規律辦事。 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穩定物價，促進就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進行供給側改革，有利於完善科學宏觀調控，在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促進供給側，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 生產決定消費，實現供給側改革，有利於更好地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 科學發展觀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調整產業結構為突破口。
供給側改革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國以往通過擴大內需（生產和消費需求），也就是通過需求側改革來拉動經濟增長。所謂供給側改革是與需求側改革相對應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是對生產供給進行改革”，調整產業結構，減少和淘汰落後產能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新興高科技行業，增加有效供給，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平衡。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何意義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佈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瞭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瞭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什麼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裡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儘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佔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佔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儘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鑑，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
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為什麼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所得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
廣義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側”（supply-side）因素或供給側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信息化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等。
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製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編者:2015年11月2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等詞很快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那麼，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有何理論依據？如何避免推進中的誤區？本文作者對此進行了解析。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本文並不嚴格區分以上四者，下面主要使用供給側改革這個詞。
供給、需求乃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建立在這些概念基礎之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組成。狹義供給是指生產者在某一時期某價格水平上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商品或勞務；廣義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側”（supply-side）因素或供給側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信息化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等。
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其中，產業結構問題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區域結構問題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佈不合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要素投入結構問題表現在資源能源、勞動力、資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排放結構問題表現在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比重偏高；經濟增長動力結......
如何提高供給側改革的執行效率
“國有企業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養老制度改革和醫療衛生制度改革等，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通過這些改革，多點突破消除‘供給側’的體制性障礙。”李佐軍認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屬於供給管理，是未來工作的一個重點層面。同時，還應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產業政策要準、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託底的思路，通過這五個方面來解決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問題。
加強創新能力，特別是企業的創新能力至關重要。應當以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創新增加新供給。他認為，還應合理降低企業成本，給企業減負，讓企業輕裝上陣，健康有序地發展，以實現實體經濟順利有序的轉型。同時簡政放權，為企業營造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並且最大限度發揮民營資本的作用。
供給側改革過程中還應警惕改革帶來的陣痛，未雨綢繆做好防範工作。湯鐸鐸認為，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對債務問題要有心理預期，未來債務可能還會擴大，特別是對地方融資平臺及“殭屍”企業的債務要有充分的警惕並做好防範。二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做好收入分配工作。
“殭屍”企業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應當循序漸進地關停並轉，儘可能購併重組。同時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加強對下崗員工就業再培訓，消除不利影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關鍵藥方，對突破我國發展的“歷史關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是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的長效手段。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量和制度變量，二者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可能使發展不可持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下，宏觀調控可以更多采取市場和經濟手段，儘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舉措。如果說確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十三五”規劃的最重要主線，那麼深化改革，特別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的另一條主線。“十三五”規劃建議並不是單獨講改革，而是把改革貫穿於五大發展理念中，改革是為發展服務的。發展難題的形成和解決，最大制約因素是體制機制障礙。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一些人把大量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這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其中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的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的供給體制問題。推進市場化改革，不僅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加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還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第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人均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結構轉型升級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
第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促進中國向法治國家轉變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要靠法治來鞏固，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範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治，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