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對企業的意義?

為什麼說簡政放權對全面深化改革有特別意義

縱覽全球，不僅諸多國家行進在大刀闊斧地改革調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國際組織也處於擇機而動地改革調整計劃中。事實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國，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緊要關頭。因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紅利都源於改革開放這一根本動力，如果沒有後續改革的不斷跟進，紅利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喪失殆盡。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是深化改革成為不可逆轉、不可停步的一條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正道，二是對於興於改革、成於改革的我國來說，什麼都不要養成路徑依賴，但唯有改革促發展這條路徑，必須永遠依賴。因此，改革甚至應當是我們的總路徑、總依賴。那麼，今日中國深化改革的總開關和牛鼻子是什麼呢？四個字：簡政放權。因此，必須自上而下地做好簡政放權的頂層設計，既贏得改革時空主動權，又獲得人民群眾廣泛支持。

簡政放權：是什麼和為什麼

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那麼簡政放權就是這個核心的核心。而且，簡政放權應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關鍵。從字面上理解，簡政放權就是指精簡政府機構及人員、下放權力於社會和市場。

第一個問題，簡什麼政、放什麼權？說白了，就是政府必須精簡機構部門、下放由此派生出來的巨大權力。一般而言，機構和權力是相互孽生的，機構派生助長權力、權力做實擴張機構。這就意味著，雖然一方面，簡政放權必須雙管齊下，否則缺一而不可為繼。但是另一方面，機構為外在形式、權力才是實質內容，因而放權比簡政更重要、也更困難。唯有放權，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關於權力，有兩句傳播極廣的話，“官僚主義有自我膨脹的天性”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含義十分深刻。有兩點必須強調，一是說明權力的自我約束是十分困難的，二是說明唯其困難更需迎難而上。因此，權力之道，一是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二是放回社會手掌中。具體來說，所謂放權就是減少對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的佔有權、控制權、審批權、決策權和分配權等，把相關的權力及其利益放還給企業、社會和市場。只作下述一個假設，就足見其意義之巨。如果真的放權到政府“無租被尋”的話，還會發生權力尋租腐敗嗎？理論上說，不會發生。可見，現在一些企業之所以熱衷“傍政府”、“搞定政府”，箇中玄機無非就是衝著政府權力而已。反過來，那些拼命攬權不放的，遲早是自掘墳墓、葬身在權力這把雙刃利劍之下。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簡政放權？一句話，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資源，而這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經濟學，簡單說就是研究有限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門科學。從斯密的市場“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的政府“看得見的手”，人類調節經濟或者配置資源就有了兩個可供選擇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選擇惹的禍，市場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佔上風。政府稍占上風也可能無大礙，但是政府一旦無節制地干預市場經濟，陷入無窮無盡、紛繁複雜、千變萬化的管理決策漩渦後，勢必瞎指揮、亂操控、窮折騰，無疑會給經濟生活的健康運行帶來極大危害，甚至讓整個國民經濟“攤上大事”。中外歷史上及現實中這方面的無數經驗教訓無不極其深刻慘痛地警示著這樣一條真理：唯有簡政並放權，才有生機與活力。

回顧這些年來的改革歷程，圍繞簡政放權這個中心，取得的成就無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還有更大的潛力與餘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過放權以剷除腐敗滋生土壤來極大地減少權力尋租、從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達到杜絕腐敗的目標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換個角度看，差距就是潛力、機遇與希望，因此簡政放權大有可為。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時困難無以復加。

因此，真......

政府簡政放權對企業意味著什麼？（經濟角度）

有了公平的環境，少了官僚的壓榨，多了市場的選擇，把握合理的機會。

政府應該如何實施“簡政放權”？簡政放權的意義在哪？

一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激發更多的創業激情和幹事激情；二是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實現資源優勝劣汰；三是減少審批關卡，必將有助於廉政制度推行。

簡政放權的意義何在? 10分

簡政放權這一觀念的提出和中國夢是不謀而合的，都是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人民群眾為目標，逐步建立起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最終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如此看來，簡政放權就是要求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從而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政效率和能力。這也體現了政府要轉變職能，增強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強人民對政府的認識度，促進社會的和諧，這也就是簡政放權的意義所在。

簡政放權的意義及作用 政治題目

簡政放權的目的或意義：

“簡政放權”是權力外放，是自我革命的開拓者。國務院前兩次召開常務會議， 共批准取消和下放133項行政審批事項。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簡政放權，這就是為了“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願望。”“簡政放權”是自我革命的開拓者，它能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它能更好地發揮地方的作用，激發內在活力；它能推動經濟轉型，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內需潛力、形成新動力。

“簡政放權”是強化管理，是保障民生的守護者。改革取消和下放權力是為了更有力地創新和強化社會管理，就是要編織一張覆蓋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把該管的管住管好，就是要加強和改善宏觀管理，優化行政管理流程，將好的管理措施用在民生大計上。“要切實加強市場監管，對食品、環境、安全生產等領域群眾高度關注、反映強烈的問題，把該管的管住管好。”“簡政放權”既是增強政府治理、建設現代政府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和權威性，更好服務人民群眾的有效保障。

政府推動簡政放權有什麼重要意義

目的是為了逐漸提高政府的效率。雖然政府的目標有很多，比如促進經濟增長、維護公平正義，但是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效率。沒有效率，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將大受影響。沒有效率，政府的管治能力也將備受質疑。

企業需要什麼樣的簡政放權

一、簡政放權加快推進，但與社會預期還有距離

過去一年來，國務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意味著國務院層面在兩年內將下放超過600項行政審批事項，佔1700項審批事項的三分之一。

對政府來說，削減一項行政事項似乎並沒有太多的影響，但對企業和社會來說，削減一項行政審批事項，表明交易成本的急劇下降，企業用於跑審批、跑蓋章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投入等將極大地下降。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不久的一次調研會上，有位企業家告訴我們，過去企業辦一項變更手續，至少要耗時半個月以上，而這次變更辦理，僅用了一天時間全部辦結，企業由此節省的直接成本超過90%。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對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來說，最受歡迎的，倒不是直接的資金、稅收等政策扶持，而是少一點行政審批，尤其是少一些前置審批。有的企業甚至認為，資金和稅收支持反而加大了不公平競爭，而減少行政審批一視同仁，這才是對企業最大的支持。

當然，從實踐也看到，由於傳統增長方式根深蒂固，推進行政審批改革與社會需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半個月之前的一次調研會上，有位企業家直指涉及企業項目審批的兩個職能部門，設置了互為前置的審批事項（即要審批A，需要以B通過為前置；而要審批B，則又需要以A通過為前置）。企業無可適從，一項業務辦了近八個月沒辦下來。說到情急之外，這位企業家甚至指出：如果一項業務在一個月內沒有審批下來，我就認為這個部門的辦事人員已經在暗示要我送禮。其言之切、其情之急，某些政府工作人員可能無法想像。客觀地說，這種現象並非孤案。

因此，在今年有望完成本屆政府簡政放權三分之一目標的基礎上，還需要加快簡政放權力度。按每年平均300項的速度推進，本屆政府任期內，完全有可能減少到三分之二以上。如果能夠實現這個目標，那社會資本的活力將會得到充分釋放的釋放。

二、簡政放權要與市場監管嚴格區分開

有人會詢問，簡政放權，是不是意味著政府管得越小越好？這判斷不完全對。尤其是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簡政放權是做減法，而市場監管是做加法。對政府來說，需要在加快簡政放權的進程中，加強市場監管體系建設。

一般來說，行政審批是行政機關事前把關的手段，市場監管是對市場經營活動進行約束限制的行為，二者在範圍、程度上有本質區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的監管主要是事中、事後的監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審批。對於前置性的審批儘可能做到越少越好，對於事中、事後的監管則需大大強化。而客觀地看，一些部門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合為一體的特點比較突出。例如：某些機構既有行政審批權，又有市場監管權。這種“誰審批誰監管”的體制不可避免形成以審批取代監管，重審批、輕監管的問題。這也是“九龍治水、各管一段”的矛盾問題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源所在。

然而，當前的很多市場監管部門，已經異化為類似審批部門。監管不是為了解決和發現問題，而是為了獲得企業的相應“公關”，成為撈取部門好處的一個途徑。在一次調研會上，有企業家就提出，為什麼消防檢查這麼頻繁？而且每次都是在十一半左右過來？其意圖不言而喻。企業家直言，如果真是為了幫助企業查找問題，企業並非不歡迎。但只求“公關”而流於形式的監管，還是少來的好。

那麼怎麼辦？出路在於需要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加快構建專業性、獨立性的監管體系。前置性的行政審批，儘量減少；而事中事後的市場監管，要真正做到位，不能流於形式，尤其不能為得到某些“公關”而檢查。同時，要建立市場監管的事......

為什麼說簡政放權在深改中有重要意義

“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定位與要求。一年來，中央政府先後取消下放行政審批近400項，向著“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的承諾堅實邁進。

簡政放權，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的關係，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情管好。通過簡政放權，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和創造力，政府不再管“管不了的事”和“不該管的事”。政府職能的轉變，從根本上講，是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助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定，這是在改革開放成功實踐的經驗積累上，對國家發展路徑做出的抉擇。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轉變了政府職能，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職能的轉變涉及方方面面，最根本的是放權，也就是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放權，不會一步到位，更不是撒手不管。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管理與市場的自發調節。政府管理的改變，要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也要保持一定的節奏。當前的簡政放權，正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做出的調整。

放權不代表政府職責的減少，相反責任更加重大，重點更加明確。按照要求，“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這就要求政府應重點加強三方面的職能。

一是加強市場規則制定。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政府要在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以及市場活動監管中，發揮主導作用。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偏差，政府的職責就是要及時糾偏，使市場按照正確的方向前進。

二是提高公共服務能力。養老、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公共服務，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哪一個問題解決不好，解決不到位，都可能影響經濟發展全局。提高公共服務能力，政府責無旁貸。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在提升質量上下功夫。

三是加強事中、事後監管。行政審批權的取消和下放，意味著市場的自由裁量權更大，政府的監管職責更重。職責的加重，體現在對市場的反應要更加靈敏，對市場行為的預判要更加準確，這對政府的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效率的提高，體現的不僅是能力，更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從這個角度來講，簡政放權是政府對自身的更高要求，也是從行動上支持全面深化改革。

為什麼說簡政放權 對全面深化改革 有特別意義

從什麼角度回答： 必修二政治生活 必修四哲學生活 從必修二的角度 就答政府職能 政府性質 ，必修四就是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促進作用。

簡政放權與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有什麼區別

簡政放權對於國有企業的發展，有重大意義：

第一，可以使國企更自由的採取不同的經營管理方式，更好的適應市場經濟大環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可以減輕國企負擔，使得國企輕裝上陣。因為國企承擔著龐大的繳稅義務，簡政可以降低國企稅賦負擔。

第三，國企內也可以通過簡政放權，簡化國企管理流程，使得國企的管理機構進一步扁平化，降低國企經營成本，讓國企的產品或勞務，更具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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