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經濟高速發展?
如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改革開放凡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即使是對中國再有成見的人，也都承認是鐵的事實。從世界經濟史看，中國這樣長時期的、持續的、快速的經濟發展，都是罕見的。據筆者看來，主要的原因是：一、中國的經濟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原因。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的稟賦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人口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資金、資源相對非常短缺。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處於農業社會和工業化的初始階段。這從當時的靜態來看確實是一個讓人失望的判斷，但對動態的經濟發展是個非常好的情況。因為巨大的人口基礎可以提供潛力巨大的社會需求，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可以有效吸引外來資金、資源的組合，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可以迅速地、有效地迅速提高社會供給。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經濟體的工業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階段的經濟發展速度都是最快的。釋義：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經濟就象是個七、八歲的孩子，雖然個子很小，但是能吃飯，精神頭足，只要營養跟得上，不要折騰他，長個子的速度比成年人會快得多。二、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原因。簡單地說，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是動員式的，高度中央集權，地方服從中央。毋庸置疑，這樣的體制機制會有很多的、嚴重的問題，但在工業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階段是非常有效的。中央制定基本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到地方能夠得到基本切實、有效的執行，在這過程中遇到的偏差、困難和問題也能夠基本及時地得到應對和處理。從這三十多年的歷史看，雖然個別時候出現反覆、錯誤，但推動經濟發展的總體路子還是大致對頭的。釋義：企業發展處於起飛階段時，其實集權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就象當前的福特，大小決策出於老福特一人，似乎不太符合管理學的原理，但是在很長階段內福特發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正如當前許多家族式的中國民營企業。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有利於快速制定正確的戰略，並擺脫各類掣肘和約束，有效地付諸實施。三、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原因。中國自唐宋以來，一個基本的國情就是人多飯少，生活不易。從民族文化和性格的角度，除了中國獨特的“士”這個階層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較為超脫的精神追求之外，多數普通中國人形成了務實、勤奮、節儉的特點。這個特點，非常有利於通過以追求和實現利益為導向，把多數中國人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釋義：文化其實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遠超多數人想象。筆者認為，美國與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在發展初期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口狀況、資源稟賦也差不多，可以說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後來之所以分化很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教文化主導和天主教文化主導的綜合影響。中國人的文化特徵，其實非常適合發展市場經濟。四、國際經濟發展階段和格局的原因。或許是對數百年來多災多難中國人的眷顧，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十多年國際環境也非常適合中國作為後起國家加快發展。首先，沒有對中國和平構成實質性阻礙和影響的戰爭或威脅。其次，主要發達國家當時都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向後工業化和發展現代服務業轉變，具有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動機和條件，而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低資源環境成本和迅速壯大的市場在承接轉移中具有強大優勢，並且中國的體制機制又成功地把這種優勢發揮了出來，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收益者，有力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五、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結構的原因。宏觀再有利，經濟的發展仍需要具體的微觀主體去推動。中國有兩個有利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從經濟學的眼光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企業化的特徵非常明顯，發展經濟、增加稅收的衝動很強，這雖然會造成很多問題，但客觀上有利於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完善市場化的環境，促進資本形成。二是國有企業。建國初期，中國建立的眾多的大小國企形成......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蹟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儘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
面對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如何實現中國夢
真正的中國夢是中國老百姓保持對共產黨的絕對忠誠! 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習總書記所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和重要執政理念，正式提出於2012年11月29日。習總書記把“中國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靠什麼來推動
gdp=c+i+g+nx 我國經濟高速發張主要是高投入，粗放的增長，也就是靠高投資拉動基本佔到50%左右對經濟的貢獻 消費政府購買和淨出口所佔比例很少。人們常說的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指的就是投資消費淨出口，而三駕馬車並不齊頭並進，國際慣例，消費應占到經濟總量的60%以上才正常。所以擴大內需也一直是我們經常提到的，調節gdp結構的對策。
經濟生活的知識分析應如何實現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新聞
從經濟生活角度看，
要堅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水平，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
更加註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怎樣實現經濟發展“新常態”
新常態特徵：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併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範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槓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係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總結：
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
現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經濟增速下降具有慣性，由此，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衝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對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那麼，在當前和未來5年左右的時段裡，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究竟應把握在什麼範圍呢？從現實國情出發，為了容易形成共識和容易在宏觀調控實踐中把握，一種選擇是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的預期目標為參照系。今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期目標為7.5%，可作為適度區間的下限。從實踐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降到7.5%，有進一步下滑的危險，宏觀調控就實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關於適度區間的上限，可從物價上漲率把握，也可從經濟增長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根據過去30多年的歷史數據計算，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8.93%；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5%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9.13%；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4%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9.32%。借鑑這一歷史數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的預期目標為3.5%，相對應的GDP增長率大體為9%。因此，可以把GDP增長率9%作為適度區間的上限。
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把握在7.5%—9%，表明我國經濟已從高速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其含義是：
第一，從世界範圍看，7.5%的經濟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然是較高的速度。
第二，從國內看，與過去30多年實際經濟增長趨勢曲線8%—12%區間相比，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個百分點，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個百分點。7.5%—9%的區間可稱為中高速增長區間。這體現了我們主動將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使經濟發展更加註重轉方式和調結構，更加註重提高質量和效益，更加註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更加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我國經濟增長剛剛從過去30多年經常衝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來，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居民個人等）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如果經濟增長率過快、過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不利於穩定市場預期。經濟增長先從高速轉入中高速，分階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
第四，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正在向縱深發展，國內市場和需求的迴旋餘地很大，加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推動，充分釋放改革紅利，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轉變政府職能，我們有條件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我國在經濟發展走什麼道路？如何實現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似乎正在跨入“黃金時代”。
在中國歷史上，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從來沒有這樣突飛猛進，從來沒有創造出這樣驚人的巨大財富。
在這些年代裡，國內的鋼、鐵、煤、機器、鐵路等成倍地猛增，可以列出一長串數字和增長率的百分比；可是，欺騙、搶劫、損人利己、道德淪喪、政治腐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如此等等，這一切誰又能統計得出增加了多少倍呢？
一場空前的全國性的投機活動愈演愈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各個地方，“投機牟利的流行病”，像瘟疫似的傳播蔓延，幾乎整個中國的空氣都散發著銅臭味。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帶來物質享受的滿足同時，它的陰暗面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市場化環境下，人（勞動力）和自然（土地、資源、環境）也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這極大的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留下了無數後遺症。最為明顯之一就是貧富分化。一方面，財富的巨大增長伴隨著史無前例的財富集中，富有而且影響力巨大的工業及金融有產階層開始出現。而另一方面，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自由工人”卻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而是已經淪為工資奴隸，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工作時間長、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終於，高昂的房價物價，極其低廉的工資阻擋了人民繼續消費，工廠生產出的東西沒有銷路，越來越多的工人失業，在建的樓盤都成了爛尾樓，整個國家經濟慢慢失去了活力。而資本家還在幻想著如過去三十年一般容易賺錢，拼命的壓低成本，更劣質的產品生產出來，豆腐渣工程充斥市場，企業老闆對外欺騙客戶，對內欺騙員工……企業利潤大部分沒有重新投入再生產，而是供資本家在歐美各國奢侈揮霍……
沒有前途的國家，沒有希望的民族……
如何實現高質量經濟增長
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在我們最求高速發展的30年裡，很多人只看到了經濟裡的金錢，而經濟是依靠方方面面才有恆久，這點人們忘了，也許記得的人看到他或許的金錢不如別人，這就導致人們只顧金錢，不管其他，，現在我們應該提倡又好又快的可持續發展
如何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既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戰略目標。當前，在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就業、通貨膨脹、自主創新、循環經濟等方面問題。
1.就業問題
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將就業問題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業或者說充分就業，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一目標，因為社會的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是改革的前提。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多處論述了就業問題，提出了“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戰略和方針。這表明我們黨對就業問題的高度重視。
講小康、講和諧、講安居樂業，都離不開就業。就業問題在我國顯得特別重要，這個問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已經出現了。當時大批的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回了城市，從生產建設兵團返回城市，失業非常嚴重，所以那時中央決定要解決失業問題。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當時的國家勞動總局開經濟學家座談會的時候，我在會上首先提出了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很好辦法。因為增加就業就要增加投資，但那時國家又沒有那麼多錢。而採用股份制的辦法擴大生產規模、擴大企業、興建企業，就可以容納很多人就業。中央採納了我的這個建議，所以1980年夏天開了全國勞動就業會議，股份制問題就被提出來了。以後，我們一直把充分就業看作是政府應該實行的目標。今天，我們講小康、講和諧、講安居樂業，都離不開就業。因此，就業問題是最重要的，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
解決就業問題，必須做到機會均等，進一步合理配置人力資源。在我國要解決就業問題，必須要做到機會的均等，讓大家都站在一條起跑線上。從就業問題就能聯想到教育問題的重要性，教育的不平等引起了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了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就引起了生活不平等以及下一代的不平等。所以，就業問題實際上跟教育問題是結合在一起的。另外，還要進一步合理地配置人力資源。合理地配置人力資源，就是要做到人盡其才，效率是在合理配置人力資源的基礎上提高的。合理配置人力資源，其中就包含了應該把就業問題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我國大體上有兩種失業:一種是“總量失業”(即經濟中沒有那麼多工作崗位)，一種是“結構性失業”(即人找事、事找人，兩者並存。為什麼這兩種情況會並存呢？主要是結構上的問題，失業者的技術水平達不到崗位的要求，崗位上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這就是結構性的失業)。針對這兩種不同的失業，我們就應該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總量失業”要靠經濟增長，因為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生活中假定崗位不夠，社會失業問題就會存在。“結構性失業”解決的辦法主要是靠職業培訓、再就業訓練，特別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學校，包括民辦學校。
把農村的勞動力引到經濟增長中。農村是我國多餘勞動力的一個大蓄水池。我國農村中存在著“隱蔽性失業”，什麼叫“隱蔽性失業”？就是表面上都是有工作的，但是實際上是人浮於事的。所以農村中的多餘勞動力處於隱蔽失業狀態，是一個蓄水池，只要是城裡容易找工作，出來的人就多，城裡工作不好找，相對出來的人就少一些。如果能夠把農村的勞動力引到今後經濟增長中，就能夠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潛力，這也是在解決就業問題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要糾正“減員增效”這個觀念。在談到我國就業問題時，有一個觀念要糾正——“減員增效”。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念，因為“減員增效”是一個微觀經濟問題，應該由企業來提出這個問題。政府就是一個任務，即實現社會成員的充分就業，儘量解決就業問題。其實，“減員”從宏觀上講是不增效的。為什麼呢？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