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教案是什麼?

天津教案的介紹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民眾為反抗天主教會在保教國（法國）武力的庇護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擾民眾，而被迫攻擊天主教教會機構而造成數十人被殺；此後教會動用武力威脅，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清政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天津教案是什麼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民眾攻擊法國教會機構而造成數十人被殺；而清政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起因

1870年春夏，天津地區發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事實上，嬰兒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嬰堂收留了許多本已奄 奄一息的嬰孩。這時，謠言在天津迅速流傳，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等。各種謠言越來越多，越傳越廣，信之者越來越多， 人們的憤怒越來越強烈。 　　在這種群情洶湧、險如炸藥 桶一點即爆的情勢下，本應息事寧人的清政府卻火上澆油。迷拐販賣兒童向來就有，恰在此時，抓獲了兩名名為張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據天津府的告示稱：“張 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前句是實，但重要的後半句卻寫入了並無實據的“風 聞”，政府文件中正式寫明瞭民間傳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會。

經過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望海樓天主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謝福音神父也已經與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由於官府正式肯定了原來的傳言， 有關傳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間捉拿之風陡盛。此時，天津百姓經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圍，憤怒地發表各種言論。就在這時，民眾又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 迷拐犯。經天津府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雖未經核實，但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確信其真，群情激昂， 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教民與普通民眾不僅口角相爭，而且拋磚毆打。 　　喧鬧驚動了離教堂不遠的 法國領事館。向來態度傲慢、不把中國民眾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領事豐大業（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帶人闖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到拒絕後，氣極敗壞的豐大業在返途中遇到靜海知縣劉傑，在劉與之辯論時，豐大業開槍向劉射擊，射死擋在前面的劉傑跟 丁。豐大業的開槍殺人行為自然激起天津民變。數百名憤怒的圍觀百姓當即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結果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賞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佈《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經過一番認真勘查，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 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醃製的洋蔥。 　　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

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

天津教案是曾國藩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的主張和行為與時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輿情的激烈攻訐。他最後的不到兩年的彌留歲月，是在訾議和病疾中捱過的。遲暮之感，生死之慮，每況愈下的國事，無時不在其心頭盤旋，以至“心膽俱裂”。在此一年之前，他還以“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入京陛見，接受直隸總督關防，並賜予在紫禁城裡騎馬的殊榮曠典，氣勢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羨，然而一年之後，竟謗怨交集，成為眾矢之的，幾落得身敗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榮枯無常，具有何等的戲劇性！ 天津教案作為一個嚴重的國難，不啻是曾國藩個人命運的最後一幕，對於整個民族來說，又是試金石。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政治集團基於不同的利益和認識均有不同的反應：舊有的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巨大的惰性力與新的合乎時潮的反省與抉擇互為交織碰撞，構成一幅19世紀中國在外力逼拶下產生新陳代謝遞嬗及矛盾的生動的社會生活畫卷。 津案於九月間正式議結，時曾國藩因請議的指責而調離直隸總督，回兩江總督原任，但議結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張光藻、劉傑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二、判處所謂“凶犯”20名死刑，充軍流放者29名。三、賠償及撫卹共計49萬7千餘銀兩。四、派崇厚為特使，前往法國“道歉”；並表示中國願與法國“實心和好”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言論及不信任，這些言論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不過，曾國藩批評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頑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論的士大夫。曾國藩指責他們“持攘夷之正論，蓄雪恥之患謀，又多未能審量彼己，統籌全局，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實累”這種批評是相當深刻的。事實上，正是這些放言高論的官紳們，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對舉辦近代化的事業以圖自強，一方卻又主張強硬的積極的外交政策。他們用傳統的觀念來理解近代的國際政治，以自殺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學語言來應付擁有堅船利炮的西洋列強，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看來，立國在於經典，不在技藝，以西洋為師，豈非自甘貶謫？許多人不知不覺地把國家也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以為在危難的時候，寧可自殺，不可對敵人有任何讓步，至於有條件的暫時的妥協，在其看來也無異於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他們以南宋之於金元，前明之於滿清的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來對付西洋列強。誠然，生命是大事，人能捨生取義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難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點便是什麼事都以一死塞責，其結果是國家自殺的目的固然達到了，而組成國家的人民勢不能個個自殺，從而演成歷史上無數的醜態和悲劇。以一已之性命為重，萬民之生死為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縱觀他們對於津案的批評言論，很少有主張用近代的軍械和技術來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從近代國際公法所謂主權及國際通商經濟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實質，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所謂心性之學、夷夏之辨上。馬克思說：“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蹟獲得解救，以為只要他們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敵人時就算打敗了敵人，總是對自己未來以及自己打算樹立而不過現在言之尚早的功跡信口吹噓，因而失去了一切對現實的感覺。”頑固派和清流黨就是這樣的弱者。他們的激情，只止於叫嚷，而提不出時勢所許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曾國藩由衷地感嘆：“洋務之棘手，在於人才之匱乏，人才之罕見，由於事理之不明” 個性與社會的衝突，志事與聲譽的相岐，是歷史永恆的命題。能從中體察出時代信息者，並不多見。曾國藩有關時局的過去與將來的檢討、反思和展望，是19世紀60年代後......

天津教案的案件背景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1870年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故證明，以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群眾已經無從分辨真假。

“天津教案”發生在哪年啊？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民眾攻擊法國教會機構而造成數十人被殺；而清供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建議參考《天津教案的真相及其社會心理分析》

天津教案的社會影響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與法國“實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燬。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曾國藩被痛罵，“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

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發生在下面哪一位擔任直隸總督的時期

1995年11月18日，全國第一次曾國藩學術研討會在湖南雙峰縣永豐鎮召開。來自國內20多個省市的學者，向大會提交論文60餘篇。學者們在論文裡，在發言中，提出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問題和見解。這次討論涉及的問題甚廣，可謂是對曾國藩的一次全面評價。本文擬就下面幾個問題進行綜述介紹。　　一，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　　中國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許多人眼裡被視為是相對立的，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學，它的特點是"重倫理，輕科學，重政術，輕生產，重傳統，輕創新，重保守，輕改革，也就是所謂重道輕器，重本輕末，重義輕得"。而中國的近代文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文化。它不是從中國的土壤裡孕育出來的，而是從國外移植過來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學與民主。嚴復曾經對中西文化進行過比較，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方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也有的說："中國文化的本質是聖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質是器物技藝。"中西文化無疑在本質上是對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國的土壤裡萌發生長，就必然具有中國特色。中國近代文化是通過西方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的對抗、鬥爭、調和、融會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國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對立的一面，也還有相通之處。處在這個文化轉型時期的歷史人物，多有通融兩種文化的品格。曾國藩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論者普遍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論者甚至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如果說，儒家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並有與之相應的三個代表人物的話，那麼早期為孔子，中期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國藩了。曾國藩確實繼承了中國以儒學的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次提交大會的許多論文都涉及這一點。曾國藩完全按照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綱五常"之道，認為"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他本身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執兩用中"，"持盈保泰"，"剛柔相濟"，"勤、儉、謹、信"的自我修養，其家訓的"八本"、"八字"、"四條"、"四敗"等等，均反映了曾國藩地道是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對於"三綱五常"的評論，論者之間是有分歧的。有的論者視"三綱五常"為糟粕，甚至認為它是最不適應時代，最稱糟粕者，有的論者則有異議，認為既然對中國傳統文化要一分為二，為什麼對這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五常就不能一分為二呢？能否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裡才有一些精華呢？顯然，不能如是說，如果這樣說，豈不是從全體上否認了傳統文化嗎？事實上，在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裡，把忠、孝、悌、仁、義、禮、智、信視為糟粕，或不講，或不提倡，並沒有給我們社會帶來什麼好處，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論者說，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有的論者則說，曾國藩維護的首先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是它的糟粕。　　曾國藩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

天津教案 為什麼曾國藩要那樣做 真是儒家文化害的麼

中國人的忍耐性超過了反抗性，一般不到存不了身是不會反抗的，曾國藩也有其歷史侷限，他也不是樣樣行啊，同時當時漢人已經完全奴化了，很多都沒有了大漢民思想。

請問曾國藩對天津教案的處理不當,是賣國行為,可以這樣說嗎

不算賣國，處於這麼一個尷尬的地位，上下里外都為難，形勢沒有更加惡化就已經很不錯了！

雖然我對曾國藩沒什麼好感

但是實事求是 別人不一定有他處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