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一個怎樣的人?
柳宗元是一個怎樣的人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唐代河東郡（今山西運城永濟）人，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世人稱之為“柳河東”、 “河東先生”。是我國唐朝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並稱 “唐宋八大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二。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其詩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鬱，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閒適之作。
柳宗元是一個怎樣的人？（結合三則材料回答）
聰穎 感傷 孤寂
結合小石潭記柳宗元是個怎樣的人400字
柳宗元被貶官後精神負擔很重，處在極度煩惱和壓抑當中，他原離官場，來到小石潭，看到水之清，魚之樂，‘心樂之’，但這種歡樂畢竟是短暫的，但因小石潭‘悄愴幽邃’，‘其境過清不可久居’這種原始的悄愴之景，讓作內心十分難受，內心感到十分淒涼，悲傷，因此一樂一憂，兩種感情形成對比
《小石潭記》中的柳宗元寄情山水，因自己被貶謫和景物過於悽清而心情孤寂傷感。柳宗元既是一個以文傳情的文人，也是一個為民謀利益的好官
滿意的話，
望採納，謝謝！
結合課文內容說一說小石潭記中的柳宗元是一個怎樣的人
為民辦實事，體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品德所以柳宗元既是一個以文傳情的文人，也是一個為民謀利益的好官
柳子厚墓誌銘中柳宗元是個什麼樣的人
《柳子厚墓誌銘》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一篇散文，題中柳子厚即柳宗元。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讚揚柳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於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
此文是韓愈於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於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讚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於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於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為，卻極為之諱，措詞隱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並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鬱，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 墓誌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後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裡、世系和生平事蹟；後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讚。這一篇墓誌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原文：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為詞章，氾濫停蓄，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揹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複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
柳宗元的人物評價
三、散文創作研究 整體評價 本世紀上半葉並未產生多少對柳宗元散文作通論研究、整體評價的文章和專著，僅有的幾篇論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著眼其山水遊記、或專論其小說文學的。 五六十年代，學界開始出現了一些從整體上分析和評價柳宗元散文成就的文章，如黃雲眉的《柳宗元文學的評價》、劉大傑的《柳宗元及其散文》、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唐艮等的《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等。這些文章大多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面肯定了柳宗元在唐代古文運動以及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黃雲眉比較強調柳宗元散文作品中的戰鬥性，對現實的暴露，認為在唐代古文運動中柳宗元雖然起到了領導作用，但他的這種作用要比韓愈差一些。同樣，劉大傑、周振甫也比較重視柳宗元散文內容上的的現實性，對柳宗元散文的藝術性則論述得不夠。 另外，遊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也對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歷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認為柳宗元"從創作實踐上發展了古文運動"，後者也認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學成就上"，"有高出韓愈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雖然較側重對柳宗元散文的各個題材分別進行研究，但仍有一些綜論柳宗元散文藝術和成就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同類文章相比，這些論文更重視柳宗元散文的藝術手法和藝術境界。如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評》、孫昌武的《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馬積高的《論柳宗元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兼論唐代古文運動》、孫連琦的《柳文風格的演變及其原因初探》、吳莉莉的《柳文的悲劇美》、吳小林的《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鄧小軍的《柳宗元散文的藝術境界》、張延中等的《試論柳宗元對文體的革新及其意義》等。 其中孫昌武文從"吾文宜敘事"、"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感激憤悱……形於文字"、"俳又非聖人之所棄"、"文益奇"、"意盡便止"等方面較詳細的分析了柳宗元的散文藝術。馬積高文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論述了柳宗元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他認為，古文家的貢獻主要是"把傳統文體分類中所謂雜記和贈序與今人所謂雜文都推進到了一個高峰"，其中韓柳各有成就、擅長，而柳宗元的這方面的成就尤著。吳小林認為柳宗元散文總的藝術風格是沉鬱凝斂，冷峻峭拔，具有一種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這種風格，不僅和他長期被謫受貶的遭遇經歷、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鋒芒的作品內容有關，而且與具有悽幽、憤激、冷峻的色彩，濃郁的詩意，明顯的諷喻性、象徵性，屈曲峻峭的筆法諸藝術特色也是分不開的。鄧小軍文則指出，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創性的藝術成就有二：第一，在傳記散文方面，為普通百姓立傳，從而突破了我國正史傳記和非正史傳記不為普通百姓立傳的舊傳統；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創造天人合一的意境，從而開創了我國文學史上自然美與天人合一哲學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柳文兩大藝術成就的根源，是柳宗元對人和自然的深刻體認，從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惡論和天人相分論的思想束縛，而轉變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為特徵的性善論、天人合一論的思想系統。柳宗元傳記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藝術成就，與韓愈的抒情議論散文及傳記散文，代表著中唐古文運動的最高藝術成就。 另外，吳小林還著有《柳宗元散文藝術》一書，該書分別從柳宗元散文主張、雜文、傳記散文、寓言散文、山水遊記、辭賦的藝術特點、柳文藝術風格、結構藝術、寓言藝術、柳韓散文比較等十個方面較為......
柳子厚墓誌銘在韓愈的筆下，柳宗元是個怎樣的人
《柳子厚墓誌銘》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一篇散文，題中柳子厚即柳宗元。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理柳州的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讚揚柳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於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
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係。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係。合二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為本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韓愈的態度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別敬重柳宗元的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著“人的品質”這個關鍵問題演進、發展，儘管自然段落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卻是脈絡清晰，貫徹始終的。
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裡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碑誌文的形式，形成了夾敘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後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韓愈卻有意識地只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這難道僅僅是出於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後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麼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為文體之一的墓誌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後需交代身後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為名人寫墓誌時不可省的筆墨。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其剛直的節操風骨。後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後事安排和家屬撫卹的盡心盡力，表現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
柳宗元是什麼朝代的人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