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世界意義?

General 更新 2024-11-20

紅軍長征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1984年6月8日,一位瘦高個、鬚髮花白的外國人風塵僕僕地來到當年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的會師之地———吳起

鎮,站在當年毛澤東指揮“割尾巴戰鬥”之處,他沉思良久,自言自語說了“偉大”二字。而後,他與他的中國同伴拿起紅軍用過的鋼刀,在毛澤東舊居前相視而

笑:“我們的長征結束了。”　　這位外國人是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他回國不久,此行完成的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出版並引起轟動,成為繼斯諾的《西行漫記》(原名為《紅星照耀中國》)後的又一里程碑。

30多年後的今天,當92歲的老兵秦興漢向記者回憶起這一幕,他情不自禁唱起《憶秦娥·婁山關》中的一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僅有對紅軍長征勝利的感慨,同樣也是對索爾茲伯裡的追憶。

少有人知,索爾茲伯裡為踏訪長征足跡整整努力了40餘年,直到1984年,時年76歲高齡的索爾茲伯裡懷揣著心臟起搏器,攜手也已古稀之年的妻子夏洛特

和74歲的好友、“中國通”謝偉思,在時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秦興漢和外交部資深譯員張援遠的陪伴下,完成了屬於他的長征———歷時兩個多月,

跨越7個省,行程約1.2萬公里。這也是外國人第一次完整地沿著當年紅軍長征路線進行訪問。

秦興漢將陪同索爾茲伯裡踏訪長征路的日記和所見所聞整理成《讓世界都知道紅軍長征》,不啻為這本鉅著生動的補充和詳盡的註解。

“非險不樂”的長征路

索爾茲伯裡自稱“天下風雲一報人”,以“非險不樂,事業樂趣在險中”為人生信念的他,在76歲高齡以一顆依靠起搏器跳動的心臟,親自完成了他筆下“紅軍男女戰士用毅力、勇氣和實力書寫一部偉大的人間史詩”的旅程。

從《西行漫記》種下對長征的神往,踏訪長征路的夙願在索爾茲伯裡心中深埋近半個世紀,直至斯諾去世、尼克松訪華的1972年,索爾茲伯裡向周恩來提出踏

訪長征路的請求,而“長征之門”直到1983年8月才敞開。其間,他作為中國觀察者,走訪中國各地,先後出版了《在中國周圍》和《中國100年》兩本著

作。

秦興漢的日記顯示,1984年4月5日,經歷了兩天等待,索爾茲伯裡一行人乘坐的航班於12時

30分飛往江西南昌。“這代表了他訪問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足跡的夙願開始實施了。”索爾茲伯裡開始了日以繼夜的工作,白天採訪、考察,到了晚上則邊苦思冥

想,邊用便攜式打字機整理採訪素材。而秦興漢肩上的擔子也不輕鬆:時年59歲的他患有腿部靜脈曲張,而陪同外賓既要保證安全,也要注意方法。

“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秦興漢回憶,兩個多月中,他們一行人爬雪山、過草地,其中的艱險難以描述,“躲過的車禍自不必說”,最驚險的莫過於皎平渡

之行,去時在15公里多的山路上徒步行軍,索爾茲伯裡摔了好幾個跟頭。返回的時候就更難了,開始用擔架擡,因山路難走,不行,後來改為騎馬,“臨時找來的

馬沒有馬鐙,以簡易竹圈替代,馬鞍則用醫用膠帶綁著湊合用。”索爾茲伯裡認為此行是踏訪長征遺蹟中最令人難忘的一頁:“不親自到長征路上看看就不能深刻理

解紅軍,也不能深刻領會長征的意義。”

最“苦”的事情還在後頭,第二天,索爾茲伯裡便因過度疲勞和興奮導致心臟病發,困在了長征路上。危難之際,經西昌和成都兩地醫生的救治和呵護,僅一週便康復出院,執著地繼續上路。

帶著問題走過萬水千山

令秦興漢印象深刻的是,索爾茲伯裡的訪問全程都帶著問題。與毛澤東當年“擔架上的謀劃”相比,索爾茲伯裡熱衷於和中國同伴們進行“車上座談會”:過四道封鎖線的情況如何?　紅軍長征時氣候如何?直問得戒菸多......

紅軍長征及意義

紅軍長征是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產黨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方面軍分別從各蘇區向陝甘蘇區的戰略撤退和轉移。其中紅一方面軍行程為二萬五千裡，因此長征又常被稱作二萬五千里長徵。

紅軍長征的意義：

一、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錯誤

紅軍長征是在黨的“左”傾錯誤導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背景下進行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國革命性質、階級關係、革命形勢和中國革命道路等一系列問題上犯了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王明“左”傾錯誤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損失，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長征。王明“左”傾錯誤時間長、危害大。王明“左”傾錯誤之前，黨內就出現過瞿秋白“左”傾盲目主義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這兩次“左”傾錯誤時間不長，很快得到糾正。而王明“左”傾錯誤，繼續和發展了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時間長達四年之久，使紅軍從30萬人減到3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30萬人減到4萬人左右。

王明“左”傾錯誤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在主次矛盾的轉化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客觀形勢要求全國各族人民聯合起來，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但是，王明“左”傾路線卻忽視或否認這個變化，沒有著重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沒有突出民族矛盾，而是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並列，強調解決國內階級矛盾是勝利進行民族鬥爭的先決條件；排斥中間力量，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否認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可以成為抗日同盟者的變化，從而形成嚴重的關門主義。因此，紅軍長征，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根源是在黨內的“左”傾路線。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犯“左”的錯誤時間比較長，造成的損失也最大。建國後，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工作重點應該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由革命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此，黨的八大制定了正確的路線。但是，黨內的“左”傾思想，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偏離了八大開闢的正確方向。“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突出內容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最後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發展到極端。

“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是對在十年全國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主要特徵的“左”傾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前的“左”的偏差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長達10年之久，10年間國民收入損失約5000億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學文教事業受到摧殘，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

總之，我們黨的歷史證明，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既要注意反右，也要注意反“左”，但特別要注意反“左”。紅軍長征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都是在糾正了黨的“左”傾錯誤之後，才真正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二、歷史性轉折的根本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

長征中，黨在關鍵時刻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著重批評和糾正了“左”傾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

長征的偉大意義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中國軍事史上曠古未有的一次戰略大轉移。在歷時兩年、輾轉數萬裡的浴血征戰中，紅軍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以長征勝利為標誌，紅軍實現了軍事戰略方針的重大轉變，從根本上扭轉了戰略被動局面，從此翻開了我黨軍事鬥爭發展歷史的新篇章。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回顧和總結長征勝利的軍事　　戰略意義，對於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和軍事鬥爭準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長征勝利成功實現了紅軍戰略轉移，中國革命戰爭的總體態勢由被動轉為主動　　紅軍長征是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軍事鬥爭局勢發生嚴重逆轉的情況下，我們黨為了謀取戰略主動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是為了尋找紅軍新的立足點，奪取戰略主動進行的大轉移。能不能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直接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　　戰略轉移的成功實現，徹底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幾乎陷於絕境的紅軍化險為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蔣介石為了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先後糾集上百萬軍隊進行“追剿”。在湘江及其以東地區連設四道封鎖線，欲將紅軍消滅在突圍途中；在湘西南、黔東北佈下包圍圈，企圖圍殲紅軍；在金沙江、大渡河沿線調兵遣將，妄圖憑藉天險堵截紅軍；在紅軍北進路上設置了一道道防線，迫使紅軍進入人跡罕至的生命禁區。當時紅軍的被動局面，毛澤東曾作過高度形象的概括：“十二個月光陰，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說不盡的艱難險阻。”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正確指揮下，紅軍取得了一系列戰役戰鬥的勝利，掌握了戰略轉移中軍事行動的主動權，但總體上仍處於無後方依託、大範圍流動作戰的被動局面。直到長征勝利，這種狀況才發生了根本變化。　　紅軍實現戰略轉移，建立了新的戰略立足點，從而為爭取軍事鬥爭主動創造了條件。一切軍事鬥爭如果沒有可供依託的戰略後方，就沒有戰爭的縱深與發展。紅軍退出中央根據地後，把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作為作戰的基本目標，最終轉移到陝北建立了根據地，這就使紅軍有了穩固的戰略後方，一改過去的被動局面，擁有了軍事行動的戰略主動權。之後，紅軍先後發起了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此後，蔣介石再也沒有組織起對紅軍的進攻戰役。這些戰役表明，長征勝利後，紅軍既能根據軍事鬥爭全局制定戰略方針，又能通過具體的戰役戰鬥實現戰略目標；既能根據敵我情況尋機發起戰役，又能通過準確判斷戰場態勢有效控制戰局；既能依託根據地消滅和擊退進攻之敵，又能通過外線作戰擴大生存和發展空間。　　紅軍長征戰略轉移的成功實現，不僅解決了紅軍求生存、圖發展的重大問題，也實現了北上抗日的目標。紅軍長征的戰略轉移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放到國際國內環境的大背景下考察，紅軍長征又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北上抗日”這一長征初期主要從政治上考慮而提出的策略性口號，最終必然要轉換為紅軍長征的戰略性目標，從而賦予了紅軍長征以積極的戰略轉移意義。紅軍的戰略轉移是政治與軍事、退卻與進攻、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有機結合的產物。這次戰略轉移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剿滅”紅軍的戰略企圖，保存了紅軍有生力量，爭取了戰略主動，打開了軍事鬥爭新局面。　　長征勝利確立了正確軍事思想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使紅軍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走向成熟　　正確的軍事思想是在鮮活的軍事鬥爭實踐中，從勝利中總結經驗、失敗中汲取教訓，並在與錯誤的軍事路線鬥爭中，不斷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長征勝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和偉大精神是什麼?

一、長征勝利的政治意義

1、長征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扼殺中國革命的企圖，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2、紅軍長征勝利實現了我黨北上抗日總方針。

3、紅軍長征的勝利，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的勝利。

4、通過長征確立了毛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軍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導地位。

5、長征的勝利，使中國共產黨有了穩固的革命根據地，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有了穩固的後方。

二、長征精神

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了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表現出了不怕犧牲、敢於勝利的無產階級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了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這些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不怕犧牲、前赴後繼、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眾志成城、團結互助、百折不撓、克服困難。

紅軍長征的歷史原因和歷史意義是什麼

原因：1、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2、北上抗日

意義：紅軍長征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紅軍的企圖，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力量，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參考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級歷史上冊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它有何歷史意義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在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十四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鍊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從1934年開始到1936年結束的長征，他們突破幾十萬敵軍的包圍封鎖，唱響戰略轉移的凱歌，是人類近現代戰爭史上凡人譜寫出的英雄史詩。

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強大隊伍，長征中紅軍表現出的對革命的必勝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前進的巨大動力。

紅軍長征的時代背景及歷史意義

背景：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作戰略轉移，進行長征。

紅軍長征的勝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長征是在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反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紅軍發展壯大的巨大精神力量，並給了全國人民以巨大的影響。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先後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進行了戰略大轉移。長征勝利地跨越了12個省、總行程達2.5萬里以上。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

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幹，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起中國革命的新任務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聖職責而在西北會師，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宣稱的那樣，“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它預示著中國革命新的局面的開始。長征用鐵的事實表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堅強的生命力，他們是國內外任何反動勢力所不可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