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本體論是什麼 ?

孟子的本體論是什麼

孟子的本體論圍繞“仁”，仁之本體不能從經驗界獲得確證,通過給予惻隱之心以道德的規定,將其從自然存在中超拔出來,賦予其形上意義,同時又將自然天道加以道德化,就使仁體提升為天命,在天道的大化流行中立定了仁的本體根基。

孟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縣）人。關於他的生卒年代，由於相關資料極其缺乏，至今仍無確切定論。根據一些史料推測，孟子大致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後，卒於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後。 　　孟子的生平大略見於《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樑，梁惠王不果所言……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論語》之後的又一部語錄體儒家國學智慧經典著作。孟子被後儒尊稱為“亞聖”，是孔子之後“第一人”。由於處在百家爭鳴的特殊時代，孟子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質的體現者。《孟子》後世被列為《四書》之一，對中國的民族精神與氣質、民族性格與觀念有著深刻影響。 　　那麼，孟子究竟為什麼而著書立說呢？ 　　捍衛儒學價值 　　孟子生活的時代，不僅社會秩序空前混亂，諸侯征伐頻繁，而且思想界出現了“百家爭鳴”。儒者在宣揚其學說時常常遭遇論敵的辯論。為捍衛儒學價值，他一方面與楊、墨等諸家學說激烈論戰，一方面親率弟子游歷宋、滕、齊、樑諸國，向他們闡述“仁政”主張。在與其他學派的辯論中，孟子展現出了傑出的辯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說：“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喜歡辯論，請問，這是為什麼呢？”孟子說：“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而辯論啊！”孟子所謂“不得已”，指的是為駁斥異已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孟子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解釋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從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併了夷狄，趕跑了猛獸而使百姓安寧，孔子編寫了《春秋》而使胡作非為的亂臣賊子畏懼……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謬論，反對偏激的行為，駁斥荒誕的言論，以此來繼承（禹、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事業。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書中有多處孟子與其他學派辯論的記載。他的主張雖然不合時宜，被諸侯視為“迂闊於事”，但他從不放棄自己的理想，不僅重視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人生一大樂趣，晚年還與弟子著書立說，弘揚了儒學價值。 　　創立儒學體系 　　孟子學說是對當時中國儒學傳統的總結和創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認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稱“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個對孔子思想予以體系化的人。孔子學說是語錄體的，雖然在各個領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統，比較散亂。孟子通過艱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義的邏輯建立了一個體系。孟子學說是較為系統的人學，人學是其全部學說的中心。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動盪時期，孟子的人學思想是當時的道德危機在其學說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說使儒家國學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義人性論的深度，從而把儒家國學智慧學說真正地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意識中，從而也把人與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及個體人的自然本性聯為一體，解決了個體人的儒化問題。孟子不僅在具體細節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學說等）。孟子對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將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協調在一個系統裡，他使得儒家國學智慧學說深入到人性之內（以後各家雖然就人性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它絲毫不影響儒家國學智慧思想的......

儒家的本體論 和西方的本體論是無區別的 對嗎對嗎

論中西本體論的差異 www.douban.com/group/topic/1063294/

關於孟子的論文

眾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繼承和發展孔子仁學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孟子將孔子所倡導的仁之愛親、愛人原則及自己主張的人性善理論用之於現實政治領域，把根置於血緣親屬關係中的仁愛原則推之於整個社會，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說孔子的仁學思想及德政思想還只是一些語錄式治國原則的話，那麼，孟子的仁政理論則具有了相當系統完整的內容表述。孔子雖然從各方面對“仁”加以闡釋和規定，但更多是侷限於道德倫理、人生哲學領域；由於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從而使其仁的論說缺乏終極價值依據。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體論依據，孟子著重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從內在性（心性）與外在性（天命）兩個層面為“仁”尋找終極的價值依據，在其仁政學說與人性善理論之間建構起了密不可分的內在邏輯聯絡，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人性論基礎。孟子的仁政學說，無論在儒家政治思想發展史上，還是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對後世的政治理論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孟子仁政學說中的兩項主要原則即經濟原則和道德教化原則做一番闡釋。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兩個必然之前提，此兩前提互為補充說明，缺一不可。一前提為井田經界之準確劃分（“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另一前提為百姓民眾生無衣帛漁肉之憂，死無送終厚斂之虞（“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認為，實施仁政一定要從正經界開始，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1]經界不正，就會導致各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滋生及暴君汙吏胡作非為、無是非曲直價值標準等混亂局面的出現。若井田之經界劃得準確，皆為百畝之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經界是實施仁政之第一要務。經界既正，孟子設想的西周時期實行過的井田制便有了實施的可能[2]，正經界是正井田的基礎，正井田是正經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說的“耕者九一”具體說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4]。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與西周初年實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帶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內。孟子設計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戶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於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紮根於土地之上，從而達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5]的目的，百姓民眾才會無衣帛漁肉之憂，送終厚斂之虞。做到了“正經界”和“養生喪死無憾”，只是孟子實施仁政王道的開始。 春秋戰國時期，舊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解體，對社會政治秩序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和破壞，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同樂”的社會風尚。孔子曾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6]在孔子看來，只有解決了庶民百姓的生計問題，消除了社會貧富不均現象，才能使社會達到穩定和諧的局面。可見，關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條件、生活狀態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體系中同樣把儒家的這一鮮明思想主題作為自己的題中應有之義。孟子針對當時社會上兵燹不已、戰亂不斷，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7]的悲慘局面，指出要讓百姓做到“養生喪死無憾”，當務之急就是解決制民恆產的問題。如果說“正經界”與“養生喪死無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實施基礎的話，那麼，制民恆產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實施的第一步。所謂“制民恆產”就是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孟子的政治邏輯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

孟子的本源論主要內容是什麼?

孟子的本源論主要內容是“天道論”和“性善論”，即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而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

（一）天道論。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其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孟子·離婁上》認為“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二）性善論。孟子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孟子在《告子上》中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性善論”是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其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 其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

漢代孟子新思想有了什麼新發展

據今人研究，《與龔舍人書》或非王安石所作（28），但其中所體現的思想則確為安石所有。試看《尹和靖語錄》所引王安石“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之語，便可見其思想確由孟子而來。而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王安石對戰國時期楚才晉用習俗的首肯之論，以及安石本人屢召不試的事實等，則又可見其確實深受孟子人格精神的影響。

宋儒在思想觀念上受孟子多方面影響，而最著者則為心性論。本來，孔子很少談論心性問題，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29孟子始揭“性善”論旨，大倡其“心”說，奠定下儒家心性論的理論基石。但由漢及唐，諸儒“泥於訓詁，多精義理”（30），並未沿承孟學理路，而宋儒則講明義理，好研心性，將孟學光而大之。這在他們看來，乃是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以“心解”之法即創造性的解釋來承繼發揚孔、孟而後中斷了千百年之後的傳心之學。

宋儒推重孟子的心性義理之學，對之讚不絕口。王安石《性論》雲：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之言著於《中庸》而明於七篇。然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歟？噫！以一聖二賢之心推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31）

這裡明確標舉《中庸》、《孟子》，並以“性善”說為孔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之教。張載提出，孟子的性論乃是通過“心解”而得到的孔子的“心傳”，他說：“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乃心以解也。”（32）程頤在答門人唐棣“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之問時說：

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33）

在他看來，孔、孟心性論的差異是由各自立論出發點不同導致的，而其實質則並無異樣。他更進而認為：“‘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34），試圖以孟子的“性善”論來限量孔子的“性相近”之說。朱熹為孟子的心性論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對孔子思想的發展，他對之申論道：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量，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35）

此論為宋代很多學者所認同，如其高弟陳淳即指出孟子“性善”論根源孔門而有所發展，

說：“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者則是就‘成之者性’

處說，是人生之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

知如是之善，則孟子所謂實淵源於夫子所謂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36）此外，其思想曾

受到朱熹猛烈攻擊的張九成亦謂：“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之不思耳。孔子嘗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即善也，其言豈無所自？”（37）

孟子的心性論確乎對宋儒有深刻影響。周敦頤將孟子的“寡慾”說發揮為“無慾”論，

說：“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

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38）他在《通書??聖學章》中又指出：學聖人

有要，要在“一”，“一則無慾”。由此“無慾”論發展而成的“存天......

孟子古文心之四端

四端之心是理性與情感的統一，它不只是孟子性善論得以成立的根據，同時也是道德行為得以可能的直接動力。四端之心並非簡單並列的關係，四端以惻隱為根基，羞惡、辭讓（恭敬）、是非是以惻隱為基礎而次第展開的，這可以說是孟子四端之心的內在結構。

中國論文網 www.xzbu.com/4/view-4912595.htm

[關鍵詞]孟子 四端之心 性善論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4）01-0136-05

“四端之心”是孟子哲學得以確立的理論基石，準確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是我們合理把握孟子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關鍵之所在，惜乎學界對孟子的四端之心，尤其是四端之間的內在關聯缺乏充分的討論。周海春先生新近發表的大作《孟子“四端”思想的倫理價值》（載於《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1期）對四端之心及其內在關聯給出了十分獨到的分析，讀後頗受啟發，然仍覺周先生的看法有可商榷之處，故略陳淺見，以向周先生請教。

一、四端之心的本質意涵

孟子所謂四端之心亦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恭敬之心）與是非之心，當然孟子的意思並不是說人有四個心，上述四者不過是同一個道德心的不同面向而已。如何從本質上把握四端之心的根本特徵呢？我們可以由《孟子》一書中的兩個“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說起。

為說明惻隱之心的存在，孟子有如下思想實驗：“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人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三個“非……”說明怵惕惻隱之心的發用並非以任何外在目的為條件，換言之，惻隱之心的發用乃是無條件的或不涉利害考量的。“乍見”則是形容時間極其短暫而不容思量，“隨見而發”，這也就是說，惻隱之心的發用具有自發性或直接性。

為說明羞惡之心的存在，孟子則有如下思想實驗：“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哮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朱子注曰：“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四書章句集註·孟子章句集註卷十一》）“哮爾”、“蹴爾”同樣意在說明，面對突如其來之事，羞惡之心的生起具有自發性和直接性。

對於孟子而言，四端之心發用的自發性與直接性乃是性善說得以成立的關鍵。就先秦諸子討論人性問題的整體背景來看，所謂人性是指人生而本有的某種自然而然的行為傾向（characteristictendency）。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以及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等說法正說明了這一點。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之心作為仁、義、禮、智之“端”，乃人之善行得以產生的內在根據和直接推動力。四端之心發用的自發性與直接性正好說明，四端之心推動道德行為或善行的產生乃是人的一種不涉利害考量的自然而然的行為傾向。孟子在與告子論辯時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尤有不下。”（《孟子·告子上》）這隻有在這一意義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當然，這一行為傾向也是人生而本有的，孟子的性善說正是在這一意......

孟子是一個樣的孩子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縣）人。關於他的生卒年代，由於相關資料極其缺乏，至今仍無確切定論。根據一些史料推測，孟子大致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後，卒於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後。 　　孟子的生平大略見於《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樑，梁惠王不果所言……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論語》之後的又一部語錄體儒家國學智慧經典著作。孟子被後儒尊稱為“亞聖”，是孔子之後“第一人”。由於處在百家爭鳴的特殊時代，孟子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質的體現者。《孟子》後世被列為《四書》之一，對中國的民族精神與氣質、民族性格與觀念有著深刻影響。 　　那麼，孟子究竟為什麼而著書立說呢？ 　　捍衛儒學價值 　　孟子生活的時代，不僅社會秩序空前混亂，諸侯征伐頻繁，而且思想界出現了“百家爭鳴”。儒者在宣揚其學說時常常遭遇論敵的辯論。為捍衛儒學價值，他一方面與楊、墨等諸家學說激烈論戰，一方面親率弟子游歷宋、滕、齊、樑諸國，向他們闡述“仁政”主張。在與其他學派的辯論中，孟子展現出了傑出的辯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說：“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喜歡辯論，請問，這是為什麼呢？”孟子說：“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而辯論啊！”孟子所謂“不得已”，指的是為駁斥異已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孟子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解釋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從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併了夷狄，趕跑了猛獸而使百姓安寧，孔子編寫了《春秋》而使胡作非為的亂臣賊子畏懼……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謬論，反對偏激的行為，駁斥荒誕的言論，以此來繼承（禹、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事業。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書中有多處孟子與其他學派辯論的記載。他的主張雖然不合時宜，被諸侯視為“迂闊於事”，但他從不放棄自己的理想，不僅重視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人生一大樂趣，晚年還與弟子著書立說，弘揚了儒學價值。 　　創立儒學體系 　　孟子學說是對當時中國儒學傳統的總結和創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認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稱“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個對孔子思想予以體系化的人。孔子學說是語錄體的，雖然在各個領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統，比較散亂。孟子通過艱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義的邏輯建立了一個體系。孟子學說是較為系統的人學，人學是其全部學說的中心。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動盪時期，孟子的人學思想是當時的道德危機在其學說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說使儒家國學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義人性論的深度，從而把儒家國學智慧學說真正地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意識中，從而也把人與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及個體人的自然本性聯為一體，解決了個體人的儒化問題。孟子不僅在具體細節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學說等）。孟子對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將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協調在一個系統裡，他使得儒家國學智慧學說深入到人性之內（以後各家雖然就人性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它絲毫不影響儒家國學智......

中國哲學關於本體論的思考先後出現的觀點有哪些? 5分

主要分“儒”、“道”兩家：

道家：1、“道本”；2、“元氣”（如：淮南子、謁冠子 等）

儒家：基本特點是以“道德”作為形而上的實體。儒家內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系對於形而上的真體只理解為‘存有’（Being, ontological being）而不活動者（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此為程（伊川）、朱（晦庵）之學；

另一系卻以“形而上的實體（散開說，天命不已之體、易體、中體、太極、太虛、誠體、神體、心體、性體、仁體）乃是‘即存有即活動’者”；此為周（敦頤）、張（載）、胡（巨集）、劉（宗周）等人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