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 ?

為什麼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

朱翊鈞的老師、萬曆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原因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這種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個輝煌的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這根本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執行。這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可見，萬曆不上朝的原因，就是被言官給罵的。

萬曆皇帝為什麼連續28年不上朝？

萬曆皇帝是何時起不上朝的？據載，萬曆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自萬曆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萬曆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但並非不關注國家大事，畢竟他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長達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總結歷朝歷代沸沸揚揚的不同見解，歸納古今中外紛紛擾擾的各類評價，對萬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種（報復說、逃避說、吸毒說）。其實，筆者覺得導致萬曆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不能單純歸結為某一類，而是諸多因素摻雜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結果。 其一，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在神宗看來，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可是，皇帝這個萬人之上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封建體制乃至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而萬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的扼殺，徒添其悲劇的色彩。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眾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從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曆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佈”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其二，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曆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從這段文字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干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其三，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

萬曆皇帝后來為什麼幾十年都不上朝。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佈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至於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另有說法是萬曆皇帝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

萬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什麼

關於萬曆皇帝對閻崇年之流謬論的徹底駁斥

明亡於萬曆的說法由來已久，滿清修的明史中就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後人也多將之奉為圭臬，不斷引用,可見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種關於明朝歷史的論述中,都把萬曆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除了在張居正當政的十年之外，以後的萬曆時期，就乏善可陳。在一些人眼裡萬曆就是一個敗家子，就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然而萬曆果真有他們描繪的這般不堪麼？

2、萬曆怠政問題

首先是說萬曆怠政，凡是攻擊萬曆的言論中，對這一點都是必然提及的。提起萬曆怠政，都擺出一副怒其不爭的嘴臉大加指責，對所謂怠政的後果更是大肆渲染，彷彿最後明朝滅亡大半就是萬曆怠政導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僅憑想當然就能評定的。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實真相的結論。按閻崇年的說法，萬曆怠政的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什麼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祭祀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不對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這六項當中除了，不見、不批以外，其他四項都只是形式禮儀上的套路，對處理國家政事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將之上綱上線，作為怠政的表現，大批判特批判，實在是小題大做。

神宗不從事這些活動，並非是什麼怠惰偷懶，而是有客觀的身體原因。比如萬曆十八年，神宗會見申時行，面對大臣們對他的批評漫罵，耐心解釋說：“朕病癒，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申時行《詔對錄》晚明史p632]

後來“王家屏、王錫爵輔政時期，情況仍舊不見好轉，神宗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過去一些歷史學家總是想當然汙衊萬曆說他這是故意為自己偷懶找藉口，或者認為就算萬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過是酒色過度所致！不過考古發現給了這些自以為是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在詳細記載新中國成立後發掘萬曆陵墓前後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第十四章《開啟皇帝的棺槨》中說“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越演越烈，……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面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歷史公允了。”

另外從萬曆的屍骨看，他的腰部也有嚴重疾病，因此行動不便，請人代勞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象閻崇年這樣的，不顧事實真相，抓住這點，對萬曆拼命醜化攻擊，並藉此來擡高襯托滿清皇帝的英明偉大，也可謂無恥之尤了。閻崇年說“祭祀天地是皇帝的頭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時，走著到天壇，還要齋戒，以示虔誠。萬曆皇帝年紀輕輕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況對待臣民呢？”。真是條出色的歷史棍子手，一打一擡，一貶一捧的技術運用的相當嫻熟，只可惜歷史真相併非這類人物所能一手掩蓋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許很虔誠，他屠殺起無辜平民來同樣很虔誠，在他統治下喪心病狂地實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遷界，至少屠殺了沿海幾百萬的無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亂，又幾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殺乾淨，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曾經不打自招的供認康熙統治下滿清的......

萬曆皇帝為什麼不上朝

說到萬曆皇帝25年不上朝確實是一箇中國古代政治的奇特現象，很多人都覺得皇帝在古代就是上朝才處理國家政務啊，不然國家怎麼發展，這其實就要追溯到大明朝開國的時候了，都知道明朝開國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在中國古代是一個性情殘暴的皇帝，但又不失為一代明君，我們知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廢除了從商朝開始的宰相制度，廢除宰相之後也就是國家所有政務都給了朱元璋一個人，時常是他感到力不從心，於是設定殿閣大學士幫助他處理政務，在明成祖時期又有了內閣，內閣就是太監組成的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但是內閣有處理國家事物的權力，但是沒有決定權就是同意權力，這個權力在皇帝手中，太監處理之後給皇帝說，皇帝同意蓋章全國推行，所以萬曆皇帝25年不上朝國家機器依然可以正常運轉，但這也是明朝末年太監亂政的根本

明朝萬曆皇帝為什麼不上朝

明朝從明憲宗(見深皇帝，年號成化)開始，就出現了皇帝經常不上朝的事，到嘉靖時發展很明顯，嘉靖經常很長時間不上朝，而萬曆尤其突出，他可以十幾或更多年不上朝。

萬曆非常喜歡做木工，朝政交給他最寄住的太監魏忠賢去打理，自己在皇宮玩樂(木工、女色等)。

為什麼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自從萬曆十五年（1587）起，萬曆就不怎麼上朝了，經常是“偶有微疾”，開始還真是“偶有”，後來就變成常有，“微疾”也逐漸變成“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總而言之，大臣們是越來越少見到他了。

必須說明的是，萬曆是不上朝，卻並非不上班，事情還是要辦，就好比說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單位，改在家裡辦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見幾個人外，也沒什麼不同，後世一說到這位仁兄，總是什麼幾十年不幹活之類，這要麼是無意的誤解，要麼是有意的汙衊。

在中國當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風險也大，屁股上坐的那個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個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懷疑主義者，見誰懷疑誰，今天這裡搞陰謀，明天那裡鬧叛亂，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懸，幾天不看公文，沒準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萬曆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工於心計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實，卻無人察覺背後隱藏的奧祕：

在他之前，有許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費盡心力，日子過得極其辛苦，卻依然是腦袋不保，而他幾十年不上朝，誰都不見，卻依然能夠控制群臣，你說這人厲不厲害？

萬曆皇帝為啥？為什麼28年不上朝？

當時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爭奪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長子為太子的原則，大多擁戴皇長子朱常洛，嚮明神宗（即萬曆皇帝）建議立長子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歡宮女所生的朱常洛，卻加倍寵愛鄭貴妃，並且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卻受到大臣與慈聖皇太后極力反對。由於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明神宗與群臣爭論達15年之久。加之明神宗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皇帝為什麼突然不上朝了？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丁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個輝煌的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

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執行。這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