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是個什麼樣的人 ?
歐陽修是個什麼樣的人
樂觀豁達，豪邁，賞識人才，是伯樂，為官清廉，愛民。
歐陽修是一個怎樣的人
生平歐陽修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畫地，教他寫字。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歐陽修成為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範、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以後,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年)，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 等職。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後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准。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三年(1070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卒諡文忠。
文學創作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他所講的道，主要不在於倫理綱常，而在於關心百事。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與張秀才第二書》），主張“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與高司諫書》、《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瀧岡阡表》等，都是歷代傳誦的佳作。
歐陽修還開了宋代筆記文創作的先聲。他的筆記文，有《歸田錄》、《筆說》、《試筆》等。文章不拘一格，寫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並常能描摹細節，刻畫人物。其中，《歸田錄》記述了朝廷遺事、職官制度、社會風習和士大夫的趣事軼聞，介紹自己的寫作經驗，都很有價值。
歐陽修的賦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聲賦》運用各種比喻，把無形的秋聲描摹得非常生動形象，使人彷彿可聞。這篇賦變唐代以來的“律體”為“散體”，對於賦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
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成就不及散文，但......
歐陽修是個有著怎樣性格的人
歐陽修被貶官，卻能在醉翁亭“與民同樂”，可見其胸懷的博大與寬廣。大丈夫嘛，何必在意仕途乃至人生的失與得呢？可以肯定他的性格必定也有達觀詼諧的一面。這在很多記載中都可以看到。他晚年自號“六一居士”，自己作《六一居士傳》解釋這個號的意思：家裡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的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又常常置辦酒一壺，以我這皤然一翁終老於此五物之間，加起來不正是六個“一”嗎？他曾經出任穎州太守，非常喜歡穎州的西湖，晚年退休之後，果然隱居於穎州西湖之畔，並寫了十首《採桑子》組詞讚美“西湖好”，無論是晴是雨，是朝是暮，在他眼裡都是那麼美好恬然。
本人還是要吟詠歐陽修的兩句“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歐陽修是怎樣一個人
不是好人，毀了王安石變法，害死了名將狄青，毀了大宋
出人頭地中歐陽修是一個怎樣的人
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1007~1072)和蘇東坡(1037~1101)是宋浮文壇的泰斗級人物，歐陽修年長蘇東坡30歲，蘇東坡年少時，歐陽修已是譽滿天下的文壇大佬。
北宋嘉佑年間，禮部選才舉辦國家公務員考試，四川的蘇軾到京城汴梁參加進士考試，首席評委是“知貢舉”的歐陽修，主考官歐陽修看到蘇軾的試卷以為是自己朋友的，將本應取第一名的只給其第二名。蘇軾考取進士後給歐陽修寫了一封感謝信，歐陽修感嘆他的才華，說應該給他出人頭地的機會
歐陽修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
通過讀《瀧岡阡表》，太夫人說的話裡可對歐陽修父親有所瞭解，他父親是個清正廉明、孝順和善，樂善好施、仁愛厚道的人，生前不積攢財物，所以在59歲逝世後，家無長物，年僅4隨的的歐陽修、襁褓中的小妹妹和年僅29歲的母親鄭氏夫人，無依無靠，孤苦無助，一貧如洗，飢寒交迫,生活沒有著落。鄭氏夫人帶著懵懂的歐陽修和襁褓中的小妹妹投靠到隨州（今湖北隨縣）當推官的叔叔歐陽曄門下寄生。
歐陽修撰述本文時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鄭氏的言語，以她口代己口，從背面和側面落筆。一方面以此為依據，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時，也順水行舟，同時頌揚其母德婦節，使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現在讀者眼前。父因母顯，母受父成。文章構思高明的地方，即在於一碑雙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襯互託。而其舒徐有致、簡易平實的文風，其謙恭平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更使一切浮華失實的諛墓文字黯然失色。
歐陽修的為人
歐陽修（1007－1073），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永豐縣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畫地，教他寫字。多誦古人篇章，為詩文，“下筆出人意表”。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言事，得罪宰相被貶，歐陽修寫信斥責司諫高若訥不主持正義，被降知夷陵縣。康定元年（1040）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埂目。慶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誥。五年，杜衍、範促淹、韓琦、富弼等名臣相繼被排擠出朝，歐陽修上疏為他們分辯，因被貶知滁州，後又改知揚州、潁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和宋祁等一同編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太子少師。神宗熙寧五年（1072）卒於家，諡文忠。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範促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裡，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俞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要使“文”有光輝，“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並非“有德者必有言”。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以散文為最高。蘇軾評其文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但歐陽修雖素慕韓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並不亦步亦趨。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煉又流暢，敘事說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絡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祕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
從《歐陽定稿》中看出歐陽修是個怎麼樣的人
歐陽修在傳統文化的重重束縛下掙扎著表現自我。他淡視名利，無欲則剛，其目的也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圖新”。[40] 學術上對當時僵化風尚和陳舊價值觀進行抵制和反撥。在當時隨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環境中，歐陽修身居高位，仍堅守大節，保持人格尊嚴，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對習慣勢力和庸俗無聊的生存狀態進行抵拒，對社會責任自覺地擔當。從他身上，我們可以吸取勇於擔當的因子，來培育抵拒庸俗、無聊的抗體。這也是今天紀念歐陽修的重要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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