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一詞，最早出現於《易經·系詞》，“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它的意思是說，對於財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個正當的說法，禁止民眾不合理的開支和鋪張浪費，是理財最最合宜的方法。根據考古發現和社會現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從原始社會中晚期社會財富有了剩餘時起，就有了理財問題。《尚書·洪範》中論述五福，首先談壽，接著就重點談富；在《大學》中也有許多精彩的理財論述，所以有這樣一副對聯：洪範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這說明了財富是中國古代經典的一項核心內容。縱觀中國歷史，古人的理財觀念，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鑑的地方。
工具/原料
根據對風險的偏好，古人的理財觀念也可以分為三個型別：風險愛好型，風險中立型和風險厭惡型。
方法/步驟
風險愛好型，主要是指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理財型別，呂不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認為，“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戰國策》），他理財的途徑主要是發現有潛力，價值被低估的企業（秦公子異人），向其注入風險資本，幫助其上市（登基為帝），以獲取巨大的收益，可以說是開創了風險投資的先河。但這種高收益往往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如果沒有合理的退出機制，後果是非常危險的，輕則傾家蕩產，重則家破人亡，呂不韋后來的遭遇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與他相比，范蠡則明智得多，懂得在適當的時機退出已獲利專案，投資於新的專案，這才有了天下聞名的“陶朱公”。
風險中立型的理財觀則遵循收益覆蓋成本與風險的原則，選擇最佳的投資機會。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的投資觀念與沃倫·巴菲特“在別人都理智時，我瘋狂；在別人都瘋狂時，我理智。能夠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和思考方式，在投資過程中顯得至關重要”的理念驚人地一致。他對於自己的評價也是很高的，“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認為在投資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四點：“智”，權衡厲害；“勇”，當機立斷；“仁”拿捏取捨分寸；“強”，知進退取捨。如果他活在現代的話，相信也是一個“股神”級的人物。
風險厭惡型（即風險趨避型）是古代中國最主流的一種理財觀念，孔子“君子寓於義，小人寓於利”（《論語·里仁》）的觀點影響了後來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變也使得商業成了社會階層的最底層。由於知識分子恥於言利，自然也不會進行投資，他們大多追求的是一種低風險的、量入為出的資金合理安排。我們的大文豪蘇軾先生就是此中翹楚。當他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後，工資大幅減少，於是他痛下決心，決定把每天的開支控制在150文錢以內。具體的做法是這樣的：每月發工資後取出4500文錢，分成30堆後用繩子串起來掛在房樑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長長的畫叉挑取一串，取完後就把畫叉藏起來。平常在屋裡放一隻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錢，以備來客時招待使用。直到今天，這樣的理財方法還在被廣大工薪階層所廣泛使用。古代知識分子大多清貧，這和他們不善理財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都能像蘇東坡先生這樣合理規劃用度，相信李清照、柳永這樣的偶像派詩人也不會有淒涼的晚景，而曾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的杜甫也不會發出“茅屋為秋風所破”的哀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