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空間是否創造了適宜的行為，主要在於空間環境與其行為者所從事活動的形式和內容是否協調，這裡包括為行為者提供恰當的設施、服務以及未來行為的適應能力。對於普通人而言，適宜的環境就是“好用”，方便而自如，所以，“適宜”具有舒適、滿意和效率的含義，同時與健康、安全等有著內在的關聯。適宜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既有適應人的行為軌跡，又有強調環境感化和改變人的行為的作用。使用者想到的，酒店設計想到了，使用者沒有想到的，設計也想到了。
方法/步驟
1、行為的安全
人們對於好的環境的評判，常常是心照不宣，而對於一個不好的環境。則馬上會作出反應，例如由於室內地面不平整而造成的踉蹌，或者帶來的尷尬等，這些都會受到行為者的指責和抱怨。因而，在現實環境中經常是設計的一些疏忽，使行為者感到不自在、皺眉頭、遲疑和嘆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跡象表明酒店設計者多半是關注環境的形式、風格的表現，忽略了人們應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比如我們經常在很多場合中看到“小心碰頭”、“小心滑倒”的提示語，這看似是一種關心，但實則是設計的失誤。一個好的設計不應該只注重大體的效果，還應該關注細節的處理。特別是在設計中應該關心老年人、兒童以及殘疾人的行為，看環境是否會給他們帶來危險和傷害，通道是否流暢、平坦等。故此，在酒店室內空間設計中，行為的安全問題不容忽視，特別是一些細枝末節上，諸如地板是否很滑、牆角過尖是否會傷到孩子，還有玻璃是否安全等等，這些都關係到一種適宜還是不適宜的問題。
2、社交的行為
每一種環境或者說場所都有其行為的特質，而環境不只是提示行為同時也限制行為。例如，酒店是一種娛樂消費的場合，它的環境特性就限制了人的某些行為，要求工作人員的舉止與工作相匹配，無論在衣著、儀表、姿態和講話上都應該形成服務行為的秩序，而下班後的行為舉止又還原到了放鬆的狀態。所以，“行為”並非一成不變地套用原有的方式於不同的環境中，通常是受到各種環境條件的制約，形成社交性的行為規範。這種“社交行為”的普遍性在於涉及了一種空間關係學，彼此間所反映的是我們所扮演的各自不同的角色。
很顯然，現代生活中的社交行為是一種“對立”性，也就是說，相互之間是“互動對峙”的，需要保持“自我的位置”。比如一些會議、談判空間中的相互尊重、很有節制的舉止行為，表達了雙方希望平等而坐，保持一種空間關係學上的“對立”角色，同時也希望在互動中能夠消除對峙的感覺，更多地體現一種“合作”或“共存”。因此，酒店設計過程中空間環境的佈置就有了促進或抑制人們這種“交談”的功效。
3、感化的行為
室內雖為物質性的，但其空間形式與人的行為相關聯，因而構成了環境的主體。或者說，物質性的空間形式在這裡起“感化”的作用，而人的行為則表現為一種“接受”與“不接受”的心理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環境中的佈置隱含著一種行為正規化，即規範你的行為，約制你的習慣，使你的舉止複合公眾的利益等。這些作為社會環境因素的“行為場所”，實際上在人們參與其中就已經受到教化。試想在一個鋪設了地毯且很是講究的場所裡，你忍心往地上吐痰、扔髒物嗎?你會不顧及環境而大喊大叫嗎?我想不會有人願意這麼做的。因為環境的氛圍已經告訴他該如何行為和舉止?所以，酒店設計必然涉及對使用者行為模式的分析與研究，從不同人的行為方式中探求來自各種行為模式和思想觀念的不同，從而求得環境意義不是簡單的，一般性的，而是具體的、感化的行為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