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及中國的機遇
摘 要： 本文回顧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世界各國為求自救所尋求的兩條路徑，即建立某種貨幣聯盟和重新實行美元本位制。在分析美元本位制利弊的基礎上，作者提出對於亞洲國家來說，唯一的出路在於效法歐洲，積極推進亞洲貨幣的一體化程序。而且，無論今後的亞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可能採取怎樣的形式，擴大人民幣在大中華地區、亞洲地區、乃至全球的使用範圍，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匯率金融危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被國際社會熱議了半個多世紀但迄今尚無結論的問題。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但是，這種主要基於道義理由的責難不可能產生實質性效果，因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經濟和金融的實力：在國際金本位時期，擁有大量黃金儲備的國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兌換的法償貨幣時代，則是那些在全球生產和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能夠讓自己的貨幣走遍全球，為其他國家使用和持有，並且以此來左右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動態。基於這樣的道理，今天我們所以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列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正是因為，本世紀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的長達20餘年的高速增長，已大大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實力對比－－實力格局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引發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從亞洲金融危機談起
亞洲金融危機10週年的時候，曾經有很多國際組織和研究者擔心，金融危機將重返亞洲。例如，著名的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在一篇題為《2007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經濟和社會概覽》的研究報告中就宣稱：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整整十年的時候，金融危機可能重返這個地區，而其主要的觸發因素，將仍然是貨幣匯率危機。今天來看，危機復歸的預言固然過於凶險而且完全沒有兌現，但關於匯率問題將始終困擾亞洲國家國內經濟執行和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論斷，則確實觸及了廣大亞洲國家（地區）的心頭之痛。
匯率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中心環節；發生匯率危機，折射出的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因此，如果說亞洲的問題出在匯率上，那麼我們可以等價地說，亞洲國家的經濟執行強烈受到如今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合理影響。
在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的時候，現任中國銀監會顧問，十年前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的沈聯濤先生髮表了一篇名為“十年回望亞洲金融危機”的文章，對亞洲金融危機提出了新的看法。這篇洋洋灑灑2萬餘字的長文，第一節的標題就不同凡響：“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不在泰國，而在日本。”那是因為：“日元的升值與亞洲的繁榮相聯絡，貶值則意味著亞洲的衰退。”換言之，沈聯濤先生認為，牙買加體系所確定的匯率制度，是導致並加深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
從 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開始構建其全球供應鏈。首先從亞洲各國獲得原材料，隨後又購買廉價零部件，而將成品主要銷往美國，然後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這種被稱為“飛雁模式”的製造業擴充套件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隨後是“亞洲四小龍”，再之後是“四小虎”，最後是中國大陸。問題在於：這一環環相扣的系統存在著嚴重缺陷：供應鏈網路有著美元和日元兩種貨幣標準。基於這一結構，亞洲便存在著日元套利的交易機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質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資於美元或者泰銖，以獲得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對美元貶值，那麼，投機者就能獲得雙重收益：利差收益和匯兌收益。
真是一語中的！這裡說明的道理是：只要亞洲國家面對多種他國貨幣作為國際交易手段和儲備資產，只要那些有影響力的大國的國內經濟走勢存在差異，只要匯率波動不居，則不論國內基本面如何，亞洲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就是隨時可能的事。所以，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改變，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關鍵貨幣國家，就將始終生活在達摩克利斯劍之下。
二、少數國家主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非關鍵貨幣國家的潛在風險因素
為了探討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回顧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發展是有益的。上個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建立了佈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一種“雙掛鉤”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按照一個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掛鉤。這個制度正常執行的條件，一是美國在保證國內經濟穩定發展的同時不斷向國際社會提供清償力，二是各國實行固定匯率制並維持該制度的穩定。眾所周知，這個制度隱含著“特利芬兩難”的矛盾，於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上半葉，該制度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是以“牙買加協議”為標識的國際浮動匯率制。
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世界各國都開始自謀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徑基本上有兩條。
第一條路徑是尋求建立某種貨幣聯盟，在一個小範圍內另起爐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證是歐元區的建立。經過長達30餘年的艱苦努力，這個地區終於在上個世紀末，以國際協議的方式形成了統一貨幣區。歐元的啟動以及隨後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可，使得歐元區各國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以匯率波動為要點的國際貨幣制度不穩定給區內各國經濟帶來的不利衝擊。另外，在這種體系下，區域內每個國家不必保持高額外匯儲備，從而使得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最小化。
第二條路徑則是重新實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將自己國家（地區）的貨幣按照調整過的匯率仍然與美元掛上鉤並努力維持匯率穩定。歐元區以外的多數國家（地區）走的都是這條路。這樣做的好處十分明顯：由於美元是被多數國家接受並使用的國際貨幣，與美元掛鉤，便使得掛鉤國家在從事對外貿易和資本輸出入時，獲得了價格穩定的良好環境。
但是，這同樣也是一條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掛鉤國家陷入困境的路徑。其問題主要有三。
第一，由於在國際交易中和建立國家儲備時必須使用他國貨幣，掛鉤國家（地區）便普遍存在著貨幣錯配問題。所謂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國資產負債表（即國家資產的淨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則是一國損益表（即國家的淨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淨值/淨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也就越嚴重。
第二，各國貨幣釘住關鍵貨幣，一旦掛鉤國和關鍵貨幣國之間的國際收支間出現根本性不平衡，就會出現調整的不對稱問題。由於美國並不像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那樣依法承擔調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問題一旦出現，往往就會導致掛鉤國家陷入成為美國經濟波動和風險承擔者的不利局面。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眼下發生的次貸危機，更是一個新的例證。
第三，與上述第二點相聯絡，廣大非關鍵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免陷入兩難境地。這種兩難基於如下的現實：在美國和歐洲，其貨幣當局只須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制定單一的貨幣政策；而在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中，貨幣當局不僅需要針對國內經濟形勢來確定其利率和貨幣供應政策，還要同時根據對外平衡的狀況，運用同樣的工具來制定和實施適當的匯率政策。遺憾的是，對內和對外的這兩套政策，在目標和手段上常常相互衝突。回顧近兩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前思後慮、左顧右盼的窘狀，便不難理解箇中的關節。
面對此狀，人們再次對關鍵貨幣國家提出分擔調整責任的要求。然而，這種希望註定要落空。因為，1973年牙買加協議已經取消了任何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承擔的穩定責任，所以，關鍵貨幣國家和地區在制定其國內（區內）政策時，理所當然地都只會把本國（地區）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放在第一位。不僅如此，這些國家還會對非關鍵貨幣國家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指手畫腳，並儘可能地向這些國家和地區轉移經濟波動和金融風險。我們當然不願臆測這些關鍵貨幣國家在制定其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時就心懷惡意，但是，基於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特殊性質，他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
問題還有複雜之處。即便關鍵貨幣國家出於某種考慮或迫於國際壓力，承擔起穩定幣值和調整國際收支的國際責任，根據“特利芬難題”的邏輯，他們最終也會遇到幣值穩定和國際收支惡化同時出現的兩難困境。這意味著，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非關鍵貨幣國家要想免除匯率波動的不當干擾，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有鑑於此，我們必須設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於在亞洲形成貨幣合作機制
在本文的開頭我們就已指出，雖然世界上非關鍵貨幣國家佔據多數，但其中，亞洲各國（地區）對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感受最深。這是因為，亞洲各國經濟的對外部門大都比較重要，其外匯儲備規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貨幣錯配的風險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經濟的總圖景。目前，從地緣上說，世界存在三大經濟區域：美國、歐洲和亞洲。從經濟總量上看，亞洲最大，歐洲次之，美國最小。但是，從金融方面看，則是美國最強，歐洲次之，亞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國際貨幣和國際儲備手段上看，問題更為嚴重。迄今為止，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亞洲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自己規模巨大的產品和勞務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資本的流入和流出，無論是計價還是實際的移轉，都必須以美元和歐元為載體。於是，匯率穩定與否，就永遠是這些國家（地區）巨集觀調控難以迴避的持續挑戰。既然涉及匯率，就免不了要時時謹慎地處理與美國與歐洲之間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免不了要仰他們的鼻息，而且常常還會遭受無端的指責。
毫無疑問，所謂匯率始終是亞洲國家（地區）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說到根本上就是，亞洲國家（地區）在對外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中，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中，是否有話語權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免受匯率問題的無盡折磨，我們必須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有人建議要更為充分地發揮SDR的作用。這種想法在理論上堪稱完善，也符合創設SDR的初始願望。但是，30餘年的實踐顯示，在全球經濟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宰的局面難以改變的條件下，希冀在技術上創設一種與各國的經濟實力相脫離並剝奪發達國家主導權的新的記賬單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儲備資產，是不現實的。SDR的創設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反對和阻撓，再明確不過地顯示了其中的利害關係。
還有人主張恢復金本位。這實在是個缺乏歷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續貶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的國家和地區蒙受鉅額損失，致使投資者蜂起購買黃金保值。這種狀況喚起了人們對金本位的回憶，似乎也順理成章。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金本位是人類歷史上曾經產生過的野蠻的貨幣制度，它使得人類的社會活動受到分佈不均、產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數大亨的錢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並且使人們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實，只要瞭解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國際及世界各國的貨幣制度如何艱難地擺脫其黃金束縛並獲得其現代形式的歷史，便可以知曉，恢復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難使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和少數富人的控制。
對於亞洲國家來說，唯一的出路在於效法歐洲，積極推進亞洲貨幣的一體化程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各種形式的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都採取積極態度。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經濟和國際貨幣環境。
當然，亞洲貨幣一體化是一條長滿荊棘的道路。從上個世紀末的“清邁倡議”算起，我們事實上已經做出了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為止，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還侷限在防範危機的領域，建立地區統一貨幣體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現值得一提的舉措。借鑑歐元啟動的歷史過程，我們或許需要做好再努力幾十年的準備。在這裡，建立一體化的區域經濟體系，在互信的基礎上形成一體化的政治共識，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我們高興地看到，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經濟輻射力的擴大，亞洲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絡近年來得到了迅速加強。我們有理由相信，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程序，今後將越來越成為廣大亞洲國家（地區）的共同事業。
然而，無論我們做出怎樣積極的努力，當前由美元和歐元主宰全球金融體系的狀況都不會很快改變。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應對之策。在我看來，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並且更為積極主動地運用這些外匯儲備，則是過渡時期的理性選擇。
於是我們就需要討論全球外匯儲備鉅額積累的合理性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大都轉向了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根據國際金融的傳統理論，實行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一國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然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外匯儲備以天文數字在迅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外匯儲備的全球積累是以相當不平衡的格局在發展。具體說，在世界的一極，美國和歐元區的外匯儲備規模較小且保持穩定；在世界的另一極，外匯儲備則迅速積累，甚至南美洲傳統的重債國，現在也都擺脫了負債的地位，成為淨債權國。對於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外匯儲備的鉅額積累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主權財富基金”問題，我們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這是在難以擺脫關鍵貨幣國家的貨幣和其他經濟政策對本國經濟和金融執行的不利衝擊的條件下，在匯率風險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降低持有外匯之制度機會成本、追求更好的長期回報和抵禦金融風險的一種不得已的積極安排。
四、上海在國際貨幣體系轉變過程中的機遇
我們認為，無論今後的亞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可能採取怎樣的形式，擴大人民幣在大中華地區、亞洲地區、乃至全球的使用範圍，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如果上述討論的確描繪了中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建設的路徑，則建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市場體系，包括國際貿易中的計價、交易、結算，乃至儲備貨幣的安排，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在今後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程序中，努力形成人民幣中心，構成國內各個城市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之一。
為了推動這一程序，我們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應當建立一套比較合適的經濟和社會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為各種各樣的人民幣交易和經營人民幣機構樂於生根的樂土。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證各種各樣的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得以順利地在上海開展業務。其三，應當以創新的精神，積極推動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擴大人民幣的交易規模；其四，應當創造條件，大力培養合格金融人才，為國際金融業務的開展提供人力資本。
我認為，如果我們在上述方面做出努力，那麼，建設上海金融中心就可以邁出切實的步伐。
人民幣升值的內在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