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的起源簡介

　　對聯，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一，又稱楹聯或對子，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今天小編就來告訴你，歡迎閱讀。

　　五代時，西蜀的宮廷裡，有人在桃符上提寫聯語。據《宋史·蜀世家》說：後蜀主孟昶令學士章遜題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筆題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這便是我國的第一副春聯。直到宋代，春聯仍稱“桃符”。王安石的詩中就有“千門萬戶幢幢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之句。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為紙張，叫“春貼紙”。

　　明代，桃符才改稱“春聯”。明代陳雲瞻《簪雲樓雜話》中載：“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口須加春聯一幅帝微行時出現。”

　　春節貼春聯的民俗起於宋代並在明代開始盛行。據史書記載，明太祖朱元璋酷愛對聯，不僅自己揮毫書寫，還常常鼓勵臣下書寫。有一年除夕，他傳旨：“公卿士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初一日太祖微服出巡，看見交相輝映的春聯感到十分高興。當他行至一戶人家，見門上沒有春聯，便問何故。原來主人是個殺豬的，正愁找不到人寫春聯。朱元璋當即揮筆寫下了“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的春聯送給了這戶人家。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對春聯的大力提倡，也正是因為他的大力提倡，推動了春聯的普遍盛行。

　　到了清代，春聯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樑章矩編寫的春聯專著《檻聯叢話》對楹聯的起源及各類作品的特色都作了一一論述。春聯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文學藝術形式。

　　對聯的由來

　　南朝《荊夢歲時記》記載，每逢歲時，人們便掛桃符來驅鬼避邪、迎喜接福。這是對聯的萌芽。

　　五代時，桃符上的神像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聯語。《茅亭客話》記載：蜀後主孟昶曾寫了一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的對子，是我國最早的對聯。

　　宋代受詩詞的影響，對聯在對仗方面前進了一大步。大詩人陸游就曾為自己的書房題聯：“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話流年”。

　　明代對聯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簪去樓雜記》記載：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後，曾下令“凡公卿士庶門第，須加春聯一副”，他本人也帶頭寫了一副對聯送與徐達----“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

　　清代是對聯的繁榮期，不論在內容的開拓還是在藝術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吳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馮玉祥將軍送給理髮鋪的：“倭寇不除，有何顏面對鏡?國仇未報，負此頭顱為人!”中國青年反對帝國主義“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刁難的“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犯邊”等等，不再贅述。宋代詩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寫道：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新桃”和“舊符”是什麼意思?用現代話說就是春聯。春聯是對聯的一種，我國的春聯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春聯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從五代十國時開始，明清兩代尤為興盛，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漢以前，我國民間每逢過年，有在大門的左右懸掛桃符的習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兩塊大板，上面分別書寫上傳說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ú***”和“鬱壘”的名字，用以驅鬼壓邪。這種習俗延續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們才開始把聯語題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據歷史記載，後蜀之主孟昶***chǎng***在公元 964年除夕題於臥室門上的對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是我國最早的一副春聯。

　　宋代以後，民間新年懸掛春聯已經相當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詩中寫的“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就是當時春聯盛況的真實寫照。由於春聯的出現和桃符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古人又稱春聯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對聯。他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定都以後，命令大臣、官員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須書寫一副對聯貼在門上，他親自穿便裝出巡，挨門挨戶觀賞取樂。當時的文人也把題聯作對當成文雅的樂事，寫春聯便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

　　入清以後，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對聯猶如盛唐的律詩一樣興盛，出現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名聯佳對。

　　隨著各國文化交流的發展，對聯傳入越南、朝鮮、日本、新加坡等國。這些國家至今還保留著貼對聯的風俗。

　　對聯的歷史起源

　　對聯形式短小，文辭精煉，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詩，是一種優秀的文化遺產，是一種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文藝形式，它講究對仗工整，遣詞典雅，寓意深刻，規格嚴謹。

　　對稱及平衡，是先民美學觀點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在生產工具***打製石器***時便已顯示;在文字創造方面，同樣顯示著這一審美觀。從已發現的公元前四千年的半坡遺址出土垢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來觀察，這些符號也經常成左右對稱。八卦是我國最早的極為規則的、非常講究對稱的刻畫符號。卦象的外形到內涵***從形到質***都體現著“對稱”的審美觀。在語言文字的表達上，這種審美觀便表現為對偶句。《文心雕龍》有言：“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對偶這一修辭手段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並運用的修辭手段，它和象聲是孿生兄弟。

　　對偶不只是簡單的字面、詞義相配成偶，還要求分量相當，不能畸輕畸重。其例，不勝列舉：

　　“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風雅逸篇》***;

　　“清廟穆兮承餘宗，百僚肅兮於寢堂”***《神人暢操》***;

　　“寧為雞口，勿為牛後”***《古今諺》***;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列子》***;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

　　屬於詩者則有：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詩經》***;

　　“名餘正則兮，字餘曰靈均。”***《楚辭》***;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的文字甚至口頭語，都很自然在運用了對偶句。但在形式上尚無有意雕琢，劉勰說：“唐虞之世，辭未及文”。此後形成駢體賦。進入南北朝後期，對偶句的運用便已經精雕細琢了。

　　與劉勰同時的沈約提出“四聲八病”的主張之後，詩歌創作漸趨嚴謹的格律化，詩歌有了格律要求並越趨嚴密精細。在詩中，律詩的對偶句用上了“對仗”一詞。

　　在格律詩形成的同時，詞已萌芽、發展，自然而然地引進了格律，又向著長短句發展。到北宋，詞的創作格律已經十分精熟，只是仍較短小。到柳永和蘇軾手中，詞牌陡增，題材面大擴充套件，表現方式大為豐富多樣。詞到盛時，曲已興起，造語選詞，較貼近民眾。詩詞曲都給對聯以極大的影響。隨後的雜言又大量用入對聯，除竭力講究典雅這外，成為主流的，則是以淺近的文言文或以口語入聯，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得於在民間紮根，在深入民間的同時，又從俗語、俚語、諺語、謎語等處汲取營養。

　　假如說對偶句是對聯的原質，那麼它是在詩歌、駢賦中孕育而成的，是不斷經吮吸詩、詞、曲、賦的乳汁而成長。特別是深入民間後，融合謎、諺、俚、俗語等，成為一種上至宗廟、朝庭、下達至卑、至穢處所都能使用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