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新研究

　　有幸參加今年河北省委組織的加強基層建設年駐村幫扶活動，這是我繼1977年駐村學大寨和1986年駐村扶貧之後，又一次駐在村裡與農民近距離的接觸。在幫扶工作中，我與其他兩名河北省農信聯社的同志堅持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得益於省委重視和省聯社支援，出於對農民的真摯情感，我們為村裡辦了修水泥路、電網改造、建村民廣場等十多件實事，受到村民的認可和讚揚，所在工作組被評為省優秀駐村工作組。應當說今年是我近年來最接地氣、最感充實、最有成就感、最難忘的一年。但是，榮譽和讚揚卻加重了我駐村期間一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擔心和焦慮。這就是，雖然改革開放尤其是2003年起黨中央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資金投入逐年增加，三農事業已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但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比，當前農村出現了農民物質生活改善相對緩慢、農業再生產條件惡化、部分基層政權軟弱渙散等新問題。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路徑、辦法，我做了近一年時間的調研，經過了反覆思考，現結合學習黨的報告體會，把我的所見、所思整理如下：

　　一、農民的焦慮與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問題

　　我高興地看到，農民是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他們是我黨執政的依據和堅實基礎。農民感謝黨幫他們翻身解放過上好日子，感謝改革開放和免徵農業稅為他們帶來福祉，尤其是年齡大一些的村民，是絕不允許別人說共產黨壞話的，即使現實生活中有一些現象使他們看不慣甚至引起不滿，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經’是好的，只是讓下邊的‘和尚’給念歪了”。這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和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中國農民的主流意識。

　　但我也確實看到了在一些農民中目前日益增長的焦慮和不滿，看到了黨的執政基礎面臨削弱的危險：

　　1.農民的物質生活改善相對緩慢。雖然國家已經和正在採取措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城鎮居民和農民之間的收入比仍由1985年的1.53︰1擴大到2011年的3.13︰1《中國收入差距正迎來縮小的拐點》賴德勝 陳建偉 人民日報 2012年4月10日。城鎮居民和農民間收入和生活質量差距逐年拉大，日新月異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架環路、城鎮居民日漸增長的公共服務與日漸冷落、基礎設施落後、較少得到公共服務的農村形成強烈反差。雖然農民收入和生活質量這些年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農民由於沒有同步享受到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果，被遺忘、不平衡的心理普遍存在。

　　2.新的“剪刀差”客觀存在。這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價格提升幅度遠遠低於化肥、農藥等工業品漲價幅度和對農民工、勞動派遣用工實行不平等工資福利待遇兩個方面。我國有13億人口，目前的城鎮化率接近50%，但“目前中國城鎮化如果按照戶籍城鎮化口徑來計算，那麼會下降1/3”引自中央農村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東方網 2012年3月25日，這就是說我國目前仍大約有9億農民。9億農民為4億城鎮居民提供低價農產品和廉價勞動力，促成了城鎮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這就是新的“剪刀差”。由於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尚未形成，目前的農產品最低保護價雖然保護了農民利益，但尚不能反映真實生產成本，加上作為糧食市場主體的國有糧食收購企業很難做到敞開收購，不僅使得國家對流通環節的補貼遠高於對農民的補貼，還富了一批倒買倒賣的中間商。

　　3.改革和市場化程序中對農民利益關注保護不夠。由於資訊渠道不暢,農民的訴求很難直接反映到決策層，使得農村本已薄弱不該撤併的機構撤併了不少，農民享受到的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更少，出現了農村上學難、看病難、貸款難、買真貨難。在我們與農民的交談中，許多農民表現出了他們對過去村供銷社、信用代辦站、合作醫療點、村小學及當時經常駐村的農業技術服務人員的懷念。我個人認為這些機構的撤併應當講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當時畢竟應當聽一下農民的意見且不要操之過急搞一刀切。這些年國家雖然加大了對農民的補貼，但是實惠農民並沒有全部得到，比如對農機具和家電補貼後，不少農民在購買時遇到了質量下降或價格攀升的問題。

　　4.部分農民對建設新農村信心不足。家庭土地承包的紅利已漸消失，一些村莊隨著農田水利設施失修損毀，小農經濟靠天吃飯、資訊不暢、抗風險能力弱的弊端開始顯現，加上種田不掙錢，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尤其是農村年輕一代“務農無地、上班無崗、進城無戶、低保無份”，村裡待不住、打工受歧視，大部分已常年不在家，處於農民工或流浪工的狀態。

　　5.一些農民道德觀念出現滑坡。與上世紀的駐村經歷比，我有一個不好的感覺，就是現在一些農民表現出更多關心自家利益卻很少關心集體或關愛他人，集體主義互幫互助觀念十分淡薄。今年剛駐村時，已看不到過去村民歡迎上面來村幹部的熱情，他們普遍認為我們不可能住到村裡，不可能為村裡辦什麼實事，他們說：“十多年了，就沒見過省幹部能在村過夜的，鄉幹部來也就是待一會兒就走”。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更為貧乏，除由過去的聽廣播變成看電視外，基本沒有別的文化生活。“從土地承包後，村裡就沒開過全體村民會，也沒組織過大家學習”村民如是說。先進思想文化在農村得不到廣泛傳播，封建、迷信、賭博現象趁機抬頭。更為嚴重的是目前個別村民小偷小摸問題突出，玉米和蔬菜尚未完全成熟，村裡的農民就搶著收回家，否則很可能全部丟失，為此，我們還專門為村裡安裝了11個攝像頭和電子監控系統，這也算駐村期間所辦的實事之一。

　　黨的報告中關於“ 必須更加自覺地把以人為本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不斷在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新成效”方面的論述，是我們解決一切農民問題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依據我個人的思考和理解，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要確立農民是黨和國家執政基礎的地位。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口頭報告中指出：“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毛澤東農民問題理論對新農村建設的現實意義》張加磊 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6年第06期。我國農民人口數量目前仍遠超過城鎮居民，且城鎮居民大部分為解放後遷入的農民，農民理應成為國家主人，國家意志應體現農民的訴求。我個人不贊成把農民稱作“弱勢群體”，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其基本權利當然包括與城鎮居民一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權利，而不是救濟和施捨的物件。確立起農民是黨和國家執政基礎的地位，是我們解決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出發點，理念達不到這個程度，就很有可能再次做出損害農民利益的決策或行動。

　　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農產品價格形成體系。理順農產品價格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基礎。應當利用當前網際網路已高度發達的條件，儘快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清除市場壁壘，利用市場來及時發現和校正農產品價格並反過來指導農業生產。國家應制定農產品價格支援政策，通過建立工農業產品間合理的“平價”比例來保護農民的利益。農產品最低保護價應以瘠薄土地農產品生產成本為基礎，否則不能解決土地撂荒問題;最低保護價還應逐步包括通貨膨脹和縮小城鎮與農村間收入差距的因素，否則在基數懸殊的情況下，同樣或者農村略高的增長比例仍會使城鎮居民與農民間生活差距越拉越大。從經濟學角度看，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大都小於1，農產品單方面提價有利於社會總供給，對社會總需求不會產生抑制作用。此外，國家還應利用好WTO關於農產品的“綠箱”、“籃箱”規定，繼續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扶持，從多個方面入手來提高農民種田積極性。

　　三是加快開放城鎮戶籍。農民進城是任何國家工業化程序的必備條件，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因為農民進城而對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危害的。因為中國農民的情結在於故土難離，所以只要農產品價格能做到隨著工業品和居民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就能夠有效抑制農民盲目進城的衝動，就完全可以讓農民自己選擇是否進城，而沒必要做指標、繳稅年限等方面的限制。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和重點在於解決好農民問題，最大的內需也在9億農民，儘快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加快直至全面放開戶籍限制，並逐步做到進城農民可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基本住房、子女就學、養老醫療、社會救助和工資福利等保障權利，將會有力地拉動內需，併為我國工業化提供充足勞動力資源，彌補因進入老齡社會而減少的“人口紅利”，很可能會給我國經濟提供一個長時間較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四是要加強農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政治清明和幹部敬業公正清廉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產生著重要影響。各級黨政機關和涉農部門應當認真貫徹落實“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引自報告的要求，做到凡是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農民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多謀農民之利，多解農民之憂，解決好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主動化解矛盾，密切黨群幹群關係。要加強農村思想文化建設，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農村社會思潮。“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毛澤東八屆二中全會講話，不能幹什麼只盯著錢、想什麼都從自家利益出發，否則農村的和諧穩定、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均無從談起。在農村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農民道德素質的提高和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鄉鎮黨委、村黨支部應當發揮更大作用。

　　二、農業基礎薄弱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這幾年農業向社會提供的商品確實在逐年增多，這主要得益於兩條：一是籽種和種養方式帶來的變化。籽種要感謝袁隆平等科學家，玉米、水稻、小麥等大宗農業作物由於種子革命，產量較上世紀八十年代翻了一番;種養方式變革的效果也十分明顯，過去養一頭豬到出欄需要八、九個月，而現在時間縮短了近一半。二是農民自身消費的減少。由於生活水平提高農民自己吃的比過去要少得多，基於缺少人手和衛生安全等原因庭院養大牲畜及豬羊雞兔已很少，加上外出務工人員吃商品糧菜等原因，農民自身消費部分大幅縮減。

　　農業提供商品增多並不等於農產品產量有了大幅提升，我國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仍然是黨和政府需十分關注的重大問題。我所看到的是，目前農業基礎薄弱和不可持續發展問題在部分農村已表現得比較突出：

　　1.農田耕作粗放。我所駐的村有163戶、655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勞動力近200人。由於農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還當農民，村裡絕大多數青年不願也不會種地，所以在家務農的基本是老人和留守婦女。部分土地撂荒，有些土地不搞初耕復耕，積、送農家肥已很少見，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劑、農藥使得耕作淺層化、土壤毒素化、土地板結化問題已十分突出。如果沒有新一輪種子革命很難想象產量會大幅提升，同時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問題也十分令人擔憂。

　　2.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嚴重滯後。一些村莊上世紀八十年代前修建的水利設施因使用多年已經或接近報廢，當年的灌渠、林網已大部分平做農田，土地缺乏蓄水保水能力，地下水位連年下降。老本已吃殆盡，新的尚未修建，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欠賬太多，已影響到了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3.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因為農民承包的土地同時承擔著農村貧困人口生活保障的作用，所以國家規定家庭土地承包長期穩定不變。但30多年過去後新的矛盾出現了：死亡和遷走戶口的人有地，新出生的一代農民沒地;已外出打工的農民既不種地又不願把土地轉包出去，想種會種地的人卻沒地或缺地。土地利用率不高還表現在廢棄閒置宅基地使農村空心化的問題上，我所在的村目前廢棄和閒置的宅基地已超過1/3，而且還在呈加速擴大趨勢。從網際網路上查，全國農村宅基地為16.8萬平方公里摺合2.52億畝，這還不包括村內道路等佔地。我國村莊建設長期缺乏規劃和管理，已建房的地佔就佔了，新建房還在不斷佔用耕地，對農民過多宅基地佔用過去曾搞過治理但收效甚微。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確保不低於18億畝耕地的紅線遲早將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