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追求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15日
隨著上世紀90年代社會和思想文化的急劇轉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問題出現了諸多發現和認識。20世紀中國文學中現代文學的本質是否具有“現代性”的本質屬性，對此問題的理解眾說紛紜，下面我們將圍繞魯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作家，從兩個方面談談我們的看法。
楊春時、宋劍華在《學術月刊》1996年第12期上發表了《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近代性》，就如何看待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是近代性抑或現代性?該文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本質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不應當屬於現代主義文學，因為其不具備現代性，而只有近代性。他們拋開中國文學作為個體的歷史現實，而放眼整個世界的文學史劃分，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徵是完成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轉型，它以類似於近代文學的主題而選擇對國家、民族、階級命運的關注為主題，而偏離了屬於關注個體精神歸宿的現代文學主題，因此應屬於世界近代文學範圍。當然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他們的觀點持反對態度，認為以西方文學史固有模式來框定中國文學，這正是背離了中國的實際。
首先，我們從對“現代性”概念的理解入手。
“現代性”作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炙手可熱的流行詞彙，大家普遍認同的有兩種解釋：一是從在歷史長河中的時間職能上看，它被認為在19世紀上半期，西方文明歷史中某個階段的現代性——它是科學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工業革命的產物、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產物，因此，“現代性首先是與一種新的時間意識是對應的”；另一種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在文化範疇內具有價值敘事職能。
從這兩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同時存在著對於兩種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文學的興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開始的。他們對國民性中的劣根性進行批判，對舊的統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倫理道德發起攻擊，從而關注中國的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張天翼等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則顯示出對於審美現代性的濃厚興趣，他們更為關注的是“人”，一個更多表現為非理性的人，在現代社會的某種境遇。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髮、戴望舒、張愛玲、穆旦等為代表。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需要從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歷史程序的實際出發。現代性是個發展的概念，它分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階段，不可以用相對成熟的現代性來苛求早期的現代文學。它萌芽於晚清，開創於民國，發展在共和國。從中國整個龐大的文化和時間背景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它的意義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要從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中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就其特殊的時代意義，我們也不難看出發生在1917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同於古典文學，也不同於西方文學，更不同於當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現代性”意義。
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啟蒙主義文學大師的魯迅，開創了中國民族文化反思的新人文傳統，為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現代變革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作品所達到的高度迄今為止無人能及，無論從思想內容的深度還是藝術成就的高度來講，魯迅作品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高不可及的範本。早在1906年，魯迅就提倡反抗和獨立精神。今天看來，這種思想比其他的同時代人要先進10年，因為他的這一訴求直到五四時期才獲得廣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發表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白話現代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他在小說《狂人日記》中以“吃人”二字對中國歷史的概括，在小說《阿Q正傳》中以“阿貴”典型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概括等，其深遠的意義至今都影響頗深。30年代，魯迅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出現於文壇，並自覺地站在了黨的旗幟下，為保衛人民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在《二心集》、《且介亭雜文集》中便可以找到其高亢的戰鬥風格。
生活在40年代的作家們，在繼承優秀的現代文學傳統的同時，創造了更加豐富的具有現代性的文學形式，如以趙樹理、孫犁為代表的解放區文藝，競相爭豔的現代戲劇等，無論從形式還是思想內容上講，都不可謂不現代。
其次，從“現代性”的主要表現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同樣保持著“現代性”特徵。
個人主義精神與人道主義思想。“個人主義”以文學方式為個人立法，確立了個體的獨立、解放、自由和創造的價值意義。郭沫若在詩歌中創造了“我把天來吞了”、“我把地來吞了”的“我”，充滿了詩人自我崇拜、自我讚美的激情；廬隱也通過《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等小說描寫了自我的心境，抒發了自我的情感……這是與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情感分不開的。
“人道主義”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擔當公民和人的責任和義務，同情、悲憫普通人的生活命運。1921年成立的創造社的重要作家郁達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餘者形象，從而抒發了孤獨、憂傷的情懷，從《沉淪》中的“我”，到《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菸廠女工，無不充滿了令人窒息的苦悶感。作家也正是以此來激起社會的人道主義關懷。另：外，作為中國感傷主義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創作了充滿悲憫情懷和憂傷基調的傑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濃郁的悲憫和感傷的成分。這也正是人道主義的體現。
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都是現代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思想情感，這在反傳統和現實化的過程中實現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現代化。
現代人的心理體驗和生命意識。現代人的心理體驗和生命意識是現代文學擁有的最為本真、內在的現代性。各個時期的文化現象都有著時代的特徵與社會的印記。現代文學同樣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現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和思維的結晶，也是現代作家的生命體驗和心理情緒的體現。成功創作了《傳奇》、《傾城之戀》等“海派”小說的張愛玲善於描寫動盪的社會背景下的滬港社會，這來自：其在上海、香港的生活經歷。張愛玲從小因為父母不和離異，受到後母的虐待，之後經歷了香港淪陷，使她感受到了人生的淒涼，而這種心態影響著她的創作。我們從她的作品中會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濃郁的悲觀色彩。
現代文學作品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反映著當時現代人的生命氣息。1943年，趙樹理根據他在山西遼縣鄉下了解到的迫害自由戀愛的青年男女致死的案件，創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結婚》。青年農民小二黑與小芹的自由戀愛之路雖曲折坎坷，但最終仍幸福地結合，從而歌頌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和民主政權的力量，反映瞭解放區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革，因此被郭沫若稱讚為“為抗戰以來文藝作品的傑出者”。
現代白話文的語言主體。現代白話文是現代文學的基本語言，五四文學革命一開始就強調建構現代語言形式，提出“用現代人的語言來表現現代人的思想。現代人的語言是白話文”。魯迅主張：“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魯迅這裡所說的白話文的個性、鮮活和表達的直白就是現代文學語言的現代性。
自由、多樣的文體形式。“五四”時期作家們普遍用白話文寫作，使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分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詩歌以郭沫若為代表，他的詩以自由無羈的想象、滂沱恣肆的抒情和浪漫抒情主體的塑造開了一代新的詩風。新詩集《女神》勇猛地衝擊了封建社會的藩籬，體現了社會的強烈要求，傳達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如在《女神之再生》中唱出了“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甚神像!”所以，《女神》被稱為“是號角，是戰鼓”，它顯示出了鮮明的時代色彩，成為中國詩歌現代化的標誌。
散文方面，魯迅以《朝花夕拾》和《野草》為典型文字，為“現代散文的創作提供了兩種體式，或者說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閒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30年代，雜文與報告文學的繁榮更加豐富了散文樣式。這方面魯迅無疑還是領軍人物，《而已集》、《南腔北調集》等雜文集對於反映社會生活和現實鬥爭有著突出貢獻。而報告文學以其大眾化的特點此時也在大江南北蓬勃興起，呼應並追趕著時代的潮流。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的一日》大型報告文學徵文集，容納了近500篇文章，揭示了飽受摧殘的中國農村的衰落，也展現了一批為求解放而刻苦工作的熱血男兒。
茅盾、老舍的客觀寫實性小說和巴金的主觀抒情性小說為中長篇小說提供了典範，標誌著中國現代中長篇小說上升到的藝術高度。1933年《子夜》的發表被稱為“中國長篇小說成熟之年”。茅盾還開創了長篇小說“三部曲”的結構模式，這一模式在巴金筆下得到了發展。
從西方橫向移植過來的話劇隨著抗日戰爭的全民化，也開始“從錦繡叢中到了十字街頭，從上海深入了內地，從都市到了鄉村，從社會的表層漸向著社會的底層”。可見，中國的戲劇在逐漸向民族化、大眾化傾斜，使舞臺走進人們的生活，也使人們的現實生活得到了活靈靈的展現。這也是戲劇現代意義的價值所在。在中國話劇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貢獻的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等，標誌著中國現代話劇的成熟和中國現代話劇劇場藝術的確立。他是一個獨異的存在和難以超越的高峰，他的創作為此後劇場話劇樹立了典範。
現代文學貫注了現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屬性應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為了人民的獨立解放和民族的繁榮富強，中華民族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因而現代文學作品以其豐富的題材、多樣的文體、生動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再現了人民群眾與殘酷的現實社會作鬥爭，展示了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以及為此付出的艱辛努力，表現了作家們無比豐富的思想和美麗複雜的人性人情，也包涵了他們對現代文明的呼喚。這一切都源自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本質屬性。
我們認為，無論是著眼於西方或中國本土對於“現代性”的概念做出的解釋來看，還是從“現代性”本身的表現方面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例項都在證明著其現代性的本質屬性，從而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始終堅持的現代性追求。
魯迅雜文藝術性賞析
通訊工程師自我評價
楊春時、宋劍華在《學術月刊》1996年第12期上發表了《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近代性》，就如何看待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是近代性抑或現代性?該文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本質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不應當屬於現代主義文學，因為其不具備現代性，而只有近代性。他們拋開中國文學作為個體的歷史現實，而放眼整個世界的文學史劃分，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徵是完成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轉型，它以類似於近代文學的主題而選擇對國家、民族、階級命運的關注為主題，而偏離了屬於關注個體精神歸宿的現代文學主題，因此應屬於世界近代文學範圍。當然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他們的觀點持反對態度，認為以西方文學史固有模式來框定中國文學，這正是背離了中國的實際。
首先，我們從對“現代性”概念的理解入手。
“現代性”作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炙手可熱的流行詞彙，大家普遍認同的有兩種解釋：一是從在歷史長河中的時間職能上看，它被認為在19世紀上半期，西方文明歷史中某個階段的現代性——它是科學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工業革命的產物、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產物，因此，“現代性首先是與一種新的時間意識是對應的”；另一種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在文化範疇內具有價值敘事職能。
從這兩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同時存在著對於兩種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文學的興起就是以一部分作家率先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開始的。他們對國民性中的劣根性進行批判，對舊的統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倫理道德發起攻擊，從而關注中國的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張天翼等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則顯示出對於審美現代性的濃厚興趣，他們更為關注的是“人”，一個更多表現為非理性的人，在現代社會的某種境遇。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髮、戴望舒、張愛玲、穆旦等為代表。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需要從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歷史程序的實際出發。現代性是個發展的概念，它分為前期、中期、晚期的不同階段，不可以用相對成熟的現代性來苛求早期的現代文學。它萌芽於晚清，開創於民國，發展在共和國。從中國整個龐大的文化和時間背景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它的意義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要從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中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就其特殊的時代意義，我們也不難看出發生在1917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同於古典文學，也不同於西方文學，更不同於當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現代性”意義。
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啟蒙主義文學大師的魯迅，開創了中國民族文化反思的新人文傳統，為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現代變革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作品所達到的高度迄今為止無人能及，無論從思想內容的深度還是藝術成就的高度來講，魯迅作品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高不可及的範本。早在1906年，魯迅就提倡反抗和獨立精神。今天看來，這種思想比其他的同時代人要先進10年，因為他的這一訴求直到五四時期才獲得廣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發表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白話現代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他在小說《狂人日記》中以“吃人”二字對中國歷史的概括，在小說《阿Q正傳》中以“阿貴”典型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概括等，其深遠的意義至今都影響頗深。30年代，魯迅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出現於文壇，並自覺地站在了黨的旗幟下，為保衛人民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在《二心集》、《且介亭雜文集》中便可以找到其高亢的戰鬥風格。
生活在40年代的作家們，在繼承優秀的現代文學傳統的同時，創造了更加豐富的具有現代性的文學形式，如以趙樹理、孫犁為代表的解放區文藝，競相爭豔的現代戲劇等，無論從形式還是思想內容上講，都不可謂不現代。
其次，從“現代性”的主要表現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同樣保持著“現代性”特徵。
個人主義精神與人道主義思想。“個人主義”以文學方式為個人立法，確立了個體的獨立、解放、自由和創造的價值意義。郭沫若在詩歌中創造了“我把天來吞了”、“我把地來吞了”的“我”，充滿了詩人自我崇拜、自我讚美的激情；廬隱也通過《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等小說描寫了自我的心境，抒發了自我的情感……這是與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情感分不開的。
“人道主義”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擔當公民和人的責任和義務，同情、悲憫普通人的生活命運。1921年成立的創造社的重要作家郁達夫，借作品塑造了一群引人注目的零餘者形象，從而抒發了孤獨、憂傷的情懷，從《沉淪》中的“我”，到《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菸廠女工，無不充滿了令人窒息的苦悶感。作家也正是以此來激起社會的人道主義關懷。另：外，作為中國感傷主義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用一生的心力創作了充滿悲憫情懷和憂傷基調的傑出作品。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濃郁的悲憫和感傷的成分。這也正是人道主義的體現。
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都是現代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思想情感，這在反傳統和現實化的過程中實現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現代化。
現代人的心理體驗和生命意識。現代人的心理體驗和生命意識是現代文學擁有的最為本真、內在的現代性。各個時期的文化現象都有著時代的特徵與社會的印記。現代文學同樣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現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和思維的結晶，也是現代作家的生命體驗和心理情緒的體現。成功創作了《傳奇》、《傾城之戀》等“海派”小說的張愛玲善於描寫動盪的社會背景下的滬港社會，這來自：其在上海、香港的生活經歷。張愛玲從小因為父母不和離異，受到後母的虐待，之後經歷了香港淪陷，使她感受到了人生的淒涼，而這種心態影響著她的創作。我們從她的作品中會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濃郁的悲觀色彩。
現代文學作品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反映著當時現代人的生命氣息。1943年，趙樹理根據他在山西遼縣鄉下了解到的迫害自由戀愛的青年男女致死的案件，創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結婚》。青年農民小二黑與小芹的自由戀愛之路雖曲折坎坷，但最終仍幸福地結合，從而歌頌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和民主政權的力量，反映瞭解放區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革，因此被郭沫若稱讚為“為抗戰以來文藝作品的傑出者”。
現代白話文的語言主體。現代白話文是現代文學的基本語言，五四文學革命一開始就強調建構現代語言形式，提出“用現代人的語言來表現現代人的思想。現代人的語言是白話文”。魯迅主張：“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魯迅這裡所說的白話文的個性、鮮活和表達的直白就是現代文學語言的現代性。
自由、多樣的文體形式。“五四”時期作家們普遍用白話文寫作，使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分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詩歌以郭沫若為代表，他的詩以自由無羈的想象、滂沱恣肆的抒情和浪漫抒情主體的塑造開了一代新的詩風。新詩集《女神》勇猛地衝擊了封建社會的藩籬，體現了社會的強烈要求，傳達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如在《女神之再生》中唱出了“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甚神像!”所以，《女神》被稱為“是號角，是戰鼓”，它顯示出了鮮明的時代色彩，成為中國詩歌現代化的標誌。
散文方面，魯迅以《朝花夕拾》和《野草》為典型文字，為“現代散文的創作提供了兩種體式，或者說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閒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30年代，雜文與報告文學的繁榮更加豐富了散文樣式。這方面魯迅無疑還是領軍人物，《而已集》、《南腔北調集》等雜文集對於反映社會生活和現實鬥爭有著突出貢獻。而報告文學以其大眾化的特點此時也在大江南北蓬勃興起，呼應並追趕著時代的潮流。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的一日》大型報告文學徵文集，容納了近500篇文章，揭示了飽受摧殘的中國農村的衰落，也展現了一批為求解放而刻苦工作的熱血男兒。
茅盾、老舍的客觀寫實性小說和巴金的主觀抒情性小說為中長篇小說提供了典範，標誌著中國現代中長篇小說上升到的藝術高度。1933年《子夜》的發表被稱為“中國長篇小說成熟之年”。茅盾還開創了長篇小說“三部曲”的結構模式，這一模式在巴金筆下得到了發展。
從西方橫向移植過來的話劇隨著抗日戰爭的全民化，也開始“從錦繡叢中到了十字街頭，從上海深入了內地，從都市到了鄉村，從社會的表層漸向著社會的底層”。可見，中國的戲劇在逐漸向民族化、大眾化傾斜，使舞臺走進人們的生活，也使人們的現實生活得到了活靈靈的展現。這也是戲劇現代意義的價值所在。在中國話劇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貢獻的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等，標誌著中國現代話劇的成熟和中國現代話劇劇場藝術的確立。他是一個獨異的存在和難以超越的高峰，他的創作為此後劇場話劇樹立了典範。
現代文學貫注了現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屬性應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為了人民的獨立解放和民族的繁榮富強，中華民族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因而現代文學作品以其豐富的題材、多樣的文體、生動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再現了人民群眾與殘酷的現實社會作鬥爭，展示了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以及為此付出的艱辛努力，表現了作家們無比豐富的思想和美麗複雜的人性人情，也包涵了他們對現代文明的呼喚。這一切都源自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本質屬性。
我們認為，無論是著眼於西方或中國本土對於“現代性”的概念做出的解釋來看，還是從“現代性”本身的表現方面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例項都在證明著其現代性的本質屬性，從而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始終堅持的現代性追求。
通訊工程師自我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