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際關係論

　　早期具有特定的致思傾向。它以致和諧而存不同為目標，以講名分而求對等為原則，以正自我而推己及人為方法，以人的積極真情為基礎，形成了具有一定內在邏輯和思想內涵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及其致思傾向，不僅反映了中國先哲們處理人際關係問題的高超藝術，而且暗合了現代哲學重視“交往關係”的發展趨勢。其思想內容可以彌補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問題的不足，為當今時代建立和諧社會秩序、構建良好人際關係提供智慧和啟迪。

　　儒家人際關係

　　儒學自創立之日起，就著意探討人際差別及其和諧相處的問題，對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給予了高度重視。這在早期儒家那裡已表現得十分明顯。早期儒家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各種人際關係進行了細緻的觀察與深入的思考，為處理這些人際關係制定了規範，提出了準則，形成了系統的人際關係論。這一人際關係論，體現了早期儒家在處理社會關係方面的致思傾向，並深刻影響了數千年來中國人的交往行為和性格特點，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的理論依據和思想基礎。詮釋早期儒家的人際關係論，解讀其致思傾向和理論特質，對今天構建良好人際關係與和諧社會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儒家人際關係的目標：致和諧而存不同

　　中國文化素有“貴和”傳統，這在早期儒家的人際關係論中得到很好的貫徹。早期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際關係與社會狀態就是和諧。他們倡導人與人之間“和而不同”，主張在差別中和諧相處。

　　早期儒家十分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相處，把“和”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目標。他們將“和”提升為一個本體論範疇，認為“和”是天地執行的基本法則，是天下古今普遍有效的通達之道;天地萬物皆通過諸多要素的和合建構而生成順達，皆以“和”為自己生髮長養的依據，因而“和故百物皆化”。人際關係的和諧相處，正是這種天地之道在人事上的貫徹和體現，它能夠凝聚力量、成就偉業，是人事興旺、社會太平的前提。正是鑑於和諧人際關係在整個社會執行與人事成就中的重要作用，孟子才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說“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3]在他們看來，只有實現人際關係的和諧相處，才能成就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和聖人人格。為此，早期儒家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構建了一整套系統的禮樂制度，重塑了三代以來的禮樂文明。他們將傳統的禮樂文化詮釋為一種在差別中尋求和諧的文化體系，認為“禮之用，和為貴”，“樂以發和”，禮樂制度成為調節各種人際關係、實現人際和諧的重要保障。這樣一來，追求和諧人際關係便成為整個禮樂文化的目的所在，也成為早期的核心內容。

　　儒家人際關係的原則：講名分而求對等

　　為了能夠在差別中構建和諧人際關係，早期儒家提出了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名分與對等。

　　講名分。名分是一個人的地位、職責的體現，是人在各種社會關係中所具有的社會身份。早期儒家認為，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具有不同的名分，人的名分差異導致了紛繁複雜的社會關係，名分是對社會關係的約束和界定。因而，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維持社會和諧秩序，就必須講名分，以特定的名分來約束人的行動。早在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裡，就已經明確提出了“正名”思想，主張從“正名”入手規範人際關係。他認為，只要理順名分，使人各司其職、各安其分、無所僭越，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麼人際關係自然就和諧了，天下自然就***了。孔子的這種思想得到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的忠實繼承，他們都強調名分對規範人際關係的重要性，都認為“夫不夫，婦不婦，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作也”，將名分混亂視為導致人際不和、社會混亂的原因，主張“以名正實”，以人的名分來規範人的社會關係。

　　儒家人際關係的方法：正自我而推己及人

　　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建構和諧的人際關係呢?早期儒家認為首先應該正自我，然後推己及人。

　　處理好人際關係，首先要正自我。在早期儒家那裡，正自我有兩層意思：一是修養自我，二是在踐履道德規範時從我做起。所謂修養自我，就是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並以此作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根本方法。早期儒家認為“君子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只要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而不去苛求別人，就不會遭到別人的怨恨，就可以與別人和諧相處。他們自我修養的主要內容是“仁”和“禮”，主張以“仁”浸潤塑造人的內在品質，以“禮”規範約束人的外在行為。

　　儒家人際關係的基礎：重真情而輕形式

　　早期儒家重視人間真情，學者對此早有認識。錢穆先生認為：“在全部人生中，中國儒家思想，則更著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勝於其著重理知的部分。”龐樸先生也曾指出，在早期儒家那裡“情的價值得到如此高揚，情的領域達到如此寬廣，都是別處很少見的。”早期儒家的重情傾向在其人際關係論中得到集中體現。他們認為，人的積極真情才是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基礎，而其他外在的形式都是次要的。

　　儒家人際關係最高法則：仁者無憂

　　含義：這要從什麼是孔子心目中的“仁”說起。 據統計，“仁”在《論語》中出現過109次，它既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又是處理人際關係乃至治理國家的最高法則。首先，“仁”是儒家對於“君子”亦即有道德的人內心修養上的要求，如： “克己復禮為仁。” 那如何“克己”呢：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可見，仁者的心理狀態和精神境界是非常慈善、寬容、平和，絕不會為了別人小小的誤解或冒犯而心存芥蒂甚至耿耿於懷，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長蕩蕩”、“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樣的心態自然就能做到“仁者不憂”了。

　　其次，按照儒家的“入世”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仁者只要有可能，就要推己及人，把愛心，把“仁”的思想行為普及於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如： “仁者愛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用今天通俗的話說，一個“仁者”就應該像雷鋒那樣，關心別人，天天做好事。這樣的人，肯定跟別人的關係極為和諧，而他自己也就不會樹立敵人，正所謂：“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還有什麼可憂愁的呢?所以孔子又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果能下決心做到仁，那麼，一切行為都合理，就不會跟別人結下怨仇了*** 由上可見，孔子說“仁者不憂”是有道理的。而且由於“不憂”，壽命也就長了，所以孔子又有一句名言：“仁者壽”。 當然，這裡所說的“不憂”是指不要為一己之私利而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甚至機關算盡，而不是提倡大家都來當“馬大哈”，毫無憂患意識。對於仁者來說，該憂時還得憂。從大的方面說，憂國憂民就是應該提倡的，而且還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小的方面講，對於自己學習、工作甚至一生的安排也要有個長遠的規劃，不能渾渾噩噩過一輩子;從更小的方面講，就是居家過日子，柴米油鹽醬醋茶，也得有計劃甚至精打細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如果這些該憂的地方也不憂，那就反而留下將來想“憂”也來不及“憂”的禍患，這就是常說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