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墨家論文

　　選取消費觀作為橫截面，著重分析馬克思適度消費思想與中國墨家合理消費理念的內在一致性，意在說明中國墨家思想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化土壤，而這一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摘 要]欲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程序，中國的文化土壤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近年來，很多學者都對中國的文化土壤問題進行過一些探討，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以往學者對中國文化土壤的研究視線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說侷限在中國儒家身上，思路遠遠沒有開啟。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土壤絕不限於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國的墨家思想即是如此。選取消費觀作為橫截面，著重分析馬克思適度消費思想與中國墨家合理消費理念的內在一致性，意在說明中國墨家思想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化土壤，而這一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生長的文化土壤將有利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深入開展。

　　[關鍵詞]墨家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化土壤;消費觀

　　[中圖分類號]G120;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3***12-0075-04

　　一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具體地說，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更進一步地同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具體化。”[1]馬克思主義的故鄉當然是在德國。就其“本源”來講，馬克思主義是從西方文化傳統中“生長”起來的。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實現中國化，之所以能夠為中國人民所廣泛認同和接受，並在實踐中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這當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事實上，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與產生在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有著內在相通之處，因而中國人民才能比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夠在中國大地上如此茁壯地生長。可見，要深入徹底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也就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土壤”。這樣，中國的“文化土壤”便成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換言之，要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程序，中國的文化土壤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否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相關研究必將無法深入下去。

　　近年來，很多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者都對中國的文化土壤問題進行過一些探討，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筆者也注意到，以往學者對中國文化土壤的研究視線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說侷限在中國儒家身上，思路遠遠沒有開啟。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土壤絕不限於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國的墨家思想便是如此。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土壤也絕不限於儒家和墨家這兩家，其他各家各派的豐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化土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限於篇幅只選取墨家來加以論述，其他各家各派當另作文詳述之。而中國的墨家思想博大精深，體系龐大，當然不宜泛泛而談。於是，本文只選取消費觀作為“橫截面”，著重分析馬克思適度消費思想與中國墨家合理消費理念的內在一致性，意在說明中國墨家思想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化土壤。當然，這僅僅是一個“橫截面”。然而，“窺一斑而知全豹”抑或是“梧桐一葉而知天下秋”，意在通過這樣一個“橫截面”透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墨家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

　　二

　　馬克思的適度消費觀是在對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問題進行剖析和對資產階級消費理論的批判中誕生的。儘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其著作中並沒用明確使用“適度消費觀”的概念，但筆者認為，判斷馬克思是否具有“適度消費”的“思想”，問題並不在於其是否使用了“適度消費觀”這一“概念”，關鍵是看他是否真正提出了包含“適度消費觀思想”的論斷***哪怕只是關於“適度消費”的“思想因子”***，看他是否對“適度消費”這一“問題”有實質性的論證過程，以及看他是否對適度消費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有根本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關於“適度消費”的“思想因子”***或曰“思想元素”***。筆者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談馬克思主義“適度消費觀”的。

　　筆者通過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及其手稿***發現，馬克思主義適度消費觀並不是什麼“突發奇想”，一下子“冒”出來的，而是在批判兩種極端消費觀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抑制消費的禁慾主義和奢侈浪費的過度消費，分別代表著兩種極端的消費觀，對於這樣兩種極端消費觀，馬克思***當然也包括恩格斯***是堅決反對的。進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對這兩種極端消費觀的批判性分析中闡發其“適度消費”的觀點的。

　　我們先來看馬克思對抑制消費的禁慾主義的分析與批判。馬克思首先明確區分了“禁慾”與“節約”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例如，馬克思曾經這樣精闢地指出：“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而這種節約就等於發展生產力。可見，決不是禁慾，而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的能力，因而既是發展消費的能力，又是發展消費的資料”。[2]馬克思認為，所謂節約首先意味著勞動時間的節約，因為勞動時間的節約可以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發展消費資料的生產，從而擴充套件人們的消費領域和消費數量，提高人們的消費層次和消費能力。發展生產力與發展消費能力***同時亦是發展消費資料***具有同步性，但這與禁慾完全是兩碼事。禁慾絕不是發展經濟的條件，禁慾非但不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在馬克思看來，不斷改進生產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勞動時間，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路徑。又例如，馬克思在論述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時這樣說道：“要求生產出新的消費，要求在流通內部擴大消費範圍，就像以前***在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時***擴大生產範圍一樣。第一，要求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量推廣到更大的範圍，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3]可見，發展經濟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就是發展生產力。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增加新的消費種類，擴大消費量與消費面，並且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同時要求不斷提升消費層次。而禁慾主義恰恰與此格格不入，它違背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反對“禁慾”的同時，也反對超過特定歷史階段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過度消費”，在馬克思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奢侈浪費。在對“過度消費”展開批判性分析時，馬克思恩格斯首先區分了“必要的需要”與“奢侈浪費”這兩個概念。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必要的需要”與“奢侈浪費”之間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對“必要的需要”都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們反對的僅僅是“過度消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叫“奢侈”。例如，馬克思這樣說過：“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對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歸結為自然體的那種個人的需要”。[4]恩格斯也特別強調消費要與人類本性的自然需求相稱、與生態環境的承載力相適應。恩格斯說：“在一種與人類本性相稱的狀態下，……社會應當考慮，靠它所支配的資料能夠生產些什麼，並根據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這種關係來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制生產多少奢侈品。”[5]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均反對與人的“自然必要性”相對立的“奢侈消費”，認為這是“自然必要性的對立面”，言下之意，正確的消費觀應該就是與人的“自然必要性”相稱的，而這種與人的“自然必要性”相適應的消費觀便是筆者所說的“適度消費”。通過上述分析***特別是恩格斯的表述***，同時也可以看出，馬恩對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過度生產”也是不贊成的，這實際上恰恰從側面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適度生產觀”。①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適度消費”與“適度生產”是相統一的，二者辯證地統一於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②

　　三

　　如果認真研究中國著名文化典籍——《墨子》一書的話，便不難發現：其實早在中國先秦時期，墨家學派的始祖墨翟就提出了合理消費的思想觀點，這與馬克思的適度消費思想實際上是內在相通的。

　　在中國古代眾多的思想家中，主張勤儉節用的其實也並不稀罕。但像墨子那樣作為一個學派的特徵提出，卻是難能可貴的。墨子是中國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先秦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以墨翟為主要代表的早期墨家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功利倫理原則出發，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主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思想，不愧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的“瑰寶”。為簡明起見，擇其要而言之，墨子的合理消費思想大致可以概括為“節葬”、“非樂”、“節用”三個方面。③

　　1.“節葬”思想。與“節葬”相對的當然就是“厚葬”了，墨子的“節葬”思想正是針對當時的“厚葬”提出來的，“厚葬”之風是先秦時期我們人類祖先的一種“習俗”。自夏商周三代以來，這種“厚葬”的“習俗”非常盛行，並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在這種頑固的傳統勢力面前，墨子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實際出發，旗幟鮮明地公開反對“厚葬”，他認為這種不可勝計的“輟民之事”、“靡民之財”，“其為毋用若此矣”***《墨子·節葬下》***。針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等情況，他提倡一切從薄從簡，認為“棺三寸”、“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墨子·節葬下》***即可。墨子主張“節葬”不僅是向當時“厚葬”的習俗“宣戰”，同時也是向當時頑固的傳統勢力“公然宣戰”，這在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下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趙武靈王由於“胡服騎射”的改革而被世人標榜為歷史的英雄，一介書生墨子竟然敢於向頑固而強大的傳統勢力“公然宣戰”，難道就不是一個英雄麼?在我看來，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審視，他反對“厚葬”的主張對節約人力物力財力、減輕人民負擔、促進社會生產發展也是具有不可或缺的積極意義的。

　　2.“非樂”思想。墨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存在著一種社會現象，即王公大人過分追求音樂享受，不僅需要製造巨鍾、鳴鼓、琴瑟和竽笙等樂器，而且還需要耳目聰明、體格健壯的人替他們演奏，客觀上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於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墨子是持否定態度的。在墨子看來，這不僅造成了物質財富的極大浪費，而且更嚴重的是，還影響了社會生產的發展：一方面，“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墨子·非樂上》***;另一方面，“農夫說***通“悅”***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通“早”***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墨子·非樂上》***。為此，墨子提出了“非樂”的思想主張。墨子針對當時王公貴族的腐朽奢侈生活和社會弊病，提出發展生產的有益主張，應該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當然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墨子在這裡把勞動人民的必要音樂欣賞與統治階級的尋歡作樂混為一談而加以貶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因為如果按照馬斯洛需要五層次理論的觀點，人的需求是分層次的，在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的情況下，適當的精神享受也是必要的。勞動人民在生產勞動之餘，進行一些適當的音樂欣賞作為調劑，這也無可厚非，甚至是有益的。可是墨子卻沒有能夠將勞動人民的必要音樂欣賞與統治階級尋歡作樂很好地區分開來。實際上，這種區分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勞動人民必要的音樂欣賞理應持肯定態度，而對統治階級尋歡作樂的靡靡之音則應當加以貶抑。遺憾的是，在這一問題上，墨子卻沒有堅持一分為二的態度。當然，墨子在當時的那個歷史年代能夠提出“非樂”的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需要巨大勇氣的。我們當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苛求古人，我想這也是我們評價古人應堅持的最基本的態度。

　　3.“節用”思想。我們應注意到，墨子“節用”的主張是在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物質生活資料還很匱乏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說，“節用”是墨子經濟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墨子關於“節用”的具體論述又很多，例如，墨子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墨子·辭過》***墨子認為，只有“節用”，才能防備不測天災，促進社會穩定，才能求得百姓之溫飽。當然，墨子儘管倡導節儉，但也並不是說越節約越好，而是以能夠保證人們正常的生活水平為基準的。對此，墨子在吃、穿、住、行、用等各個方面都提出了更加具體的主張。例如，在吃的方面，墨子主張“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墨子·節用中》***;在穿的方面，主張“冬服紺緅***赤青芭和黑色帶紅的帛***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細和粗的葛布***之衣，輕且清，則止”***《墨子·節用中》***;在住的方面，主張“其旁可以圍***御***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明亮***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墨子·節用中》***;在行的方面，主張“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舟楫“足以將***行***之，則止”***《墨子·節用中》***;在用的方面，主張“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墨子·節用中》***。在這裡，墨子儘管也沒有明確使用“合理消費”這個“概念”，但“合理消費”的“理念”卻清晰地蘊含在字裡行間了。 　　實際上，在《墨子》這整部著作中，筆者並沒發現墨子使用過“合理消費”這樣的字眼，但其關於“合理消費”的“思想”卻清楚明白地體現在《墨子》一書的文字中。我們在評價墨子是否具有某一種“思想”時，不宜簡單地看他是否明確使用了某一“概念”，而更多地應仔細考察他是否對這一“思想”本身具有實質性的闡釋。倘若對某思想具有實質性闡述，即便沒有明確使用該“術語”或曰“概念指稱”，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具有該“思想”。在筆者看來，這是我們今天解讀《墨子》這部經典應堅持的基本方法論。

　　四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馬克思的適度消費觀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與消費進行深度剖析而得出的科學結論，而中國古代墨家的合理消費理念則是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功利倫理原則出發，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主旨而提出來的。儘管二者“生長”於東西方不同的文化之中，是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各自得出的結論，然而馬克思的適度消費觀與中國墨家提出的合理消費理念從根本上講卻是內在相通的。

　　不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筆者並不是“為比較而比較”，將此二者進行細緻比較的真正意圖乃在於探討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發端於德國的思想文化，能夠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紮下根基，並且能夠在中國大地上如此茁壯地生長起來，這顯然是有深層次原因的。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恐怕還在於：中國深厚的文化土壤與馬克思主義本身有著內在的貫通性，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但遺憾的是，過去學者們對中國文化土壤的研究視域還往往侷限在儒家，而對其他各家各派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二者相通性的研究則很少涉及。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土壤”絕不限於哪一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都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本文只是以中國墨家為例，選取消費觀上的一致性作為分析的“橫截面”，探討了墨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相通性，意在說明中國的各家各派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通性當然絕不僅限於儒家和墨家，其他各家各派亦都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內在的相通性。這種相通性也並不限於消費觀，而是體現在世界觀、辯證法、歷史觀等各個領域。正如龐樸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每一個民族的文化裡面都有人類性的成分。人類性寓於民族性之中，永恆性寓於時代性之中，普遍性就寓於特殊性之中。”[6]正是因為中國文化土壤的博大精深，並且與馬克思主義本身具有如此眾多的內在貫通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才能夠如此茁壯生長、生機盎然。筆者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將不斷開出絢麗的創新之花，結出豐碩的理論之果。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編寫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2.

　　[6]龐樸.《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較研究》[M].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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