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描寫正確的評價

　　漢武帝登基時僅僅十六歲，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婕妤益貴幸，號昭儀……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帝病緩弱，大***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眘恤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扺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汙被內。須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內容，也就難怪清嘉道間人週中孚曾感嘆說，《趙飛燕外傳》“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我想絕大多數《通鑑》的讀者都會像週中孚一樣，為司馬光采摘這種“不能為外人道”的情色讀物作史料而驚詫不已。

　　王禕對司馬光采錄《趙飛燕外傳》這一謬誤的批評，在明代後期，有胡應麟亦秉持同樣看法，感嘆其事“誠怪”;在清代，不僅如上所述，得到了週中孚的認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亦完全採納了這一見解，以為其“考證辨別，皆為不苟”。後來袁枚也曾舉例指出：“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採唐人小說《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天寶遺事》載張嘉貞選郭元振為婿，年代大訛，何足為信史耶?”因而，這種情況理應引起後世學者重視，審慎對待其源出於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記述，對其可信性有所警覺。

　　漢武帝的評價2

　　晚近以來，中國專門論述《通鑑》史料價值的學者，如崔萬秋《通鑑研究》、柴德賡之《資治通鑑介紹》等，不僅未能識及於此，而且還往往片面強調司馬光別擇史料精嚴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沒有提及《通鑑》以主觀理念肆意取捨史料的做法。崔萬秋《通鑑研究》稱“《通鑑》僅採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參考同異，別為《考異》，以辨正謬誤”，“光自身對於修《通鑑》事，既‘研精極慮，窮竭所有’，且‘抉擇隱幽，校計毫釐’，決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賡《資治通鑑介紹》也認為“《通鑑》這部書之所以寫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選擇上很有分寸”;司馬光對史料的選擇“採取了負責任的態度”，所以其“選材基本上是正確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其他通論性史料學著述，如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也稱讚《資治通鑑》的取材“在廣博的基礎上又極為精審，每一史實都是以嚴謹的態度，自多種史料中選定其最可靠者而從之”。此等論著的流行，更容易矇蔽讀者只見其積極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鑑》書中還有與其絕然背戾的另一種面目。田餘慶以為“古今史界公認”《通鑑》取捨史料無徵不信，且嚴謹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謬說所累而產生的錯誤印象，實際上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

　　漢武帝的評價3

　　相比之下，日本學術界的情況，就要比中國好很多。前述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統》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內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間的授課講義中，已經專門論述過《資治通鑑》編纂過程中的主觀取捨傾向問題。在內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後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關講稿以《支那史學史》為題，正式出版發行，在日本東洋史學界，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內藤虎次郎在書中著重指出：

　　作為其著述思想的體現形式，與所謂“書法”相比，司馬光更為注重史實。在這一點上，司馬光與宋祁、歐陽修等人有明顯差異……不過，在另一方面，司馬光也有著與歐陽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這也是當時的史學風尚。在“史略”性著述當中，像《冊府元龜》這樣的著述，儘管是雜陳類聚相關史事，但其擇取材料的物件卻很嚴整，即主要依據正史和實錄，不取野史小說。與這種特色相反，《通鑑》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說，特別是時代比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說，由於存世數量眾多，更被大量採用。就這一點而言，《通鑑》的編纂依然體現出與《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同樣的傾向。有人主張歷史並非案牘和文書的排比，應當以某種象徵性的觀念作為主幹，《通鑑》和《新唐書》就頗能體現這樣的傾向。毋庸諱言，《通鑑》在這一點上往往會導致失誤。例如，《通鑑》在記述漢成帝詔命趙飛燕姊妹入宮而對其加以寵愛的時候，寫道宮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稱“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此說出自《飛燕外傳》，是六朝時代的小說……採錄這一說法，就可以說是一個失誤。不管怎麼說，在實錄和案牘之類的表面材料之外，試圖通過野史小說來反映一個時代的內在生活，這是《通鑑》和《新唐書》共同的著述追求。

　　漢武帝的評價4

　　清人趙翼撰《廿二史札記》，謂“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同時人錢大昕讚譽趙翼此語，稱“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來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不知所說“顏師古以來”是否暗含有司馬光修《通鑑》時大量援據“稗乘脞說”的做法。讀到司馬光上述論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純客觀的學術眼光來看，《通鑑》援用雜史小說之諸多失當，並非吳縝所說未加精擇的問題，而恰恰是司馬氏自以為“高明”地加以“鑑擇”的結果，即為體現其政治期望而刻意為之，實可謂“別出心裁”。過去高敏曾經撰文指出，司馬光在記述隋煬帝遷都洛陽的原因時，就是刻意擇取唐代初年人杜寶所撰稗史《大業雜記》當中一些頗為片面的說法，而對《隋書·煬帝紀》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正確記載視而不見，從而達到全面貶抑隋煬帝的目的。

　　漢武帝的評價5

　　司馬光本人對《趙飛燕外傳》和《漢武故事》這樣的小說故事“語多妄誕”並非缺乏瞭解，那麼，他又為什麼還要將其寫入《通鑑》呢?這隻能是如“資治通鑑”這一書名所示，編錄舊史中“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來驚醒當政者，以期有資於世道人心。所謂“女禍”是宮廷政治中最容易發生、而帝王需要時刻警惕的嚴重危險，“禍水滅火”之說，直接關係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觸目驚心，亦生動異常，從而才被司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強行採入書中。至於漢武帝之是否“罪己悔過”，亦關係到根本國策的正誤是非，特別是與宋朝的政治現實具有密切關係，同樣也是需要費心處理的重要問題。

　　昔胡三省注《通鑑》，已經指出司馬光針對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閔的黨爭問題而生髮的有關“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議論，乃是針對當時黨派鬥爭的現實，“為熙***熙寧***、豐***元豐***發也”。實際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體現其現實政見的形式，並不僅限於直抒己見的史論，而如同其貫穿全書的基本手法一樣，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張，寄寓於史事的記述之中，亦即所謂陳古證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