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創作精選

　　巴金 ， 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堯棠，四川成都人。1927年留學法國。回國後曾主編《文學叢刊》等。下面是小編給大家精選的巴金散文創作，供大家欣賞。

　　：結　婚

　　近兩個月忽然謠傳我要結婚，而且對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個朋友對我談起，我只笑了笑。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種事。像這樣的“社會新聞”在舊社會可能有市場，但在解放後二十九年多的現在不會有人對它感到興趣吧。謠言會自生自滅的，我這樣相信。但這一次我的估計又錯了。謠言並不熄滅，卻越傳越廣。這兩天居然有人問上門來。據說我曾在錦江飯店擺宴二十八席慶祝婚禮，又說我在新雅飯店設席四十桌大宴賓客。凡是同我常見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書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給我送書來的新華書店的同志，以 及我的女兒、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聽的物件，連我的四歲半的外孫女也受到幼兒園老師的盤問。老師問她：“你外公結婚嗎?”她乾脆回答：“沒。連相也沒照!”前天晚上有個朋友帶著兒子來看我，談了正事之後，她忽然問我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動”，我說完全沒有。她的兒子就說，他勞動的工廠和他愛人的工廠裡都在流傳我結婚的訊息。今天有兩批客人來，談起外面講得好像有憑有據，說我元旦結了婚，請客三四十桌，他們不相信，到我家裡來看看，又不像辦過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剛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讀者來信，說：“聽說你有喜事，……特來信賀喜”。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這條老命就難保住了。所謂“謠言殺人”，並非虛傳。當時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隻要信口說一句：“他結婚請客四十桌，這是資產階級復辟!”那麼馬上就會對我進行全面專政。這不是笑話，真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參加過一次追悼會——替一位著名詩人平反。這位詩人同一個造反派談戀愛，要和她結婚，據說本單位的工宣隊員不但不同意，並且批判了他。聽說那位徐某某又講了話：“某某人腐蝕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吧。於是詩人開煤氣自盡。對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沒有責任，還是讓歷史來裁決吧，我不必在這裡多談了。提到結婚就死人，多可怕!我舉這個事例正好說明造謠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橫行、謠言可以殺人的時候了。我並不感覺到謠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幫”的陰謀詭計和法西斯暴行並沒有把我搞死，何況區區謠言!然而奇怪的是：為什麼大家對這種謠言會如此感興趣呢?這當然要“歸功”於林彪和“四人幫”這一夥人，他們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優美、最純潔的理想、感情踐踏、毀壞，使得不少人感到國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脫離關係，個人眼前只有一團漆黑，因此種種奇聞奇事才可以分他們的心，吸引他們的注意，使他們甚至花費時間來傳播流言。

　　然而對什麼事情都要用一分為二的眼光看待。對這件事也並不例外。我也應當把謠言看做對我的警告和鞭策。一個作家不是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而是通過其他的社會活動同讀者見面，一個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經常出現在新聞中間，難怪讀者們疑心他會幹種種稀奇古怪的事情。

　　：毒草病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鍊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衊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做“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裡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止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彙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裡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裡，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遵命文學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並非謙虛，而且關於藝術我知道的實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寫了五十年的小說，雖然中間有十年被迫擱筆。無論如何，我總有一點點經驗吧。此外，我還翻看過幾本中外文學史，即使丟開書就完全忘記，總不能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

　　人們經常通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很少有人只是因為想做作家才拿起筆。我至今還是 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但誰也沒有權說我寫的小說並不是小說，並不是文學作品。其實說了、罵了、否定了也沒有關係，稱它們為“破爛貨”、定它們為毒草也無關係，只要有人要讀，有讀者肯花錢買，它們就會存在下去。小說《三國演義》裡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罵得死的。可是據我所知***當然我的見聞有限***，還不曾有人寫過什麼誰罵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來挨的罵可謂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好像是因為我參加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人生怕我擠進亞非作家的行列，特地來個摘帽運動似的。“四人幫”不但給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還“砸爛”***這是“四人幫”的術語***了“作家協會”，燒燬了我的作品。他們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們“火”、“棍”並舉，“燒”、“罵”齊來，可是我的作品始終不曾燒絕。我也居然活到現在。

　　我這樣說，毫無自滿的情緒。我的作品沒有給罵死，是因為讀者有自己的看法。讀者是我的作品的評判員。他們並不專看“長官”們的臉色。即使當時的“長官”們把我的小說“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還有人偷偷地讀我的書。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讀者的信，開頭就是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我轉託日本的朋友書店而買到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今年四月才看完了這全書，共十四冊。”***原文***一九七○年正是當時在上海管文教的“長官”徐某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也是我在幹校勞動給揪出去到處批鬥的時候，香港還有人重印我的文集，這難道不是讀者們在向“長官意志”挑戰嗎?

　　我這樣說，也絕非出於驕傲。我是不敢向“長官意志”挑戰的。我的文集裡雖然沒有“遵命文學”①一類的文字，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採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後來，我又打電話去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裡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章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做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並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麼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可是心裡卻有歉意。三個多月後我從越南迴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願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做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更使我感到難過的是第二年八月初，葉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含恨跳樓自盡，留下愛人和五個小孩。我連同他的遺體告別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譽才得到恢復。我在追悼會上讀了悼詞，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國文藝界失去這樣一位戰士，我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在心裡說：絕不讓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在這個儀式上我見到了劉素明同志和她的五個孩子。孩子們都大了。把他們養育成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以群死後第二個月單位就停發了他的工資，做母親的每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十三年十分艱苦的歲月是可以想象到的。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著，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