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臣論原文翻譯及賞析

General 更新 2024年12月22日

  《爭臣論》作者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文中表現了敢於面對現實、並且評論當時對於“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風不振、朝政不清、官員腐敗等政治現狀的進行政治建議。下面小編為大家帶來,歡迎大家閱讀。

  《爭臣論》原文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爭臣論》原文翻譯

  有人在我這裡問諫議大夫陽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嗎?他學問淵博見識廣博,不用求教於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晉地的偏遠之處。晉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薰陶因此有幾千人善良。有大臣聽說了便舉薦他,天子任命他為諫議大夫。人們都認為很光彩,陽子並沒有喜色。待在這個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還是在野一樣。他豈是因富貴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韓愈我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的柔順的恆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怎麼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經·蠱》的上九卦中說:‘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說:‘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象《蠱》的上九卦,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卻要致力於並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象《蹇》的六二卦,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那麼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瞭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輕飄飄在他的心裡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問他的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問他的俸祿,就說:‘下大夫級別的薪俸’;問他的職責,就說:‘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這樣的嗎?而且我還聽說:有官職的人,不稱其職就離開;有進言責任的人,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該進言而不言語,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古人有話說:‘為官不是因為貧窮,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離開富有處身貧窮,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曾經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必定說:‘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必定說:‘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象陽先生的俸祿,不是卑下和貧窮,這是非常明顯的,卻如此作為,他這樣可以嗎?”

  有的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讓人不得而知啊。《書經》說:‘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就進到裡面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面誇獎君主,說:‘這麼好的謀劃這麼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陽先生的用心,也和這是一樣的。”

  韓愈我回應道:“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更讓我迷惑的了。進去諷諫君主,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提拔他到這個職位。官職以諫作為名稱,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讓全國各地和後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誤賞、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聽了便羨慕他,綁好衣帶紮起頭髮打扮整齊,願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英明名聲流芳萬古。如同《書經》所說的,那麼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

  有的人說:“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來的。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為什麼您責備他這麼嚴厲呢?”

  韓愈我說:“自古聖人賢士都沒有有求於聞名、被任用。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按照他們的原則,是不敢獨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勞不懈,到死才算結束。所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遊說列國,而墨子家煙囪都薰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這兩為聖人一位賢士,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寄託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難道是使他自己優於旁人就完了嗎?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聽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險和易,然後身體才得安寧啊。聖賢的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聖賢的身體啊。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如果他真的賢能,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說:“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於人,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象先生這樣的言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脣舌嗎?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先生也聽說了吧?”

  韓愈我說:“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沒有得到職位,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於人。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所以被殺。古書上說:‘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

  《爭臣論》原文賞析

  《爭臣論》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用問答的形式,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忠於職守,不能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由於文章有的放矢,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此乃後話。《爭臣論》又作《諍臣論》。

  《爭臣論》在寫法上採取問答的形式。首先由對方發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並且闡述其理由。儘管是發問,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麼是“有道之士”,什麼是“爭臣”作一番論證。這第一輪辯論之後,對方其實已經勢屈。勢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而是不願讓君主負惡名,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聖的,臣子確有不願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所謂朝回焚諫草,是為世俗傳為美談。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君主看得那樣神聖。諫官之設,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久而久之,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這種行為,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惡聞其過”的危險習慣嗎?第二輪辯論後,勝負已成定局。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甚至到最後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圖讓韓愈最後收回對陽城的批評,但這隻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確實頗為精彩。

  歷史的事實是,陽城在後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確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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