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是人生的良緣

　　出生在伊朗東北部一個貧困家庭。父親做苦力，母親給人家幫傭，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存，所以剛剛出生，她就掉進了苦難裡。

　　迫於生計，她六歲時隨父母移居到非洲的辛巴威，她在那裡入學，和黑面板的孩子成為同學和玩伴。她本應該無憂無慮地享受童年時光，但災難卻不期而至。12歲那年，她小學還沒有畢業，卻突然得了眼疾，她眼裡的世界一下子都模糊起來，就連書本上最大的字也看不清楚了。那天，母親帶著她離開校園時，她幾次回頭，也看不清曾經熟悉的老師和同學，她絕望地痛哭流涕。黑暗的世界裡，她每天在地獄般的孤寂與痛苦中苦苦掙扎。為了安慰她的情緒，母親每天晚上回來，都要給她講一些外面的見聞。白天，父母都出去做工了，沒有人來陪她，為了打發時光，她就把聽到的那些見聞編成許多感人的故事。沒想到，父母聽了她的故事後，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

　　16歲時，她的視力漸漸恢復了正常。看著家裡的窘境，她主動向父母要求出去做工，賺錢養家。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電話接線員，每天從早到晚地工作，能賺到買一塊黑麵包的錢。一塊黑麵包，她也很滿足了，因為這就解決了全家的晚餐問題。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她就因為接錯了一個重要電話而被解僱了。於是，她又開始四處尋找工作，最後，她給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做保姆，這是個不聽話的孩子，沒辦法，為了哄他高興，她就編各種各樣的故事講給他聽，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父親偶然聽到了她的故事，這位博覽群書的男主人對她說：“你講的故事很精彩，出自哪本書呢?”她害羞地說是自己編出來的。男主人吃驚地對她說：“一定要把你的故事都記錄下來，有一天，你也許會成為作家呢。”這番話，對於16歲的她來說，不過是一句笑話罷了，因為她每天要面對的，還是貧窮的現實生活。

　　20歲時，她結婚生子了。她憧憬著，自己的人生之路，從此會鋪滿燦爛的陽光。但她沒想到，婚姻卻成了她生命中的一個劫。婚後第三年，那個她認為可以依靠的男人，突然銷聲匿跡了，他拿走了家裡所有的財物，扔下了三個幼子和支離破碎的家。想著茫茫的人生之路，她恐懼，心痛，她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為了排遣苦悶，她又開始提起筆來寫被自己稱為故事的小說。寫小說，成了可以讓她逃避現實、排遣痛苦的方式。

　　31歲時，她發現自己實在無法養活三個年幼的兒子了。望著骨瘦如柴的孩子，她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離開貧困的辛巴威，到外面的世界尋找生機。她帶著孩子離開辛巴威，經南非開普敦搭乘客輪前往英國。萬里飄搖的輪船上，她兩手空空，囊空如洗。此時，她的全部家當只是揹包中的一部反映非洲生活的小說草稿。

　　剛剛下船，問題就來了。沒有食物，沒有住處，孩子們嗷嗷待哺，她那顆母親的心如同刀割。她拿著自己唯一的籌碼——那部長篇小說的草稿到一些出版社去碰運氣，結果，她處處碰壁，受盡白眼和奚落。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非洲來的流浪女人會寫出可以一讀的小說來。但她沒有別的路可走，她不敢放棄，因為這是自己和孩子們的唯一機會。在半個月的時間裡，她幾乎敲遍了倫敦所有出版社的大門，直到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以《野草在歌唱》為題出版她的小說。

　　包括她自己，任何人也沒有想到，這部非洲題材的小說出版後竟吸引了無數讀者，整個倫敦出版界在一夜之間都認識了這位帶著三個孩子的年輕母親。

　　一部小說的成功，讓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方向——繼續寫故事，寫小說。童年以來的苦難與坎坷經歷，都成了她創作故事的素材。貧苦的出身，使她對弱者有著天然的親近與同情;對人性的深切關注，又使她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勤奮寫作。結果，她在寫作的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結出了累累碩果。

　　從1952年開始，她用17年的時間，創作發表了《暴力的孩子們》《金色筆記》等多部長篇小說。她的作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與此同時，一些詆譭和攻擊也如風暴般襲來，有些人說她的小說是狹隘思維與偏激思想的混合物，有些人乾脆說那是垃圾。她寵辱不驚，唾面自乾，埋著頭繼續寫自己的小說。她相信，只要堅持著筆耕不輟，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自己的那些故事，並喜歡這些故事。

　　時光荏苒，在文字中耕耘的她由少婦變成了老婦，又由老婦熬成了耄耋的白髮老婆婆。有一天，當她去超市購買生活用品回來時，看到自家門口擠滿了帶著攝像機的人。她好奇地問那些人：“你們是要在這裡拍外景劇嗎?”這些人就告訴她：“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白髮老婆婆聽了後，卻面無表情，而人們則呼喊著她的名字：多麗絲·萊辛。

　　瑞典文學院的頒獎公告中這樣寫道：“她用懷疑、熱情、構想的力量來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以及她那史詩性的女性經歷。”

　　這一天，距離萊辛88歲生日還有11天，她是目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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