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名人的故事有哪些

　　最近有很多小夥伴都在問小編?看來大家都很喜歡看那些勵志名人的故事，那麼勵志名人的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勵志名人的故事：劉國樑的“折磨說”

　　2010莫斯科世乒賽，中國男子乒乓球隊勇奪冠軍，實現了五連冠的壯舉。凱旋後，劉國樑帶領他的“五虎上將”做客中央電視臺《成長》節目。當主持人要他用簡單的一句話談成長的體會時，他再次深情地說：“我要感謝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在場的聽眾立刻報以掌聲和笑聲。人們知道，他說的折磨他的人就是他的恩師蔡振華，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原中國乒乓球男隊主教練。被他折磨的人是中國乒乓球男隊隊員。

　　劉國樑第一次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0年的1月，他榮獲2009CCTV年度風雲人物最佳教練，發表了感言。

　　是的，蔡振華“折磨”了他。無論是當乒乓球隊員還是當主教練，他都被置於蔡振華的嚴格監管之下，使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誠如劉國樑所說：正是有了師傅的折磨、敲打、修理，我才有了今天。他在各類賽事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就，成為中國第一個乒壇大滿貫得主，獲得最佳教練的殊榮。

　　同樣，劉國樑折磨了他的隊員。就說這次莫斯科世乒賽，馬琳在中國隊對德國隊的決賽中，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臨危上陣，力克奧恰羅夫、波爾兩位名將，為中國乒乓球男隊最終奪取冠軍拿下了至關重要的兩分。但這位功勳人物當初在直通莫斯科選拔賽中並不順利。劉國樑明言：在中國乒乓球隊誰也不能吃老本。馬琳雖然是奧運冠軍，雖然是歷經種種大賽，戰績輝煌的一位30歲的老將，卻必須和普通隊員在一條起跑線上平等競爭。第一次選拔賽，馬琳失利了，第二次失利了，第三次又失利了，直到第五次他才搭上了末班車。

　　可以說，正是這樣的磨礪，才使馬琳寶刀不老，並且具備了特別能戰鬥的抗壓能力，在關鍵時刻表現出大將風範，既鑄就了中國乒乓球男隊集體的榮耀，也續寫了他個人職業生涯中極為精彩的一章。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在人生的路上沒有什麼捷徑可走，也沒有什麼便宜可佔，只有實實在在付出自己的辛勞、汗水，才會有沉甸甸的收穫。從一定意義上說：經受折磨，其實是一個人的福分。

　　勵志名人的故事：杜潤生——繞著繞著破了局

　　這個一生低調，從不大聲說話的老人，大概從沒想到，他走後，會是海嘯般的紀念。

　　“農村改革之父”、“農村改革參謀長”、“杜潤生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各種各樣的論述，聚光燈一樣將他籠罩其中，推向臺前。事實上，“杜潤生”三個字從未在媒體上這樣頻繁出現過。

　　“我們欠農民太多”

　　如今在廣大農村再普遍不過的“包產到戶”，在被視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是“不許”。包產到戶作為改革的發端，推動了農村乃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少不了這個乾瘦的老頭，被眾人稱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潤生，已不願過多回顧自己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複雜性和多樣性國情，“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

　　，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逝世前，他掛念的也是“農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二十多年間，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衚衕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時，他也沒間斷過。“整幢辦公樓，就他辦公室開著”。

　　在那間光線昏暗，白天也需要開燈的辦公室，他寫下了“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機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

　　辦公室冬天極冷，要靠電取暖烤手，而在轉型中的中國讓他停不下來。他戴著茶色的眼睛，弓著身子趴在堆滿書的書桌上，乾瘦的手一筆筆寫下一個又一個議題：免農業稅、破除製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警惕因徵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欠農民太多”，這個乾瘦的老頭用力寫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請教的門生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

　　杜老90歲壽辰時，經濟學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還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徒子徒孫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引起在場人一片掌聲。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陳錫文、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著“縱橫折衡”的智慧，“溝通說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祕書長”、“八級泥瓦匠”來稱讚他的平和實際。然而熟知他的門生舊故都明白，這個生於清皇庭崩潰之際，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浩浩蕩蕩的老人，他的聰慧、堅持與隱忍，全緣於他作為老派知識分子、老派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難將這個戴著一頂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繞著小區走步的乾瘦老頭，與掌握“重權”的他聯絡起來。這個“繞”字正是他破局的精義。

　　“”結束後的1979年，杜潤生重回農口，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潤生已66歲。

　　1979年冬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暗中搞起了後來名留青史的“大包乾”，他們託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狀”上按下了手印。然而，當時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大多數人還在反對包產到戶。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因分歧太大，會議已無法繼續。杜潤生突然撇開了包產到戶的話題，講起了溫飽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事到最後，竟然扭轉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號檔案”，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

　　這個有名的75號檔案，被後來人們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們說，只有他想得出這種鬼使神差的詞語組合，不只決策層達成了共識，檔案發下去，農民也都看懂了，他們記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於是興高采烈地選擇了最後那個“可以”。

　　“他把黨內幹部隊伍關於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引起的關於道路和方向的爭論高度簡化為‘責任制’三個字。”已近70歲的翁永曦用手指敲著桌子，木桌嗡嗡作響。“他把‘責任制’三個字作為一個支點，居然幾年之內很平穩地撬翻了1949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還成功啟動了中國整個經濟領域的改革。這是大手筆，大智慧!”

　　中央檔案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從原來的“不許”到“不要”、從“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長期不變”，重大的改革就在字裡行間發生。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經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已經被鎖定的中國土地制度在那個時代看來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容質疑的原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場拔河比賽，“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一邊是幹部”。這場爭論終是以尊重農民、尊重常識而結束。

　　把“農村改革之父”刪掉

　　1955年，杜潤生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祕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於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此後，鄧子恢飽經摺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沒過幾年，農工部因“十年沒做過一件好事”被撤銷，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地展開了。

　　在眾多文章濃墨重彩地展示杜潤生“”平反後的十年農村改革成就時，他離開農工部，被調往中國科學院做祕書長的十年、“”被批鬥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鬥爭中，為了保護知識分子，他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紅”的概念。

　　什麼是“初步紅”?就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所以不是資產階級。

　　在當時非左即右、非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定式思維下，這個概念保護了一些知識分子。

　　即便“”中在批鬥時，他還在研讀馬列主義，研究農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你還替他們瞎操什麼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潤生幾乎沒有疾言厲色過，從不批評人，也很少表揚人，卻常愛唱“反調”。面對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他總是從另外一個方向推敲，尋找反對意見中的合理成分，之後揉合各種意見，形成最大公約數。

　　“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這是他後來常說的一句話。

　　在他這種做事風格的薰染下，1982年設立的常被稱作“九號院”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爭論常有，一派生機。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門條條塊塊的，都常到杜潤生那裡暢所欲言。

　　80年代的九號院裡，常能碰到一些黨的高階領導幹部，比如國務院副紀登奎、中央宣傳部部長朱厚澤，他們在調動職務詢問意見時，都說“去老杜那兒”。

　　其實，杜潤生的機構和編制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個80年代，它在改革決策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實際成為中央經濟改革決策研究中樞。

　　杜潤生的辦公室在九號院偏西的一個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種有海棠樹。春季繁花盛開時，院裡的年輕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間鄉頭調研，等秋天海棠果滿樹時，帶著調研結果回來的年輕人，在他的帶領下總結、呈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1號檔案”。

　　“如何把千百萬農民的呼聲，轉化為黨中央的政策，這是一門極高的藝術。”翁永曦忍不住用指關節敲著桌子，“杜老不是國家最高層的領導人，但是稱他為‘中國農村改革參謀長’、‘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實，毫不為過!”

　　“農村改革之父”這樣的提法，杜潤生從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他的門生寫道，在出版《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時，封底清樣的介紹曾包括“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看後，把這句一筆劃掉。

　　雖然幾番勸說，杜潤生只有兩個字：“不行”。

　　2008年，因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95歲的杜潤生顫巍巍地站在頒獎典禮上，“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聲音生澀、蒼老，卻字字分明。

　　因為，這不過是他“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原則的踐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黃城根九號院大門緊閉，門口警衛森嚴。衚衕裡的風過，隱有嗚咽之聲。“一盞溫暖的燈熄滅了”，一位多年受教於杜潤生的學生悲哀地說，“他曾照亮了那個激盪著創造與夢想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