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職場勵志故事精選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4日

  凡是掙扎過來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煉的;任何幻滅都不能動搖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們是不能眩。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篇一:蔡康永:別問這有什麼用

  大學畢業時,爸說:“你一定要念一個碩士學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碩士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碩士是一定要的”?我沒問。爸爸對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開口了,我都很“上道”的照單全收,當然,也因為碩士大都很容易念,選個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九個月內就拿到碩士。

  博士就麻煩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貪圖廉價人工的指導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邊幫忙,那一個博士學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

  “沒問題,一個碩士。”我很有精神的覆誦一次,好像櫃檯後的日本料理師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學校。”爸進行第二階段的指示。

  “沒問題,一流學校。”師傅覆誦客人點的第二道菜。

  我當然很同意“念一流學校”的想法。我在大學四年,整天聽我有學問的好友阿筆,不斷告訴我西方最厲害的幾間大學,到底都厲害在什麼地方:柏克萊待了多少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又完成了什麼手術、德國的法學博士和美國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飯時要穿什麼、康乃爾的研究生為什麼自殺比例最高……聊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

  對於在臺灣各種爛學校混了十幾年的我們來說,沒事就把這些知識神殿的名字,在牙齒之間盤弄一番,實在是個方便又悲傷的娛樂。就像兩個臺灣的初中男生,翻看著“花花公子”雜誌拉頁上的金髮兔女郎。夾雜著嚮往和民族的自卑。

  爸對學位的指示,已經清楚收到。“一流學校、碩士就好”。輪到我對爸開出條件了。有風格的料理師傅,是不會任憑客人想點什麼、就做什麼的。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魚片,可是有風格的師夫,會決定此刻最適合做生魚片的,是哪一種魚。也就是說,你點歸你點,未必吃得到。

  “爸,我只念我想念的東西喔。”

  “可以,不要念太多就好。”

  爽快。這是爸跟我隨著歲月培養出來的默契。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不過,老實說,“我取我需”的狀況,似乎比“爸取爸需”的狀況,要多那麼一兩百次吧。

  我想念的東西,對一般的臺灣爸媽來說,似乎有點怪。

  我想學“舞臺劇”。

  還好我爸不是“一般的臺灣爸媽”。

  從小到大,爸從來沒問過我:“這有什麼用?”

  “這有什麼用?”幾乎是我們這個島上,最受歡迎的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好像上好發條的娃娃,你只要拍他的後腦一下,他就理直氣壯的問:“這有什麼用?”

  “我想學舞臺劇。”“這有什麼用?”

  “我正在讀《追憶似水年華》。”“這有什麼用?”

  “我會彈巴哈了。”“這有什麼用?”

  “我會辨認楝樹了。”“這有什麼用?”

  這是我最不習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沒被我爸問過這個問題。

  從小,我就眼睜睜看著爸媽做很多“一點用也沒有”的事情。爸買回家裡一件又一件動不動就摔破的瓷器水晶;媽叫裁縫來家裡量制一件又一件繁複的旗袍;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沒有的大菜;一圈又一圈堆倒又砌好的麻將,從來沒有半個人會問:“這有什麼用?”

  “漂不漂亮?”“喜不喜歡?”“好不好吃?”這些才是整天會被問到的問題。

  長大以後,越來越常被別人問:“這有什麼用?”才忽然領悟很多人,是隨著這個問題一起長大的。

  我不大確定——這是不是值得慶幸的事。一直到,反覆確認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其實都沒有什麼用”時,才覺得自己運氣真好。

  人生,並不是拿來用的。

  愛情,光榮,正義,尊嚴,文明,這些一再在灰黯時刻拯救我、安慰我的力量,對很多人來講“沒有用”,我卻堅持相信這才都是人生的珍寶,才禁得起反覆追求。

  篇二:大人物成名前也是小職員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當過小職員,是瑞士聯邦機構專利局的3級技術專家,試用期內年薪為3500瑞士法郎。小職員愛因斯坦挺喜歡這份工作,因為收入穩定,也有閒暇來思考別人還沒有涉足過的領域。

  他幹得不錯,專利局打算提升他了,有人在檔案上這樣批示看上去有些老成的愛因斯坦:“要等到他完全掌握機械技術之後,他原來是學物理的。”很快,愛因斯坦完成了一篇有關光電子效應的論文,同時開始了有關相對論的思考,小職員愛因斯坦漸漸成了大科學家。

  被譽為“歐洲現代主義的核心人物”的費爾南多·佩索阿也當過小職員。這位助理會計師生活在一條叫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街道很狹窄,辛勤工作一上午,可以在一家永遠寂靜的餐館裡買一份午間快餐來吃。家裡擺一張孤零零的床。用來將幻想變成作品的書桌看起來也不夠雅觀,甚至可以說有些醜陋。

  但是這個奇怪的小職員對工作、對生活、對狹窄的環境都挺感激,他認為當小職員的一切都給他的創作帶來關鍵性的影響。

  小職員卡夫卡是個“好好先生”,他25歲時在布拉格波希米亞王國工人意外事故保險所工作。辦公樓有5層高,他就在頂層幹,一干就是14年。這個低階職員很難進入高層的社團視野,但是他幹得無可挑剔。

  他熱愛寫作,卻又認為以寫作為職業是可恥,所以他甘心找一份與文學毫不相干的工作,而且乾得很敬業。

  篇三:用心做好該做的每一件事

  1996年,他從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畢業。一箇中專生要想在電視臺找到立足之地談何容易?剛進湖南衛視時,他什麼都做不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安排去做劇務。所謂劇務,說難聽點就是臺裡的打雜工。一次,編導讓他搬200多張椅子。那是什麼樣的椅子呢?不是摺疊的,也不是塑料的,清一色的粗笨木製高背椅子。一次只能搬動兩張,這樣要來回走上百趟,既費時,又辛苦。他累得滿頭大汗,也沒一句怨言。

  搬椅子扛凳,這種活兒幹多了,誰都覺得沒意思。他卻能苦中找樂,給自己減壓!一次,現場來了256個觀眾,臺裡還給每個觀眾準備50多件禮品。禮品多得讓人就頭痛,什麼滷蛋粉,電燈泡,麵條,醬油……好像把超市搬進來一樣,林林總總地擺了一大堆。這麼多椅子要搬進現場,還有如此多禮品要一一地分揀出來,送到觀眾的面前,有的劇務開始有意見了。他卻樂樂哈哈地說:“沒準!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坐的。”

  當有人抱怨時,機會終於來到他身邊。這一天距他進臺時間僅一年。

  一次,臺裡搞大型活動,搬椅子扛凳的事總是少不了的。忙活了一天,大家都很辛苦,想早一點回去休息。可是,臺領導覺得東西擺好了,應該派人看著,別讓人破壞現場,就點名叫他和另一個劇務留下。另一個劇務卻說:“累了一天,總該讓休息下吧!再說,這樣的事應該由保安來做。”可他沒有推辭,趕緊圓場:“沒關係,我一人就行了,你回去休息。”

  就這樣,他泡了一碗方便麵就算是晚飯,然後一直守在那裡。臺長半夜巡視,見到桌上的方便麵碗,心疼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他照實回答了。臺長很賞識眼前這個不怕吃苦的小夥子,就提拔他為“現場導演”。

  現場導演也不是什麼光鮮的職位,可他乾得很認真。由於觀眾人多,又沒經過培訓,稍有不慎就會影響現場氣氛。他就抓緊時間給觀眾培訓,告訴他們:什麼時候要鼓掌,什麼時候要舉牌,什麼時候起鬨,什麼時候保持靜默。搞一場活動,錄一次節目,他都要講得口乾舌燥。在現場錄製時,他會隨時根據節目的進展情況,帶動觀眾配合,一時站起,一時鼓掌,一時舉牌,成了場上最活躍的一個人,也是最累的一個人。

  本來他鼓掌只是象徵性的,自己也不一定要鼓,他卻自己帶頭鼓,而且是很用力地鼓。有次演出結束後,臺長讓他過來,說:“把倆手伸出來。”他伸出拍得發紅的雙手,臺長說:“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麼的投入,連鼓掌都這麼賣力。”

  1998年,湖南衛視《真情對對碰》節目缺一位男主持,臺長想到了他。

  就這樣,汪涵做起了主持人。近20年的主持生涯中,他獲得過許多榮耀。從做劇務到節目主持人,汪涵只用了兩年時間。對此,他感觸頗深:“要學會承受!就是用心地做好該做的每一件事。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多少先扛著,扛著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這樣的話,有一天它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能接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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