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如何學習英語的

　　相信很多同學都想知道在外國語學校學習的學生是如何學習英語的？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的是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如何學英語的的詳細內容，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的英語學習經歷

　　1995年，在成都，外國語學校還是個有點陌生的新鮮事物。記得小考後，老師說，外語學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輪單獨考試，難度較大，可以試試，就報了名，筆試成績還不錯。面試那天，考場外的操場上排著很長的隊，拉著警戒線，報考者甚眾。媽媽很焦慮，來之前，她多方打聽外語學校究竟如何，卻也得不出結論。她希望我像她一樣當醫生，在她眼裡，英語與前程沒有明朗的必然聯絡。外語學校始建兩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學轉軌而來，遠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室、樹德那樣有聲望。叫到我名字該入場時，媽媽拉住我說：“等等，我再想想。”我說：“來都來了，考完再說。”掙脫手就進去了。成都的小學不像首都和沿海發達城市的小學，當時已開始講授英語。我從未受過系統性的訓練，面試就考發音模仿能力，跟讀幾個音標、單詞和短句。不久，錄取通知書到了，我就像受到召喚似的，心嚮往之。媽媽還在猶豫，我卻主意已定。

　　當時，出國熱已經出現。對西方文化的渴求從恢復高考起就猛烈地復甦過來，家中的白牆上曾貼滿了小提琴大師梅紐因、海菲茲等人的海報。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家喻戶曉，熱度絕不遜於90年代初的《渴望》，劉歡那句“千萬裡，我追尋著你”，成天盤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年小夥伴小學畢業後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親是鐵道研究院的工程師，她不甘於現狀的母親申請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學，打各種苦工，艱辛拿到了綠卡。

　　我於是開始了住校生涯。初離家，雖戀戀不捨，卻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獨立的興奮。每週日黃昏，校園裡那座一週都休息的小噴泉終於喜氣洋洋地噴水，校園熙攘起來。22點，晚自習結束，沿著操場邊的梧桐林蔭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上宿舍樓，塞進各自的小櫃裡。一週開始了：早晨6點半在亢奮的進行曲中起床，薄霧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7點到7點半早課，英語和語文間天上，7點半到8點早餐，然後與普通高中步調一致地上6～7堂課，直到16點半。晚飯前有一個半小時的自由時間，其中週二是英語角;晚飯後，19點到19點45分是英語晚課，結束後，晚自習到22點;晚上23點，統一熄燈。僅從時間上看，外語學校的奧祕其實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時早課和晚飯後的45分鐘晚課裡——這是唯一比普通中學多出來的課時。但每天多75分鐘，一年便近370小時，6年下來近2500小時，水滴石穿。科學家統計說，精通一門語言這樣的技能需1萬個小時堅持不懈的練習，2500個小時的意義非同小可。

　　週三下午是父母能夠探望的唯一時間，學校嚴格封閉，絕不允許隨意探望，也禁止學生在任何時間離校。我們好像待在一個深山古堡裡集訓，日程表幾乎完全排滿，心無雜念，有點軍事化管理的味道。每週五下午一跨出校門，一環路上車水馬龍的世界撲面而來，一瞬間竟應接不暇。那段純粹靜心的時光，總令人懷念。後來聽到評價說，在大學裡，感覺“外國語學校出來的學生都像受過軍校訓練似的，是種獨特的存在”，這種氣質大概就源於住校制度。這種紀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噴的大學裡讓我們很受用。後來，名氣逐漸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華越來越多的保送和推薦名額。副校長說，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華的學生保研率連年百分之百。

　　我們那屆一共只招了120個學生，分成三個班。一到英語課，每班再分成A、B兩個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課。從教育越來越市場化的今天回望，那時的待遇太好，學費卻僅是公立學校統一的一年幾百塊。我們的運氣很快就被市場重估教育資源價格的潮流沖刷得無影無蹤——就在我們畢業的2001年，踏出校門不久，母校便從公辦民助正式轉製為私立中學，基礎學費也漲到了現在的一年近3萬元，華麗轉身“貴族學校”。

　　從一個角度看，市教委“高位”變賣了優質教育品牌，有損教育的公平性。但情況又遠非這樣悲觀——私立學校不受戶籍和劃片政策的限制，連雲、貴、川、藏等西南幾省的生源也能吸納，實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平。畢業12年後，當我也成為一位母親，開始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時，猛然發現，北京的學區房價格已向10萬元/平方米衝刺——看似公立的學校，卻以持有學區房產的形式將教育資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條子生，則是權力尋租。

　　英語入門學習

　　第一堂英語課，林老師拎著錄音機走進來。他高大帥氣，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戀他。他用中文介紹了自己，也讓我們做了自我介紹，給我們每人一個英語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後來我知道，這是年齡較大的英美鄉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從來都沒換過。那是我們唯一一節用中文上的英語課。此後中學生涯裡，英語課就不再允許任何中文出現了。中文的柺杖在我們一接觸到英語時就被拿走，強迫我們必須迅速在混沌狀態下建立起對完全陌生的語言的感知。

　　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幾乎完全迷失。林老師必須用肢體語言、圖片和各種教具，向我們解釋單詞或句子的含義，一整堂課他都在手舞足蹈，很多時候我們還是一頭霧水。那時，視訊和網路的應用還幾乎沒有，音訊、影象的高階形式就是磁帶和紙質圖片。我們就像回到了嬰兒時代，通過最直接的視覺、聽覺、觸覺和場景，去建立語言與其所指之間的聯絡。原有的中文秩序被完全打破了，就像腳下的木地板被猛然抽掉，轟的一聲坍塌了似的，我們懸浮在空中。

　　我們最初學習的教材叫《看，聽，學》，是英國的英語教育學家路易斯·喬治·亞歷山大編著的。普通中學孩子們的青春期記憶是與通用英語教材中的主人翁韓梅梅和李雷的成長聯絡在一起的，而我們的記憶則與桑迪Sandy、蘇Sue、比利Billy和湯姆Tom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教材沒有一箇中文單詞，只有英文與圖片的對照。至今，無需查閱過去的書籍，我還清楚記得：書本的第一句話是“MeetSandyandSue”來認識下桑迪和蘇吧;記得第一個感到饒舌無比、聽了無數遍磁帶才說順溜的句子“Puttheeggintheeggcup”把雞蛋放進雞蛋杯裡;也還記得他們玩捉迷藏、翻倒立、分巧克力的無數趣事。

　　入門真是獨特又困難極了。林老師不許我們預習，上課時也不許我們翻書，而是一遍遍地放磁帶，一句句地讓我們反覆模仿，每個人都得站起來複述。待他用演示的方式把每句話的意思講解給我們後，我們才能翻書。很長一段時間，連書上都沒有文字，純粹只有圖片，一句話的意思通過圖片大概能明白，但若分解開來，每個單詞是什麼意思，則完全對不上號。我們也不學習字母和音標，更不學習拼寫，甚至禁止書寫，禁止私買和查閱字典。大概有半個學期，我們與英語就只是通過視覺與聲音來相處的。開始有時還會偷偷用中文記下某個單詞的發音，比如香蕉叫“布拿納”，報紙叫“牛屎盆盆”，但很快被發現和嚴格禁止了。

　　唯一允許的方法，就是在晚自習，甚至在熄燈後，抱著復讀機，無數遍地、令人厭倦和發狂地模仿每一句話，直到在搞不清楚單詞意思的情況下，就能不經大腦脫口而出。而第二天的早課上，每個人就得輪番站上講臺，當眾背誦前日的課程。很多個夜晚，我們都是抱著復讀機不知不覺睡著的，耳機還在低語，磁帶還在轉動。日後回首，這也是外語學校的不同之處。它讓我們在一踏入英語世界時，就像學習母語的嬰童般，抓住了語言最難把握卻最為核心的靈魂——語感。普通的教學方法強調語法，通過語法的邏輯形式來理解陌生的語言。而我們建立了與語言更親近的相處方式，不是以邏輯，而是以直覺的方式去感受它的韻律。外國語學校的學生聽說能力都很強，我們對英語的最初認知就是建立在聽說之上的。在此後十幾年的英語學習生涯裡，遇到美妙的句子，我仍會習慣性地熟讀成誦，直至脫口而出。

　　迷茫期過去，就像穿過了水簾洞，裡面別有洞天，英語課從此給了我們很多歡愉的記憶。從第一堂課起，林老師就一直鼓勵我們無拘無束地大膽表達。小課也給了我們很多表達的機會：每個人都得站起來模仿句子;早課晚課每個人都得走到講臺前背誦課文;課文長起來後，我們則分成三四個人的小組，自編自演，把課文編排成小話劇演出來。每一次，我們走上臺，總是先排成一排，集體報幕，“ActtheScene”，然後逐個報出自己的角色，遂開始表演。

　　大家的幽默感總是在詮釋角色時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個滑稽的動作或表情，一種古怪或詼諧的語調，總能引來笑聲與掌聲。當記憶像書頁般翻過時，那些只有幾句話、像玩過家家的簡單話劇，慢慢變成了“六一”節和新年晚會上有華麗戲服和道具、場面巨集大的英語戲劇乃至歌劇——《灰姑娘》、《皇帝的新裝》、《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等等;而那些最初例行的簡單背誦，到後來，慢慢變成了背誦長篇的課文，再後來，變成了複雜的演講。

　　我們的舞臺也從教室變為學校禮堂的主席臺，然後走出校園，在全市、全國的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中奪魁。6個小班的英語老師都是師範學校或外語學院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天性很活潑。還記得那時三B班的女老師姓任，非常有魅力和感召力，她的課堂上，每個人都高舉著手搶著回答問題，課堂節奏極快，非常活躍。我們都慢慢養成了一種熱情直率的性格，哪怕在中文的語境裡會含蓄收斂很多，但一旦切換到英語的情境裡，仍會不自覺地有一種入無人之境的自在感，表達已經成了習慣。我最要好的中學同學在北大是戲劇社的活躍分子，主演過《蒼蠅》和《布林加科夫醫生》，這種對錶演的興趣在中學時代就養成了。

　　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我們才正式與英語字母見了面，開始認字和書寫。

　　實驗英語學習

　　上初二時，英語教學體系的奠基人朱徵峰和郭萍老師去美國做了旅行考察。他們是夫婦倆，年齡較大，朱老師不是四川人，說普通話，是老一輩外語學院的大學畢業生。記得那時他們考察回來，對我們所學的英語必須跟上時代的感慨很快流傳開來。據說朱老師跟美國人交流，所用的一些表達方式是美國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用的過時語彙，很尷尬。我們也開始重新審視這套已“人到中年”的《看，聽，學》教材，裡面的一些說法，比如errand跑趟差，在現實中已不再是應用中的活詞彙。

　　那一年，他們又訪問了對外開放歷史更悠久的沿海沿江老牌外國語學校——南京外國語學校、天津外國語學校、杭州外國語學校、武漢外國語學校等，開始籌備引進和試驗英國廣播公司出版集團的教材《展望未來》。這套書後來成為全國外語學校的通用教材，是以劍橋大學第一證書預考為標準的，也就是相當於歐洲委員會歐洲語言教學大綱的中高階英語水平，具備用英語在英語國家工作和學習的能力。在我們的6個英語小班中，我所在的一A班和任老師所教的三B班被選中，作為教學試驗的“小白鼠”。我們也因此成了全國首批使用《展望未來》的學生，這是件很幸運的事。

　　新教材立刻把我們帶入了廣闊世界。我們第一次有了用厚厚的銅版紙張彩印的教材，一開啟就在燈光下微微泛著五彩的光，愛惜得捨不得往上面寫字，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入抽屜，再小心翼翼地捧出來。每冊有15章，共60章，話題從日常生活的居住、就餐、社交、辦公室、交通規則，到談論生活方式的週末生活、健康人體、度假、鄉村生活、烹飪、探險，再到探討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政治問題，如是非對錯、人生樂趣、成功之路、舞臺戲劇表演、新聞報道、體育世界、新奇文化、古舊收藏、科幻未來等等，包羅永珍。

　　每一章裡，有各種報紙雜誌、信函廣告、啟事文書、經典文學作品片段的剪輯，配上各種風格的攝影、漫畫、插圖，非常吸引人。16年後，無需費神翻出留在成都家中的那套課本，許多東西還歷歷在目。我現在還能隨口背誦出倫敦希思羅機場催乘客登機的廣播，也能背誦出在倫敦舊船塢看魔術表演的片段;也還記得在澳大利亞笨豬跳跳、在南極睡冰床的探險故事，還有在飛機上用小刀做手術取出喉嚨裡的骨頭、在高速公路上走錯了出口一個U轉彎逆行的趣聞。也是從那時起，我們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的詩句、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接觸《星際迷航》，瞭解世界古蹟名勝，從成了“連鎖廁所”的地中海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和傢俱，結識理查·基德曼、尼古拉斯·凱奇，還有羅賓漢與佐羅，辯論基因問題、醫療制度和教育公平，聽聞印度腔、澳大利亞腔、日本腔的英語。那是個求知若渴的時期。英語所給予我們的，是一扇通向廣闊世界的視窗，一趟世界文明的旅途。

　　書的難度自然很大。第一章幾乎用了一個月才講完，一堂課下來，滿滿一大頁的陌生單詞和片語。年輕的林老師和任老師很有開創者的精神，總是把課設計得儘量有趣，啟發式教學。我至今還記得他們在教學樓走廊裡飛快地用粉筆書寫的幾個小黑板的填空題，供上課聽力用，一段錄音放兩三遍，然後讓我們把那些空缺的地方填滿，那些單詞、介詞和片語都是第一次遇到，但一發揮眾人的智慧，基本都能拼寫出來。新單詞一遍遍反覆聽寫，讓同桌相互批改;更有趣的方式是常讓我們用10～15個單詞編寫一個故事，常有意想不到的創意。

　　我一直覺得我的同學是極富創造力的。直到高中，我們一直私下流傳著自己寫畫的民間小報，上課時就在座位間傳遞，人人添磚加瓦，鍼砭時弊，八卦緋聞，對學校的一切評頭論足，很多人都是講故事的好手。那時候還沒有相應的考試題。每半個月或一個月，兩位老師就要自己設計一套試卷，電腦輸入還沒普及，都是親手謄寫油印，拿著蘸滿油墨的滾筒一份份刷出來的。後來才有了印表機，噼噼啪啪地打出來後影印。

　　那個時代的老師非常敬業和投入。年輕的英語老師們就住在教學樓對面的教職工宿舍樓裡，筒子樓，一人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有時我們上課，他們就從窗外走過，記憶最深的一次是二班的老師新買了一個磚頭大的大哥大，別在屁股上，引得一陣大呼小叫。林老師常常三個五個地分批把我們叫到他的小屋裡，糾正每一個音節的發音。從一開始，那些決定了英語聽起來是否純正的細節就被他逐個仔細打磨過了：不能咬死的s音，舌頭要盡力伸長放到兩排牙齒之間的th音，嘴形不能太扁的a音等等，還教會了我們用胸腔而不是嗓子發音的方法。

　　我還記得他講那個發音接近“昂”字的音標，為了向我們演示清楚這個音要沉到鼻樑後端發出，他不顧自己帥哥的形象，很誇張地把嘴巴張得跟蒙克油畫《吶喊》裡的那個人差不多。我也還記得，從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到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都是他從小屋書架上取下來拿給我讀的。我們一直有外教課，那對和藹的美國夫婦就住在學校安排的一套稍微闊綽點的小套間裡，有時請我們去玩玩。但我始終覺得，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那批初出茅廬、朝氣蓬勃的英語老師們。他們的付出，若以今天的市場眼光衡量，是無價的。

　　我最享受的另一個時刻，是每週三晚上的電影時間。那隻平日被牢鎖在綠色鐵皮櫃裡的電視機終於千呼萬喚露出臉來。在那臺電視機的熒幕上，停駐過幾乎所有當時迪士尼和好萊塢的名角兒。不知何故，我的腦海裡最愛跳出的畫面，是肖恩·康納利在《第一騎士》裡的形象，我與同桌坐在最後一排觀看，窗外，是一片綠色的梧桐樹葉。

　　英語學習的番外故事

　　就在我們穿著一身紅，無憂無慮地在市文化宮合唱《音樂之聲》裡的《哆來咪》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會歌《手牽手》時，學校的第一批學生悄然升入了高二。他們被安排在一棟單獨的教學樓裡，好像是為了防止受到我們的干擾，變得更加與世隔絕。我們很難見到師兄師姐們。只記得美國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那一次，週日的下午，從操場上傳來他們繞場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雄渾口號聲。也是在那一年，校園裡張貼出告示，寒暑假有組團去美國遊學的活動，經費不菲，班裡好幾位同學報了名。

　　1999年盛夏，我們突然得知，第一批高中畢業生，99級的俞師姐奪了四川省文科狀元，還有兩個文理科省前五名。那一批畢業生共80人，4個北大，1個清華。也是在那一年，我們的姊妹外國語學校走出了一位哈佛女孩劉亦婷，在全國名噪一時。外國語學校軍團就這樣在成都異軍突起。2000年，省文科狀元繼續出在母校，穩住了江山。

　　也就是在這短短的兩年裡，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出國熱與新東方所開闢的巨大英語教學市場終於變成了滾滾的商業洪流。任老師離開了學校，去了老牌名校成都七中，他們剛成立了一個國際部，高中畢業直升國外大學，急需任老師這樣有教授《展望未來》經驗的老師。林老師繼續留下來教初中英語，成了初中部的骨幹，幾年後，他去了大學任教。年輕老師們一個接一個成家生子，紛紛搬出宿舍樓，買了房。

　　2001年，輪到我們上陣了。接手畢業班的英語老師季先生是個非常淵博的人，他曾是長江三峽工程的首席翻譯之一，家中書架上有一排排的百科全書和大辭典。第一屆文科狀元就是他帶出來的。他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不願應付過於複雜的人情世故，寧願待在學校裡教書。似乎誰也沒太把英語放在心上，大家都更重視對文科生有決定性意義的數學。

　　高三上半年，我們仍然上的是《展望未來》，直到下半年，才開始做高考題，突擊語法和各種題型。那些試卷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難度，但熟練是必需的。季先生的壓力卻非常大，有一次我們的考試成績出現了統計失誤，最初在成都市排名不靠前，他竟然出走了一段時間，學校只好給我們換了一位老師。即使如此，高考並未耽誤。

　　那一年，我們文科班的英語平均分是132分，總分平均分是570多分滿分750，超過了人民大學的調檔線。那一年是考前填志願。在師兄師姐革命旗幟的鼓舞下，我們很大膽地填了很多北大、外交學院、北師大、人大、復旦等，全部悉數錄取。在外語學校學了6年的英語，其實根本沒有在高考的考場上發揮用途。我們用最後半年的時間對接了英語高考，並通過體制內考試的方式，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但在那個年齡所掌握的語言技能，對我們影響深遠。本科畢業後，不少人去了哈佛、斯坦福、耶魯等名校深造，許多人進入全球最牛的投資銀行和諮詢公司。對我們從內地走出來的學生來說，初中那六年的教化，終生受用，不是高考所能衡量的。

　　讀大學時，我曾在新東方教過英語。新東方已成了上市教育集團，在中關村、白雲路、北辰中心等多處核心地段購買了商業地產。它的服務物件早已不再只是大學生，而變成了從幼兒園、小學、初高中到職業培訓的英語培訓體系，全民學英語的時代到來了。也是在大學期間，曾在與大學同學創業時，走訪了從杭州外國語到東北育才這樣的全國名校。我還記得，到東北育才時，日式建築風格的校門外貼著大學錄取的光榮榜，滿滿一大牆，排滿前面兩頁的，不是北大、清華，而是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劍橋、牛津、東京大學等世界級名校。在一次交流中，北京四中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大部分人高中時代都在國外高中交流過一段時間，很多人都打算畢業時直接申請國外大學的本科。越來越富裕的城市人，在高考體制之外的選擇變得越來越多，也不再那麼需要靠高考英語分數來衡量水平。

　　但不要忘了那些不那麼幸運的大多數。真正還倚重高考英語的人，恰好是那些沒有那麼多途徑與資源去獲取高考體制之外英語教育資源的人。公正是教育內在不可剝離的訴求，在市場化時代，卻也是它最矛盾的訴求——最需要教育資源改變命運的人，往往恰好卻是那些最缺乏資源獲得良好教育的人。

　　在這個可以通過音訊視訊、出國旅遊、假期寄宿交流、機構培訓提高英語能力的時代，英語確實讓那些農村小鎮的孩子輸在了起跑線上。高考制度的確應該堅守它社會公正的訴求，改變英語的門檻。

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如何學英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