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事政治分析範文
時事政治的運用在高中政治課教學中有著很大的作用,因此學生還需要學會寫時事分析。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高中時事政治分析,希望對你有幫助。
一
時事評論背景:
但在現實中,醫患之間的不信任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不久前,山西一位女醫生遭患者家屬持刀襲擊,原因竟是行凶者認為,醫生未按照百度的治療方法進行治療。信任破裂的副作用很大。有調查顯示,廣東省七成以上醫生不願意子女從醫,而全國兒科醫生20萬缺口,正是因為兒科工作“累、窮、險”。醫生越來越少、排隊時間越來越長、家屬脾氣越來越大、醫生壓力越來越大、辭職人數越來越多,醫患關係就此陷入惡性迴圈。
時事評論觀點: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戰略主題。共建共享要求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統籌社會、行業和個人三個層面,形成維護和促進健康的強大合力。同樣,醫患關係的重塑需要供給方擔負起責任,也對需求方的主動配合提出了明確要求。
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誌銘在醫學界廣為流傳,“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醫生不是萬能的,醫生是充滿“遺憾”的職業,醫療越來越發達,但未知仍不少。遺憾的是,這沒能上升為共識。不少人錯誤地認為,治癒疾病是理所應當的,治不好就一定是事故。因此,重塑和諧醫患關係的第一步,就是提升居民健康素養,普及醫療衛生常識。同時,法制教育也不能缺位。不少患者把“醫鬧”視作維護自身權益的有效途徑,無知無畏,卻不知“醫鬧”中的極端情形已經入刑了。
矛刺盾擋,方成矛盾。醫患關係有些走樣,一些醫生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醫生的職責當然是儘量治癒,但也需要對患者提供幫助、給予安慰。不知何時起,“流水線”門診多了,幫助、安慰少了。人文關懷是醫術之外的醫道。只有不斷加強醫學人文教育,培養醫生的共情心,能看“病”更能醫“人”,能設身處地地為患者著想,改善患者就醫體驗,才能贏得患者的理解。
醫患矛盾的冰釋,也需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有力推進。醫生迴歸治病救人的本位,離不開醫務人員的薪酬制度改革。醫生知識勞動價值提高了、陽光收入增加了、醫生的腰桿會更直。與此同時,降低藥品與耗材價格、優化醫保支付制度、推進有效成本管理,才能進一步減輕患者負擔。只有通過不斷地深化醫改,創造出一個患者滿意、醫生舒心的醫療環境,和諧醫患關係才有制度性的保障。
而要減少門診前的糾紛,更不能少了“法治門診”。醫療雖然是一種個體差異巨大的領域,但通過立法相對清晰地界定各方權利與義務,以制度性、強制性和保障性的法律保護各方利益不受侵害,無疑有利於維持良好的醫療衛生秩序。對醫患關係進行引導和梳理,需要建立一套結構完備、指向明確、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衛生法體系,幫助醫生和患者排除影響合作的因素,共同為治療掃清體制機制性障礙。
二
時事評論背景:
因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而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湖南嶽陽樓,最近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據報道,岳陽市政府正與外地投資者洽談轉讓岳陽樓的經營權用於旅遊開發。在不少人看來,岳陽市政府此舉無疑是“崽賣爺田”,不但可能導致岳陽樓在商業開發中受損,還可能傷害岳陽市民的情感。
時事評論觀點:
類似的憂慮的確值得認真考慮。畢竟資本以逐利為目標,把岳陽樓這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經營權拿出來進行旅遊開發,確實可能讓文物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但問題的另一面是,文物不能只保護而不利用。文物一旦破壞就無法恢復,這決定了必須以保護為第一目標,開發利用永遠要服從於保護而居於次要地位。但這不等於文物絕對不能或不應開發利用。事實上,保護與利用並非水火不容,利用得好有助於保護,保護得好也會促進利用,二者完全可以彼此助益,形成正迴圈。就岳陽樓而言,目前經營權轉讓“暫緩決策”,正是為了在充分聽取民意、廣泛徵求意見,在此基礎上對風險做充分預估、對保護方案做科學論證,特別是對權責做清晰劃分。只要安排到位,岳陽樓不但可以繼續成為人們發思古之幽情的天下名樓,更可以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一大助力。
當前,我國文物工作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文物資源數量的激增與保護能力的不足並存。簡單說,好東西太多了,不加快開發利用的步伐,很多文物就難以得到妥善有效的保護。近年來,我國登記在冊的文物資源總量就翻了一倍,其中不可移動文物從40多萬處增長到76萬餘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2352處增長到4296處,館藏文物從2000多萬件增長到4000餘萬件。文物資源的增多意味著保護壓力和保護成本的相應增加。“十二五”期間,為了保護文物,國家花了1400多億元。即使這樣,還有大批文物處於無監管、無保護的狀態。近來,山西等地接連發生文物被盜案件,許多文物就是處於這種狀態而被盜賊輕易得手的。同時,僅僅強調保護而不搞利用開發,許多文物就將因投入不足而難以展出,最終只能沉睡在各地文物局、考古隊的庫房裡。在東北某省的一個地級市,因缺乏開發資金,有兩萬多件文物只能在倉庫裡“睡大覺”。“守著金山要飯吃”是許多文物資源富集地區的寫照。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這樣,政府為何不加大投入?但問題是,文物資源豐富的地區往往是經濟實力不夠強的地區,比如中國地上文物最豐富的是山西省、地下文物最豐富的是陝西省,要讓當地政府拿出大筆資金把所有文物都嚴格保護起來,不夠現實。不僅中國如此,埃及這樣的文物資源大國,也因為資金困難,除少數知名文物搞了旅遊開發外,大量文物不是處於風吹日晒之下,就是堆在庫房裡落灰。相反,法國、義大利兩國豐富的文物資源大都轉變成旅遊資源,每年吸引數千萬遊客,帶來上千億歐元的收入,當地的文物保護工作也因此受益。
文物保護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應該“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人民在親眼欣賞和親身遊歷中感知燦爛歷史、認同文化傳統。不能看見商業開發就一味地反對,“一棍子打死”,而應該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鼓勵合理利用、有序開發。
三
時事評論背景:
不久前,國務院釋出《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不斷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各地正陸續出臺相關辦法,落實這一要求。
時事評論觀點:
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這說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性指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等收入群體應是社會主流人群。為此,“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納入了“十三五”規劃綱要。
不過,目前國內學界對於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還未形成明確說法,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劃分方法也存在許多爭論。由於缺乏對這一群體的明確定義和測定方法,無法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標和具體化的政策方案,不利於這一目標的順利達成。
在制定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時,可以借鑑國外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測定方法。目前,中等收入群體這個詞彙,已經頻繁地出現於國際組織和知名智庫的研究報告中,同時一些討論收入分配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學術著作也採用了這一概念。
目前國際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方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絕對標準模式,另一種是相對標準模式。絕對標準模式是基於維持相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來設定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標準。其中被廣泛採用的絕對標準模式以世界銀行貧困線日人均收入1.9美元為參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於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為中等收入者。相對標準模式通常是根據收入分佈的中位數來確定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收入中位數的50%或75%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數的1.5倍或2倍為上限。
這兩種測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適用範圍也不同。絕對標準模式主要反映的是達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數及比例的增長趨勢,比較適合於發展中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相對標準模式是測量收入處於中間位置的人數比例增減情況,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比較適用於發達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比如經濟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80%以上的人口是低收入的農民,基尼係數很低,按相對標準模式劃分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較大,但收入卻並不多。簡而言之,絕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成長型社會——人們的收入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達到較好生活水平;相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改進型社會——多數人已到達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會。
我國在3年前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既要使越來越多的人脫貧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絕對標準模式和相對標準模式的中等收入群體測量都是有意義的。但是,在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之下,中等收入群體並不是同一群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政策目標的重點,應該放在哪個群體,或者如何使兩者達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高中時事政治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