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驟雨讀書筆記

　　暴風驟雨聽說涵蓋面很廣，讓你應接不暇。不妨來看看讀者們都是什麼樣的感覺。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希望你喜歡。

　　篇一

　　在全國第一支土改工作隊到來之前，元寶村像大多數1946年春天的中國村莊一樣，貧窮、安靜，還有些壓抑。多數人為了生計而忙碌：浪蕩漢趙光腚窮得穿不起新褲子;長工張殿榮給人賣力氣謀生;即便是地主韓鳳歧，也要靠養豬和老婆替學生們做校服來賺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中，這裡被稱作“元茂屯”。這個草屋頂上長滿青苔的地方，正度過暴風驟雨前最後的寧靜。離韓老六被批鬥還有段日子;後來成為農會主任的郭長興，此時還是郭孩子，窮得叮噹響。那個某種程度上改變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還沒有進入他的生活。

　　但風正向這裡吹來。曾任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老人張向凌記得清楚，當時中共東北局的決議是：幹部們脫下西裝和皮鞋，丟開汽車，成立工作隊，到鄉下發動群眾。他們的目的，用紀錄片《民主東北》的話說，是“用一切力量幫助被壓迫的群眾翻身”。

　　工作隊是被一架馬車拉到元寶村的。有人記得，時間大約是正月剛過。也有人記得，時間似乎是7月份。

　　電影《暴風驟雨》用人們熟悉的手法記述了這個場景。一身正氣的工作隊員向和氣的鄉民借住，並得到了熱切的迴應——這應該是真實的，與此相交錯的是另一種複雜情緒。這種複雜情緒在後來講述的老人們嘴裡流露出來：老實巴交、甚至還有點懦弱的元寶村人，對這些陌生人客氣而狐疑。

　　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們生活得都並不舒適，需要改變。跟著工作隊來到元寶村的年輕人於洋，後來成了《暴風驟雨》的主演。他記得，這裡房子四面透風，冬天格外難過。

　　但鼓動這些看起來受盡苦難的農民起來反抗，卻並沒有想象中容易。比如，當一個給韓老六扛活的農民被反覆問及他的悲慘遭遇時，竟然沒頭沒腦地說：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

　　在這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莊稼漢子來說，“我沒有錢僱他，我就得給他幹”是最樸素的邏輯。至於“壓迫”、“團結”這些工作隊員帶來的新鮮詞兒，他還太陌生，聽不大懂。

　　結果，在工作隊員熱情宣揚的當口，農民們就在邊上懶洋洋地打架、抽菸，或是互相嘀咕。電影《暴風驟雨》記錄下這個令人尷尬的時刻。以至於頭一個月，工作隊員都悶悶不樂的。“群眾挺難發動的，光發動群眾發動了一個來月。”

　　直到採取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動員手段，這一切才有了改觀。一個叫小王的通訊員，隔三差五就到郭長興家。那時候，郭長興住在韓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窮人家。幫他掃院子、挑水，交朋友。

　　從其他地區調到新成立的“元寶區”擔任區委副書記時，周立波38歲。據說，他喜歡到村民家“嘮嗑”，坐在炕上給他們說笑話，教他們唱革命歌曲。

　　對周立波，元寶村的村民並沒有談論太多，只記得他是工作隊員，口袋裡總是裝著筆和本子，抄抄記記。等到郭長興小說中名為郭全海、韓老六和元寶村一起，隨著周立波的小說紅遍全國時，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來周立波是個作家。

　　篇二

　　2005年春天，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後，開始接待遊人。村裡的幹部說，這裡接待了第一個派出的土改工作隊，紀念館可以讓大家重溫這段歷史，當然，也可以開發成紅色旅遊景點。

　　收集“古董”的過程並不容易。經過挨家挨戶的動員和蒐集，某戶人家的篩子架和高鳳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為珍貴的歷史物品擺放在這裡。

　　最顯眼的，則是用《暴風驟雨》宣傳了這場運動的周立波的塑像。當小學生排著隊進來參觀時，他們看到了周立波筆下的人物：有“惡霸地主和偽鎮長”韓老六，也有郭長興、劉福德和高鳳桐的介紹。

　　展板裡簡略地介紹，並不能涵蓋這些人的一生。運動中，郭長興成為農會會長。後來，他做起了螺絲店生意，很興旺。

　　在土改前，高鳳桐家人被土匪搶劫，家產一掃而空，結果卻因禍得福，被劃成貧農。不過，他的姐姐和姐夫，則在運動中喪生。

　　劉福德則已經要靠輪椅才能出門。他做過偽滿洲國的職員，後來當了老師，但經歷過一次次運動，卻從沒被揪出來批判。站在人生的盡頭，他這樣總結：“我感到我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運。”

　　單從街道上來看，時間並沒有在元寶村留下什麼永恆的紀念。寬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柵欄符合一個東北村莊的特有氣質。但村口那個顯得有些不協調的巨大門樓，和“中國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題字，則不時提醒著人們它的輝煌過往。

　　一份統計顯示，土改前，元寶村和鄰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開始後，在鎮東門外槍決的共有73人。

　　打那時起，時間已經不緊不慢地過去了六十多年。“一場風暴不是寫字畫畫，”2005年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劉福德語氣緩慢地對著鏡頭說：“那是暴風驟雨，不是小風小雨，必然要傷人的。”

　　篇三

　　最開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進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窮的人，成了最明確的團結物件。這是“壓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眾”——當然，這是工作隊成員事後回憶的措辭。

　　幾十年後，農民劉福德則用了另一種表述：“有些人品質不好，正因為他有這個特點，他能幫著把這個運動掀起來，有那麼點積極作用吧。”說這話時，劉德福穿著一身整齊的藍色勞動布衣服。面對鏡頭，他臉上不時露出生活饋贈的略帶油滑的笑容。

　　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饑荒甚至要飯的人，被鄉村們稱為“窮頭兒”們。一個後來在某市黨辦工作的工作隊員，則選用更直白的語氣坦陳：最先靠近工作隊、積極參加運動的，“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人多。

　　“工作隊來了，油頭滑腦地給你彙報很多工作，把他當成積極分子，這種情況也有。”事隔多年，於洋說起這個來還有些懊惱。對這樣的人，他引用了當地流行的稱呼：“二流子”。

　　物件選定以後，宣講開始了。電影《暴風驟雨》裡，這個場面是饒有意味的：周立波對著一群表情略顯迷惘的聽眾宣佈：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窮哥們，偽滿苦害咱們14年，大糧戶壓迫咱們好多輩子。“如今是咱們窮人的天下了。”

　　鑑於批鬥也是一門需要後天啟發的技巧，宣講會之後又出現了訓練班，內容也延續了貼近群眾的宗旨。周立波學著用東北話跟大家算賬，教大家明白“地主怎麼剝削人”。

　　“農民的覺悟很快就發動起來了。”說到這裡，當年的工作隊隊員有些興奮。

　　不過，最能激起階級仇恨的是訴苦。這是一名昔日農會幹部對著攝像機總結的經驗。因此，當外號“趙光腚子”的農民趙玉林站出來，要“主動說說心裡話”時，局面似乎即將開啟。用於洋的話說，敢和地主階級來鬥爭，來清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老輩人都還記得趙玉林。在北廟扛大活，“老棉褲都壞了，大夥跟他鬧笑話”。他聲淚俱下的訴苦也被拍攝進電影《暴風驟雨》裡。工作隊員的評價是：訴苦訴得不錯。

　　接下來就順理成章：一個接一個的訴苦者，越來越激動的表情和動作。最後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牽引出的苦難匯成一句話。電影《暴風驟雨》裡，一個聲音喊道：鄉親們，要報仇的跟我走。

　　事後看來，當地人面對這種突然到來的風潮，情緒複雜得很。當高鳳桐戴著黑框的老花鏡回憶時，他記得，工作隊員找了他好幾次，聽他嘮嗑。“那就照實說唄，咱也不會編啥，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這個笑容憨厚的白髮老頭沉吟了會兒，補充道：“咱也不知道後來能槍斃那麼多人啊。”

　　“早知道槍斃這麼些人的話，咱也撒點謊，大罪化小罪。”說完這句話，他陷入暫時的沉默。

　　而電影裡，工作隊員找到“郭孩子”時，他這樣回答：“那就把韓老六抓起來，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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