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農民論文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域性的重大問題。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與差異分析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鎮，且規模不斷擴大。據統計，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69億，其中，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12528萬人，佔農民工總量的46.6%①。可見，數量龐大的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到2020年要實現1億農民工進城落戶，這意味著，將有大量的農民工實現由農民到市民的重大轉變。但事實上，農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臨艱鉅任務，他們多數在城市從事技術含量不高，薪資水平較低，工作環境、居住條件較差，社會地位不高，職業發展前景堪憂的工作，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農民工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伴隨著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各種壓力與矛盾會使該群體心理健康問題加劇，心理矛盾與衝突凸顯，因此，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杭州市作為浙江省的省會城市，經濟發展較快，人民生活富裕，農民工數量較多。據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杭州都市圈共有農民工545.2萬人，其中，杭州市的農民工數量最多，為218.3萬人，佔杭州都市圈農民工總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現有研究較多地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群體特徵、權益保障等問題，但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關注不夠，因此，在新形勢下，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物件與方法

　　一物件

　　以隨機在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九堡客運中心站、城站火車站等抽取的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物件，共發放問卷300份，有效問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4.21+4.38，眾數為23，年齡跨度從16-35歲。其中，男性123人佔48%，女性132人佔52%;已婚103人佔40%，未婚150人佔59%，離異2人佔0.8%;受教育程度情況，小學11人佔4%，初中103人佔40%，高中或中專104人佔41%，大專及以上37人佔15%。

　　二工具

　　採用症狀自評量表SCL-90。該量表由90個專案組成，包含9大因子：軀體化、強迫、人際關係、抑鬱、焦慮、敵對性、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各專案採取5級評分制。該量表在國內外精神衛生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三方法

　　以SPSS16.0為統計工具，對收集整理的資料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等統計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概況

　　1.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將新生代農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總分與全國常模比較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各因子得分均顯著高於全國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顯著低於全國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2.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率

　　根據SCL-90評分標準，任一因子大於或等於2，則為陽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輕度心理問題;任一因子大於或等於3，則被認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問題。據此，本文以3分為分界點，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於或等於3，則認為該研究物件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問題。統計結果顯示: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率為19.61%M±SD=2.53±0.47。其中，強迫症狀M±SD=2.91±0.55和敵對M±SD=2.74±0.79這兩個因子檢出率最高，皆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際關係敏感M±SD=2.72±0.60兩項的檢出率分別為7.06%和6.67%;軀體化M±SD=2.21±0.75和偏執M±SD=2.47±0.53檢出率最低，均為3.53%。另外，抑鬱M±SD=2.61±0.65、焦慮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檢出率分別為5.88%、4.31%、4.31%、3.53%。

　　3.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比較

　　根據統計，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各因子得分都顯著高於正常組，通常正常人檢出率範圍是3.79%-29.1%①。其中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敏感、偏執較其它因子比正常組得分更高。可見，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檢出組心理健康狀況堪憂，急需關注與介入性疏導。根據統計，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各因子得分都顯著高於正常組：軀體化T為8.07***、強迫症狀T為15.06***、人際關係敏感T為13.37***、抑鬱T為11.68***、焦慮T為11.02***、敵對T為10.75***、恐怖T為10.99***、偏執T為13.08***、精神病性T為9.72***、其他T為10.84***、組內均分T為15.53***。其中，強迫症狀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別為敵對因子M=2.74，SD=0.79、人際關係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鬱M=2.61，SD=0.65、偏執M=2.47，SD=0.53、焦慮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軀體化M=2.21，SD=0.75。可見，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檢出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堪憂，急需關注與介入性疏導。

　　二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的群體差異

　　研究以性別、婚姻狀況、薪資水平進行差異統計，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別、婚姻狀況、薪資水平的差異。

　　1.性別差異

　　用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發現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於女性,且其強迫症狀t=-2.43*，P<0.05、焦慮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總均分t=-2.16*，P<0.05顯著低於女性的得分，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於女性。

　　2.婚姻狀況差異

　　本研究僅對未婚、已婚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差異分析,在本次調查中離異者僅有2人，故本研究僅對未婚、已婚新生代農民在SCL-90中得分進行差異分析。統計可見，未婚新生代農民工除敵對因子得分略低於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在該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於已婚新生代農民工。且在強迫症狀t=-2.36*，P<0.05、焦慮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這四個因子的得分顯著高於已婚新生代農民工的得分，這表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於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齡段的差異

　　研究顯示，不同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差異顯著，且在強迫症狀F=3.16*，P<0.05、人際關係敏感F=2.84*，P<0.05、焦慮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執F=2.70*，P<0.05五個因子中差異達到顯著。經多重比較發現，16-20歲年齡段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低於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敏感、焦慮、恐怖四個因子得分都顯著高於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則表現在恐怖因子中，得分顯著高於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討論與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

　　本次調查顯示，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在SCL-90總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顯著高於全國常模，與廖傳景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狀況不容樂觀。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對城市生活有較高的期待，然而，現實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職業技能等限制，他們大多在城市從事著強度高、壓力大、條件差的工作，在與城市居民交往過程中，經常遭受來自於城市社會的歧視、排斥，使他們更易形成警戒、防禦心理，出現不良心理現象。本次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敏感、敵對因子得分偏高，檢出率也偏高，分別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由於語言習慣、教育水平及心理、價值取向與城裡人有較大差異，特別是由於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缺乏，他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為“外地人”與本地人在人際交往、社會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閡，尤其是體現在具體的制度性安排上，他們往往處於弱勢地位，因而更易產生敵對、人際關係敏感、強迫心理。同時，這也充分反映了他們內心的鬱悶、緊張。所以，政府、用工單位、社會組織等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多渠道、多層面為他們構築社會支援系統，真正讓他們從心理上融入城市社會。當然，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也要加強對客觀社會支援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於表露心聲，積極爭取和善於接納他人提供的幫助和關心，尋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援，實現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關懷的性別特徵差異

　　由統計結果可見，女性新生代農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於男性，僅偏執因子低於男性，且強迫、焦慮、恐怖因子達到顯著，這一結果與有關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恐怖性、強迫性、焦慮心理多於男性，說明女性比男性更關注自身感受，對自身狀況更加敏感，對周圍生活環境、工作穩定性、人際環境有更強烈的安全需求，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農民工在當下競爭社會中面臨的種種壓力和無奈。在工作壓力不斷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農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業和社會各界應針對女性心理需求，積極為女性農民工營造和諧、安全的心理環境，儘可能地滿足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歸屬。男性新生代農民工偏執分數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於社會性別角色對男性“堅韌、強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傾向於表現堅強、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對自身病症的症狀與表現。另一方面也說明，男性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較女性更為固執己見，不善於聽取吸收他人的意見建議，更容易造成人際緊張。基於此，我們要針對不同性別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供不同類別的心理關懷。要從心理安全、人際脫敏、性情宣洩等方面，增強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關懷;對男性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幫其樹立正確的觀念，端正不良態度，糾正不合理行為方式。

　　三加強對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關注

　　本研究結果顯示，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於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滿意度也更高T=2.63，P=0.008，與蔣善等人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婚姻關係一定程度上為人們提供了“心靈避風港灣”，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滿足感，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因而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在處理人際關係、職業規劃、生活方式等方面會表現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由於整體年齡較小、務工時間較短、薪資水平較低、生活閱歷較淺等原因，他們大多缺乏對人生規劃、職業發展、人際關係的整體考慮，對個人、生活和職業方面的問題處理方式較為有限，他們更注重仗義、易於衝動，容易憑感情辦事。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地關心幫助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在人際交往、個人感情方面，要加強對他們的心理疏導和精神關懷。

　　四重視低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需求

　　年齡段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敏感、焦慮、恐怖、偏執等因子上的得分高於年齡段高的群體。原因主要是：1低年齡組的新生代農民工普遍處於青年早期，正處於確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會角色混亂、避免孤獨和建立親密感的重要時期，在此階段的他們對愛與歸屬有強烈的需求，他們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識和精神訴求較年長新生代農民工更為強烈;2由於他們年齡較小，工作資歷淺，職業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交往中往往處於弱勢，不易體驗到安全感和穩定感。因而他們的恐怖、強迫症狀、焦慮心理等程度相對較高。所以，社會大眾要加強對年紀較輕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愛，幫助其建立安全、和諧的社會支援系統，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結論與研究的侷限

　　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顯著低於全國常模水平，且在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敵對三個因子檢出率較高。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適應狀況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獨感、挫折感、被剝奪感與牴觸情緒。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年齡組的新生代農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異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徵及內部差異，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支援系統，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本研究主要通過對在杭新生代農民工的問卷調查來了解該群體心理健康狀況，樣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於心理症狀層面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對社會支援、人格特徵等影響因素缺乏探討，後續研究可對這些方面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尋找影響該群體心理健康的諸多因素。

　　範文二：農村農民合作醫療制度的完善

　　1新農合執行現狀

　　蘿北縣是鶴崗市的市轄縣，位於小興安嶺南麓與三江平原交匯處，臨近俄羅斯聯邦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有著獨特的區位優勢，全縣包括8個鄉鎮，總面積6784平方公里，人口23萬。全縣共有醫療衛生機構53所，其中醫院、衛生院16所，擁有診療床位633張，醫療技術人員1005人，防疫人員180人。蘿北縣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來，經過近8年的探索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執行狀況良好，全縣應參合人數42948人，實際參合人數42906人，實際參合率達99.90%。截至2014年，人均籌資標準從2007年的5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0元。籌資總額由219.3萬元增至1181.3萬元，增長444%;受益人次由14470人次增至26694人次，增長54.2%。補償面不斷擴大，農民的就醫保障水平顯著提升。

　　2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籌資難度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渠道主要以政府投入和個人籌資為主。大多數農民感到補償報銷比例仍不夠高，藥價與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質量與期望有較大差距，導致部分農民在參合後又退出，影響了農民的參加新農合的積極性。同時以政府提高補貼比例的方式促進農合基金增長，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合籌資難題，隨著補償比例的不斷提高將會形成較重的財政負擔，加大政府壓力，影響新農合的健康發展。二是農民受益程度小。近年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不斷提高，補償種類日漸科學豐富，補償標準不斷提高，參合農民的受益面進一步擴大，但“看病貴”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逐年上漲的醫療費用，使農民醫療費用的自負比重，尤其是大病治療費用，農民的實際自負費用並沒有明顯降低。三是基層診療水平低。農民參與新農合都期望能夠得到優質的醫療服務，對基層診療機構的服務水平要求也不斷提高。但多數鄉鎮衛生院的醫療裝置還比較落後，醫務人員的專業素質相對較低，服務水平不盡人意。儘管報銷比例高，大部分農民仍選擇到縣市醫院，甚至到外地醫院就醫，鄉鎮衛生院的就診人數和病床利用率逐年下降。同時由於鄉鎮衛生院所能提供的工作環境、發展機遇和福利待遇與城市醫院相差較大，人才吸引力不足，缺乏充足的專業醫護人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農合執行的基礎。四是跨區保障難實現。隨著新農合的推廣，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工仍然沒有參合，其原因主要是認為常年在外工作，在本地參合無法得到真正的受益，而在異地就醫報銷程式比較繁瑣，轉移接續困難較多，降低了農民工群體加入新農合的積極性。另外，一些縣市行政區劃內的農場，其行政體制相對獨立，醫療服務水平接近縣市醫院，更靠近相對偏遠鄉鎮農民的駐地。部分農民出於就近就醫的考量選擇在農場醫院就醫，但農場醫院並不在縣市農合體系之內，部分農民就近不方便的問題比較突出。

　　3完善新農合的幾點建議

　　一是擴大補償範圍和受益程度。科學設定補償專案，實現對農民就醫支出專案的合理覆蓋，增加農民補償受益種類;進一步擴大推行新農合就醫分級診療制度。完善市、縣、鄉三級醫療機構住院比例補償，引導農民選擇縣直醫院和就近的鄉鎮醫療機構就診，降低農民醫療負擔;適當提高補償的封頂線，擴大普通門診就醫的補償額度，擴大農民受益面。二是豐富籌資渠道和繳費選項。以積極的政策優惠吸引和鼓勵動員社會力量融資，通過捐資捐助、政策傾斜等方式吸收實業資本和閒散資金，建立政府主導下的、實業團體與個人相結合的多元的籌資渠道;允許農民從自身經濟情況和醫療需求出發，參加低、中、高等多個等級的合作醫療模式。自願多繳的農民可以擁有更多的醫療服務選項、更優質醫療服務資源和更高的報銷比例，調動農民參合籌資的積極性。三是完善保障機制和區域整合。以財政重點扶持的方式，採買和配備必需的醫療裝置，夯實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為農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的硬體基礎。同時堅持城市醫院對口支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堅持雙向轉診制度，通過長期的幫扶協作，促進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健康運轉，降低農民就醫負擔。四是拓展醫療機構與合作體系的整合，建立聯保聯銷渠道，探索域內就醫報銷一卡通，對異地就醫報銷和墊付經費按照當地醫保醫院模式實行統一標準補償，居民交叉就醫補償資金可以在上級機構的統籌下實現基金的定期互轉互補。五是探索商業保險參加合作醫療。商業保險參加新農合雖已不是新鮮事物，但從試點實施的範圍看仍屬剛剛起步，但其對提高農民健康保障水平的積極作用是可以預見的。各地應當結合域內的經濟和社會實際，科學統籌農合基金向商保機構購買大病保險，以政府購買保障服務的方式，委託有資質的保險機構參與新農合經辦服務。參合居民在新農合基本醫療補償的基礎上，由商業保險機構給予一定比例的二次補償，而不需額外繳費，提高農民抵禦大病風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