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改革開放政治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就是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不斷提高我國政治民主水平,推進我國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發展。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改革開放推動了我國政治生活領域的重大變革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主、法治、人權、以人為本等政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實際性的進展、民主政治環境越來越自由寬鬆,因此,我國政治生活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政治體制改革;政治生活領域;民主政治

　　我們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民主、法治、人權等政治觀念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往往是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當作一種政治制度,片面強調革命和專政,甚至搞“全面專政”,結果導致十年內亂。1949年後,“以人為本”也一直被當作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十三大明確把民主政治確定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和任務;2002年,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2006年,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提出“我也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2007年,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2004年3月,“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中國憲法。2007年3月,溫家寶答中外記者問,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2007年11月,十七大把“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所有這些直接推動著我國政治現實的變革。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實際的推進

　　談到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海內外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功,但中國政治體制沒有實質性變化。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成功正是得益於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路線,反之,前蘇聯改革失敗則是因為奉行了一種相反的先政治後經濟的改革策略。我們認為,如果按照西方的政治標準,如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如果按照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就中國的國情,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時起步的。

　　鄧小平曾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曾指出:我們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訪美期間深刻指出:從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在內的全面改革。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變革。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實際進展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官員一旦為官,則終身為官,世代為官。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雖曾提出不搞終身制,但事實上領導幹部仍然是無任期、不退休。這種事實導致了官僚主義盛行,幹部隊伍老化等弊端。在鄧小平的積極倡導下,1982年2月,中央做出了《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同年通過的八二憲法,還規定了國家領導人的任職期限。十六大實現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

　　2.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

　　改革伊始,黨的領導人就把“黨政分開”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第一,中國共產黨自己正式宣佈,黨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二,黨不再代替政府作為直接的行政管理機關。十三大政治報告還專門論述了黨政分開,黨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職能。為著手解決黨政不分問題,並一度減少黨政兼職。

　　3.不斷完善人大制度

　　我們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範圍擴大到縣,實行普遍的差額選舉制度。2007年,北京海淀區有近二十個人大代表是高校選民提名直接選出的,不是黨和政府提名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等等。在人大行使任免權方面,對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實行了差額選舉。另外,一些地方對少數有違法失職行為的領導幹部行使了罷免權和撤職權,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4.實行了公務員制度

　　1993年10月1日,《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施行,各級組織人事部門從1994年重點抓考錄製度的建立實施、嚴把公務員隊伍“進口”開始:凡進必考機制、激勵機制、獎勵制度、競爭上崗制度等逐步推開。“出口”初步暢通,公務員權利有了保障。2006年1月1日,建國50多年來我國第一部幹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性法律《公務員法》施行,我國進行了六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前五輪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點在於精簡人員機構和提高政府服務經濟職能。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主要圍繞轉變政府職能和理順部門職責關係等,加強與整合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

　　5.不斷完善多黨合作制度

　　12月,中央下發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2005年,中央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這兩個檔案使我國多黨合作越來越走向制度化。截至2006年底,中國八個民主黨派共有黨員60多萬人,其中17.6萬人擔任各級人大代表,3.2萬人擔任縣級以上領導職務。十一屆全國人大會13名副委員長中,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6人。2008年,各省人大會都有非中共人士擔任副主任,除新疆以外,30個省政府都配備了非中共副省長。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應該相信,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必將會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

　　6.探索和建立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發展於20世紀80年代。2005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指出,全國31個省已經制定或修訂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選舉辦法。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絕大多數省完成了五至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85%的農村已經建立了實施民主決策的村民會議,80%以上的村莊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建立了民主理財、財務審計等制度。

　　三、比較自由寬鬆的民主政治環境在曲折中逐步孕育

　　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政治環境在一定範圍內引發了各種不同思想觀點的爭論。對此,我們黨的決策層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例如,2007年年初,我國理論界發生了一場論爭。這場論爭源於《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2期發表的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謝韜的文章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早年提出的共產主義理想…;改革開放以來走的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謝韜的文章發表後,一些學者、代表官方政治立場的主流媒體都作出了一系列反應:《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求是》等各大報刊都發表了有關文章。但是,謝韜提倡“民主社會主義”並沒有遭到官方的打壓,《炎黃春秋》雜誌本身並沒有因為刊登謝韜的文章而受到整頓。十七大報告又提出了保障人民的“表達權”,並指出要“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由此可見,我國的民主政治環境越來越自由寬鬆、民主討論的環境定將得到進一步發展。

　　範文二：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變遷、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幾方面。改革開放20年也是人們政治文化發生急劇變遷的時期。

　　【關 鍵 詞】中國/政治文化/演進

　　政治文化是圍繞當代社會政治、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過程的一種主觀意識領域與社會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識、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心理、政治觀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價值觀等方面。每個國家都有與自己的政治體系和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政治文化系統，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一、主導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構成的一個文化系統，在整個系統中各種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並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種政治文化居於主導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於從屬地位或次要地位。我們將政治文化系統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主導政治文化，居於次要或從屬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政治亞文化。主導政治文化在整個文化體系中處於支配地位，為整個政治文化體系攝定基本的政治價值觀，使整個政治文化形成一種基本的政治文化傾向，並因此而影響整個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各種政治亞文化間的認同和共識得到有效的發展，各種政治亞文化有了協調的基礎。

　　建國以後，在文化上我們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政治文化。馬克思主義適合了時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國政治文化轉換的需要，在我國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導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前進方向。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不斷探索、試驗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其所包含的集體主義觀、民主觀、法治觀和愛國主義等構成了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應當說，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是符合時代和歷史要求的。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由於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加上建國以後所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嚴重的個人崇拜使得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蒙上了傳統專制主義的陰影，等級觀念、人治觀、義務觀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觀念大量沉積，造成了主導政治文化的嚴重扭曲，給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害。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總結了建國以來，特別是“”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並在借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創立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使過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軌，重新煥發出了生機和活力。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理論成為人們解放思想的理論動力，凝聚人心的強大思想武器，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五大在肯定鄧小平理論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的同時，在黨章中載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明確提出了在新的世紀要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目前，鄧小平理論已成為我們的主導政治文化，這種主導作用主要是通過它對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導作用體現出來的。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觀點上的統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質而言，屬於觀念上層建築，它必然會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現象，並提出有關的政治觀點。在我國的現有政治文化體系中，多種學說並存。針對一定的政治現象，各種學說必然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就有必要對這些學說在政治觀點上加以統一。在當代中國，我們是用鄧小平理論來加以統一的。這就是說，對於其他各種學說，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須要求它們跟鄧小平理論保持一致。比如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三個有利於的標準。第二，政治文化活動方面的規範作用。政治文化是人們政治行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僅僅表現於理論觀點方面，而且表現於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活動方面。這種政治文化活動通常具體表現為具有不同思想意識的人運用不同的觀點對政治和社會現象進行評價，政治文化活動還具體表現於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在多種學說並存的條件下，必須要求有一種主導政治文化來對政治文化活動發揮一種規範作用。正如伊斯頓所說：“任何系統都具備一定的主導政治價值，它們會給政治行為規範和結構排列確定基調和方向”[1]。在當今中國只有鄧小平理論才能起到這種規範作用。第三，方法論上的引導作用。鄧小平理論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學說或意識形態，而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對其他學說均具有引導作用。例如，鄧小平理論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問題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學方法，這些方法對其他政治文化理論研究社會現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變遷

　　政治合法性是一個政治體系存在、持續、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權威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信仰、忠誠和服從，並通過特定時空條件下適當的決策及政策實施來塑造政治秩序和適應環境變化，保持政治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決於政府的活動，包括國家政權為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運用意識形態的、法律的和道德倫理的力量為自身所做的種種論證，另一方面其更為實質的內容是國家政權在大眾當中贏得廣泛的信任和忠誠，從而使人民自覺地把對政府的服從當作自己的義務。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現為人們對政治體系、政治權威的認知、評價和態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通過研究合法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的變遷。

　　中國政治合法性經過了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其合法性型別的更替經過了大致封建社會身份趨向的傳統合法性到建國後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時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領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礎，再到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時期的以經濟增長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合法性型別，最後到第三代領導集體時代中國領導層一方面繼續鞏固鄧小平時代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礎等幾個不同的階段。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政權都是建築在傳統合法性基礎之上的。中國的合法性危機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動搖了王朝賴以生存的文化基礎——身份取向的傳統合法性。但從破壞傳統合法性到建設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新中國建立前，民族獨立與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這期間中國的政治勢力不得不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的來源，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是我們黨要求民眾支援和統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為新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過程中，由於長期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片面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人的思想政治領域中的問題，而忽視經濟建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單純化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調控，這一合法型訴求加之對領導人個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終於導致了“”的混亂。“”結束後，隨著傳統合法性的消失，“兩個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形勢的發展表明，執政黨的合法性面臨新的挑戰。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深切地感到我們黨統治的問題。早在1979～1980年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就強調了經濟成就對於政治穩定的關鍵作用：“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他就站不住。”“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面，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生產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2]顯然，經濟增長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途徑，被鄧小平視為新時期我們黨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有忽視既有的意識形態基礎。針對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他明確提出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的底線，即無論經濟增長有多重要，它必須與此原則保持不衝突的狀況，這就是以經濟增長為合法性來源與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辯證關係。

　　經濟的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資源適應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客觀需要，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這是因為經濟的增長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也使其對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脹。許多“政治系統不能很快提高滿足要求的能力以適應來勢快的多的政治抱負和期望的高漲，這樣就使政治體系陷入了困難”[3]。事實上，許多政府保持了較高的政績，但其政權合法性還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於經濟增長中民主化、社會公正、自由等價值觀目標受到了忽視，這種代價與該政權有關，從而減少了公眾對該政權的支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自由、民主、契約、公正等價值觀正在上升為人們的普遍追求、信仰的東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對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習慣於根據公民的經常性利益來評價政治”[4]。因此，經濟增長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資源可以說在逐漸削弱。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繼續維持合法性現狀，另一方面則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程序明顯加快。特別是在黨的十五大上，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依法治國”的方略是我們黨適應時代要求，探索建立現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項重要舉措。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礎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傳統政治文化的對稱，是根據現代社會模式實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認為，世俗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主要區別在於：世俗文化用明確的方式而不是用籠統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來觀察客觀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標準和概念而不是與某些單一獨特的標準看齊，在評價和錄用個人擔任社會角色時世俗文化重視成就，而不重世襲地位[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越來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點。

　　1.公民民主法制觀念增強。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它強調各市場主體依照規律平等競爭、公平交易。隨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髮展和完善，我國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識逐漸增加。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6]“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7]。社會主義民主成為新時期人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與社會主義民主觀相適應，人們的法治觀也逐步增強，社會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人們訴諸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漸由找“長官”轉向找“法官”，這表明公民開始確立依法有序表達意志和要求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2.政治價值觀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為人們判斷事物的主要價值尺度。在個人方面，人們更傾向於追求知識、財富和個人的自我實現;隨著經濟與科技的進步，人們擁有更多的資訊、機會、生活方式和社會化渠道;公眾對政府的評價更具有現實性，更看重政府的實際作為;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不再盲目絕對服從。

　　3.公眾的政治心態日趨理性化。人們逐漸擺脫“”中那種浪漫與激進的政治心態，政治穩定成為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治發展主要追求的目標，我國政治進入理性發展時期。鄧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政治穩定關係到每個公民個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數人都能認識到政治穩定是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過程中帶有戰略性全域性的根本問題。於是“重秩序”成為人們的主要政治心態之一。這種“重秩序”的理性心態有利於人們擺脫影響政治發展的各種“左”的和右的激進非理性觀念的束縛，自覺吸收主流政治文化，維護政治權威。

　　四、政治文化的分化

　　伴隨著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作為社會意識的重要表現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種功能上的離析性和質太上的異質性，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

　　1.主導政治文化面臨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和外來政治文化的衝擊。毫無疑問，鄧小平理論是我們新時期的主導政治文化。但在社會變革所引發的社會利益格局大變動的面前，主導政治文化對社會的整合作用受到極大的衝擊，目前在不少人中間存在的“信仰危機”和“理想淡化”就是其表現。其一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的傳統政治文化產生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和以專制主義為特徵的社會，其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其精華部分將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中得以弘揚;而其糟粕部分也將頑強地尋求合理性，並嚴重製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法治國家的建設程序。二是外來政治文化的衝擊。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大量外來思想湧進國門，其必定是良莠參雜的。外來文化中有關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在被我們吸收和借鑑的同時，也會有一些與我國社會變革不相協調，阻礙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程序的方面。改革開放中，我國社會中競相登場的許多思潮，無不印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痕跡。

　　2.政治心理複雜多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社會利益結構的分化。在社會變革過程所進行的對通過國家權力配置社會利益群體利益機制的調整，在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中的影響作用是不一樣的，尤其是作為個人而存在的利益群體，更因其利益的千差萬別而有各種各樣的心理反映。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不同的心理取向，因此在社會變革過程中，人們的政治心理是複雜多樣的。伴隨著政治心理的複雜多樣化，是人們政治心理的失衡和矛盾狀態。社會變革深刻地影響著不同利益群體在社會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在變革完成之前，不同利益群體既有對以往利益配置機制的留戀，又有對新的利益機制的期望。即便是同一利益群體，也往往出於自身利益的要求，而對同一利益配置機制的利弊表現出不同的認同傾向。比如，一項關於腐敗問題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對腐敗現象表示“痛心疾首”或“比較痛恨”，但當問及“如果行賄能夠解決你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您是否會行賄”時，竟有不少人表示“肯定會”或依情況而定[8]。

　　3.政治價值取向不一。政治價值取向的多樣化是改革過程中政治文化分化又一重要特點。在對自我價值取向上傾向於自我實現和絕對自由。傳統的“完全貢獻型”和“偏重於貢獻型”在減少，“交換型”和“索取型”在增多，注重集體行為規則約束的在減少，主張個人絕對自由的在增多。在對政權的價值取向上也各異。除了一部分肯定現行體制外，還有的留戀我國上世紀50年代的體制，有的主張效仿亞洲新興國家的政治制度，也有的明確主張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西方的政治民主”、“多黨制”、“分權與制衡”制度在不少人中特別是年輕人中還有一定的市場。在意識形態政治價值方面表現為對理想和主義追求的淡化，對金錢和個人名利的追求有所增強。由於片面的利益驅動，“人生信仰是金錢”、“最高理想是金錢”等成為愈來愈多人的價值追求。又如，由於價值觀念淡漠，一些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動搖，貪汙腐化，行賄受賄，跑官要官，為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

　　政治文化的分化是社會變革程序中的一種伴生物，具有其必然性。不可否認，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某些方面對政治發展具有某種正功能，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負面的影響是主要的，它阻礙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發揮，尤其是阻礙主導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文化的分化，這種分化是在強大的主導政治文化的指導下進行的，是主導政治文化的指導和支配下進行的，是主導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亞文化，因此它必然處於次要和從屬的地位。整個來說，對政治發展的影響也必然是次要的和區域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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