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書對中國古代評價

　　在古代中國，農民起義頻繁地發生，每一次農民起義都使社會動盪、人口減少，經濟倒退，大家平時會關注嗎?關於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一

　　在古代中國，農民起義頻繁地發生，每一次農民起義都使社會動盪、人口減少，經濟倒退，這種週期性的迴圈並沒有為中國社會提供一種更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經濟體制，它雖迫使新生政治勢力對生產關係做出部分調整，但不久以後體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難也便再一次進入迴圈。本文無意全面說明農民起義的性質並對之作出辨證的評價，只是單就農民起義的負面意義談一點粗淺的看法，力求從農民起義與專制政治的統一的角度去看待農民起義，提供一個不同於正統歷史教科書的理解農民起義問題的視角。

　　從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到張角的"蒼天當死，黃天當立"，從李闖王的"均田免糧"到洪秀全的"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滿反叛精神的義旗插上了古堡的城頭，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義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開始飄揚，忠義堂內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級森嚴一樣，起義軍城頭的黃旗剛剛插定，城中的權力與利益的分配早已佈置完畢。金字塔的等級體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層換了一班人馬，而金字塔本身，絲毫沒有損傷。

　　秦漢以降，中國的社會結構金字塔就處於極為穩定的狀態，儒家思想、君主專制與小農經濟構成穩固的文化-政治-經濟體制，三者血肉相連，形成一個堅硬的板塊，永遠無法自我更新、突破。

　　二

　　農民是這一體制的犧牲品。農民起義往往是一箇舊王朝的終結點，同時也是一個新王朝的起始點。農民起義悲劇的根源在於一種他們自身所無法突破的體制，即在儒家思想、小農經濟和專制政治這一牢不可破的體制中，作為小農經濟的經營者與儒家思想的信徒，他們無法認識到專制政治正是其苦難的根源，更無法突破這一體制。農民起義是專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劇，在整個中國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剝奪、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終是農民階級，每一次農民起義都為歷史留下一場可歌可泣的故事，為農民的苦難生活塗上了一層悲壯的色彩。有元曲悲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於體制而非苦於王朝，而同時，百姓本身卻正是這種體制的構成基礎!他們所希望的擁有土地，實現原始的平等，也僅僅是希望權力不要過多地干預生產，讓他們太平地過"你耕田來我織布"的小農生活而已。農民起義的目的，便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維護那樣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心理，使農民軍一奪得政權，立即因習前朝體制。就如啟良先生在《中國文明史》中所說："如果從歷史評價角度來看，農民起義與中國歷史的發展，其意義又是負面勝於正面。因為它不是將社會引向前進，而只是使歷史在週期動盪中輪轉。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文明模式裡，農民鬥爭之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統治得以維護的一種手段。"

　　農民對體制的心理、情感依賴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到源頭。在古代中國，兩千多年中對中國人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與釋只不過是在儒家達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補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為儒家思想體系的一個部分。戰國以降中國人的思想基礎與中國的文明模式，早在戰國的百家爭鳴時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國的文明模式，正如啟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開創到漢武帝定型的中國文明模式，無論是政治經濟領域，還是思想文化領域，均體現為一個大寫的'德'字，或者說是以民本主義為主旨的。這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靈魂，也是中國人的價值支柱。"見啟良《中國文明史》儒學經典著作對理想社會有著種種動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國，修齊治平，仁義思想，為人民勾畫出一個由完美無缺的聖人統治，等級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歷代的儒學大師們紛紛對這種完美社會的實現進行探索。在中國文明模式中，"仁"與"禮"構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齊治平"的思想要求統治者通過"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統治者實現聖人統治。然而，歷史擺在我們面前：以道德制約權力純屬一種空想，要求統治者通過內省，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從而自覺運用可以隨心所欲的權力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惡狼改變肉食習慣一樣。事實上，權力本身無論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給集權的機構或個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給魔鬼。權力只有得到分化、相互制衡才有可能合理行使。然而長期以來，中國人從未意識到這一點。"士"在中國古代社會做為學術文化的傳承者，同時也是獨立於皇權與人民的一股力量，他們自以為負擔著"君之師"的角色，一方面不斷地從儒家典著中尋章摘句要求統治者內斂自修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不斷地以儒家經典為藍本為人民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義務信條。三綱五常與三從四德一步步強化成為箝制人們思想的牢不可破的鐵枷，對權力加以道德約束這一願望在實踐中的破滅與對人民加以禮教的禁錮在權力參與下的實現，使中國人的思想自由空間越來越窄。也就是說，流氓政治即誰兵力強大誰就做"天子"的現象的興起使聖人治國的理想徹底破滅，而流氓權力者卻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禮"制與中庸方法論等理論，要求人民做安分守紀的順民。

　　三

　　儒家思想在專制權力的參與下的實施與推廣，使老百姓的意識中，也同樣渴望一個"仁"政的君主，渴望德治主義的實現。在這裡儒家思想得以大眾化，世俗化，與中國一般民眾的思想形成了一致。最要命的是這種思想一致使中國人對專制主義由衷地認同，對專制主義政權也由衷地認可，因而每一個農民領袖取得勝利奪得政權之後，起義的種種美麗動聽的諾言便頃刻成為泡影，他們迫不及待地"登大寶"，心滿意足地享受著極權在手的隨心所欲的生活。同時儒生也便以"湯武革命"的思想傳統大力證明新朝換舊代是如何應天順人，證明其道德性，合理性與合法性，史官更是以名造實，把政治流氓的歷史學寫得神乎其神，即便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不也把劉邦之母與大蛟交媾而生劉邦的傳說煞有其事地寫進正史嗎?其目的不外乎證明寶座上的皇帝是皇權天授。在這樣的情況下，統治者以神自居，要求報德的心理與民眾奴性心理的延續便是自然而然的。明朝滅亡以後，李自成在京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曾開科取士，考試題目便為《天下歸仁焉》、《天與之人歸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等一類的東西，其意在於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難的大聖人。儒家思想中應天順人的仁君，要求民眾絕對從自己的統治。

　　在民眾方面，民眾的專制主義意識成為專制主義體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礎。中國傳統文化只有"集體"，沒有"個人"，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制思想中，人純粹是作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獨沒有"我"!衍至後來的禮教，更充斥著"三從四德"的義務信條。人們從來就不曾以社會主體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識看待個人同國家、社會的關係。不論是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也"還是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體現了一種權力利益欲是衝動，而非自主意識。人們所希望的是仁君、救世主的出現，一勞永逸地解決平等問題，使他們的靈魂得以長久地寄系在巴掌見方的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歸，有衣有食，安居樂業，也就是說，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人們普遍認同於專制政治，渴求繼續小農經濟的勞動方式。缺乏獨立精神與主體意識，消極地對待政治使人們滿足於小農經濟而無法從苦難中覺醒。這一方面後果是放任著統治者隨心所欲地剝奪無權者的一切權利，甚至包括生存權，橫徵暴斂由之而生，窮兵黷武由之而起，直到苦難的積聚業已超出社會的承受程度而以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形式做一次總爆發。縱觀每一場農民起義的發生背景，無不是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中國農民的忍耐力是世界史的一個奇蹟，其他國家的農民起義，大部分是為自由而戰，中國則是為飯碗而戰。缺乏獨立意識與人民消極對待政治的另一方面後果是使農民起義勝利以後，農民領袖立即脫下布衣換上龍袍，繼承前朝君王的權力繼續專制統治。往往開朝之初會有一段時間與民休息，實行懷柔政策，使天下相對太平，而在太平之中體制帶來的另一輪苦難又在悄悄地積聚。正如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中所說，中國人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專制集權主義政治的最大特徵是對生命的漠視，為了達到某一個人或某一撮人的利益不惜借用權力剝奪廣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殘害生靈。"人民"在專制主義統治者眼中不是生命，而僅僅是一堆數字。專制主義最大的罪惡，就在於剝奪人的自由，扼殺人們的自主意識，扼殺思想，扼殺文明的創新，使全國匍匐在權威的腳下，永遠為奴為婢，貪汙腐敗、橫徵暴斂、窮兵黷武是專制主義的痼疾，這些都是對人民利益無情的剝奪。在古代社會人民的苦難主要由專制主義體制所造成，最大的社會矛盾是人民與專制主義體制的矛盾。但在文化思想、社會文化的束縛下，人民不僅把小農經濟視為最理想的經濟生活狀態，而且進而對專制主義體制由衷地認同--這就是農民起義的悲劇所在。由此，每一次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的直接矛頭都不是指向權力本身，而僅僅是某個王朝甚至是某個權力者。因而起義的成功帶來的便自然不可能是矛盾的消解，而只是王朝、統治者的更替。農民起義表面上有破壞性，但實際上它並沒有損專制政治體制之毫釐。相反，它總是在專制主義政治與人民的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時候爆發，又繼續專制主義統治。可以說，農民起義成為了專制主義政治的一種調節機制，從另一個角度維護著專制主義的政治秩序。農民起義構成了中國專制主義體制的生存、延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如一個力氣再大的人也無法坐在椅子上扳起自己，一種社會體制沒有外力的刺激，其內部自身無法釋放出新的能量解放自我。"專制政治-小農經濟-儒家思想"的文明模式猶如一塊堅硬的鐵板塊，政治，經濟、文化互為因果，從其內部根本無法突破、創新。農民起義的悲劇根源，就在於缺少一種與儒家文化不同的思想理論及思維方式。

　　首先從思維方式上講，缺少獨立意識而由衷產生的權威需要是中國人思想的一大痼疾。奴隸失去了主子，往往反而會魂不守舍。在農民起義中，也往往是老百姓與起義領袖一起建立一個新權威，再以新權威反對舊權威，這自然導致新權威取得勝利後同樣建立專制政權。漢末的黃巾起義中，張角的黃巾軍藉助道教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以張角的"黃天"來反對漢王朝的"蒼天"。清末金田起義中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的"皇上帝"來反孔反清，其《太平天日》一書謬侮孔丘被"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責打，"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這正是企圖塑造一個比清王朝奉為至聖先師的孔聖人更大的權威"皇上帝"以壓倒孔聖人。古代中國人的靈魂中實際上並無平等意識，人們希望的僅僅是天子、父母官能夠體恤一下民情，"帝力於我何加焉?"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生活成為人們的夢想。對小農經濟的追求與滿足必然使人們渴望權威，而不是平等自由。因為小農經濟本身正需要權威的保護。歷次農民起義以"黃天"、"皇上帝"一類比現有權威更大的權威作為號召，以新的權威反對、摧毀舊權威，這樣，新權威一旦取得勝利，必會理所當然的替代舊權威，壓在人民頭上。繼續的專制政策帶來的卻往往不是開明的帝王，奴與主的關係再一次確立。

　　其次從思想理論上看，儒家思想是一個嚴密的倫理體系，其嚴密性與僵硬性幾乎無懈可擊。西方以傳統的文明模式、社會體制來反對現在的文明模式、社會體制。啟蒙運動中，啟蒙思想家們利用古代來反現代，即泊用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傳統與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對教會的猛烈批判摧垮了政教合一的神話，把國家的形成社會視為自然契約更催使人們的主體意識空前覺醒。以歷史為武器反現狀，使啟蒙思想家們有了堅實是理論依據，啟蒙運動狂飈般席捲了歐洲大陸，施及美國，資產階級紛紛建立起民主的議會政治。而在中國古代，沒有民主的理論資源，或許說即使有過，也早已被利用於證明德治的合理性與完美性。中國遠古的堯舜禹的禪讓傳說歷來為儒家所津津樂道，姑且不論堯舜禹是否真有其人，但"禪讓"確實透漏出一點原始的民主氣氛。然而儒家所推崇的"堯舜之治"絕不是其民主平等的風氣，而是其聖賢道德，"選賢與能"的原始民主精神被生吞活剝地納入"內聖外王"的政治學說體系之中，堯舜禹被樹立為聖王的道德標準，用以激勵歷代專制統治者厲行德治。我們所或有的一點民主思想的星火就這樣被儒家思想所生吞活剝掉了。在歷代王朝大行儒家文化的情況下，人們無法去尋找其它的精神資源。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其德治、禮治思想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扼殺了新的思想體系產生的可能性。中國農民起義的後期出現了大量西方的新名詞，但儒家仁禮之治的深層結構沒有也不可能消釋，因而其性質也與以往的農民起義無異。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洪秀全借用基督名詞，自稱"天王"，發出"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的基督式呼聲，規劃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理想世界。但太平天國一旦建立，南京城內的等級制度比清政府還要森嚴。

　　儒家思想與西方政教合一時期的思想有一個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以父權的合理性為基礎論證君權的合理性，進而論證專制政治的合理性。西方從《聖經》中亞當的父權延伸到君權。而對《聖經》的不同理解、闡發可以以平等思想作為反專制政治的武器。基督教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若以為民主社會必然與宗教為敵，那就大錯特錯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論》的上篇中正是以《聖經》為據闡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儒家以"父"與"子"的倫理關係闡發到"君"與"臣"的倫理關係，把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視為一談。也可以說，儒家思想中的政治哲學還沒有從倫理學的母體中剝離出來，政治問題被當作倫理道德問題來討論。道德系統的政治關係中無法找到一點民主政治的影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老百姓慣於視權力者為父母爹孃。眾所周知古代的老百姓對地方官的稱呼是"父母官"，對清廉的官吏的稱讚是"愛民如子"，地方官也往往以"父母"自居。皇帝家天下，地方官家一方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在農民起義中起義領袖也往往被譽為"爹孃"，幾十年前我們中華大地上不是唱熱了一首"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麼?其實這只是古老的傳統觀念的再現而已。在太平天國起義中老百姓歌頌忠王李秀成就有一首"羅藤爬在高牆上，農民要靠李忠王。地主老爺嚇破膽，百姓找到親爹孃"。見程英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謠選》，中華書局1962年版殊不知老百姓一旦把農民領袖尊為親爹孃，他們也早以人民的親爹孃自居，於是家天下的權力體制再一次理所當然地建立，專制主義再一次理所當然的降臨，農民的苦難再一次進入另一個迴圈。

　　中國文明模式的創新需要有一個新的文明體系的撞擊，中國文明的吐舊納新需要一面進行思想啟蒙，一面向西方學習，建立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摧毀專制政治的根本在於權力的分化與制衡。中國思想家對專制皇權的懷疑從明末便可見其端。唐甄在《潛書》中就激烈提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衍至清末，譚嗣同更是尖銳的抨擊君主專制："君主之禍，至於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見《仁學》西學的傳入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與儒學完全不同的甚至互相對立的文明體系。西方啟蒙思想家的平等、自由、民主思想，如暗夜長空中的閃電，劃過數百年的時空，驚醒了中國人。對民主自由的價值認同使西學成為我們一個重要的參照系，我們也只有以西學為參照系才可能跳出傳統的眼光，重新理性地審視歷史，理解傳統，改造社會。舊文明的慣性力量之大，往往是難以預料的。在辛亥革命後，魯迅先生突然發出一個至今聽來仍刺耳的讓人流淚的聲音："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在人口眾多，土地廣袤的中國，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且知識水平低下的農村社會，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仍然是現代化的一個極大的阻力，專制主義-小農經濟-儒家文化的體制的真正顛覆，需要長時間的韌性的思想啟蒙，更需要建立新的現代的制度。

　　農民起義的侷限性不止是農民的侷限性，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侷限性。農民起義與專制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論打出多麼漂亮的旗號，許下多麼動聽的諾言，在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農民起義便只是專制主義的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