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資本主義萌芽論文

　　超過半個世紀的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論 ,其積極意義是大大促進和開拓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其消極意義是嚴重的教條主義以及根據某些經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的斧削和牽強附會的論證。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斷想

　　【內容提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至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間並不比歐洲晚，但始終未能發展到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因在於中國封建社會獨特的經濟結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及“重本抑末”的傳統思想所形成的強固制約因素，再加上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就使之難以突破萌芽狀態。

　　【英文摘要】The study on the Capitalism Shoot in China has been followed with interest for many years,but there isn"t a unified conclusion yet. Although the Capitalism Shoot emerged in China before in Europe,it couldn"t lead to Capitalist System at last.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reason that hindered the developpment of the Capitalism Shoot, such as the special economic structure,the absolute feudal monarchy,the trammels of fedual ideas and so on.

　　【關 鍵 詞】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抑制/原因

　　一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有其萌芽、發展、成熟和衰落以致滅亡的發展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主要以貨幣形式積累起來的資本和一無所有隻能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僱傭勞動者。資本主義萌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始階段，它顯然是在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母胎內產生的。馬克思說：“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2]第167頁又說：“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1]第193頁歐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萌芽、發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區，而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走的卻是一條畸形的路。

　　大多數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都承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過資本主義萌芽。但對萌芽什麼時候產生則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時期萌芽已經產生，如大工商業主子貢、弦高、范蠡、白圭、呂不韋等都有萬貫家財，他們役使的勞動人手多達萬人，其中不乏僱傭勞動者，即所謂“持手而食者”。有人認為唐代工商業繁盛，海外貿易發達，出現了一批鉅富大賈。長安鄒風熾，揚州王四舅，洛陽王清，皆並時豪富，富甲天下。為他們經營工商業者成份複雜，但其中亦必定有僱傭勞動者。有人認為兩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邁上一個新臺階。農業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出現了一批專門種植經濟作物如棉、甘蔗和茶的專業戶。城市中手工業商業繁榮，實行千百年的坊市制被打破。在思想上傳統的“重本抑末”觀念受到衝擊，陳亮等的“農商皆本”的意識破土而出。在眾多以城市市民為聽眾和讀者群的文藝作品如話本中，商人已經作為誠實守信的正面形象出現。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賣油郎就是為人們所喜愛的正面形象。在手工業商業的經營活動中，僱傭勞動者不是個別現象。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明朝中葉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學的歷史課本，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都是以此意見編寫的。應該承認，明朝中葉，中國經濟發達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史實還是比較充分的。如蘇鬆杭嘉湖地區出現了較大的紡織業作坊，坊主與機工大都為僱傭關係，所謂“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在廣東佛山鎮出現了僱工達千百計的採礦冶鐵作坊，在長江中下游農業發達地區，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較前大大擴充套件，經營地主出現，他們發展了農業生產中的僱傭關係。清朝中葉至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工商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明朝中葉又有所發展。不過，多數學者認為，對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不能估計過高，它僅僅是封建經濟汪洋大海中的幾處孤島，其存在與發展還難以撼動中國封建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二

　　即使承認明中葉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與歐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間相比，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間並不算晚。問題在於，同樣是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歐洲發展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始終徘徊不前，老是處於“萌芽”狀態?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們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毛澤東這樣解釋：“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2]第620頁此一解釋長期為中國史學界引用，解放後近20年，幾乎無人提出疑義，因而成為一種經典釋文。不過，外國學者早有自己的解釋。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兩書中表述的觀點：歐洲的新教提倡勤儉和禁慾主義，從而促進了財富的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傳統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導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追求無休止的體面享受，社會財富被大量消耗而無法積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就失去了發展到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中，尤其是“”後，一些學者開始對毛澤東的經典解釋產生懷疑。被部分學者譽為中國現代思想解放“先驅”的顧準，通過研究古代希臘羅馬史，並與中國古代社會進行比較後認定，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可能引導中國自然地到達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是一種政治法律體系，中國古代雖然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卻很難產生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體系。後來，一位年輕的史學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永遠是“六道輪迴”的觀點，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僅難以達到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達到自身的成熟階段。再後，有中國封建社會是“超穩定體系”觀點的面世，對中國古代社會能否自然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著越來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學者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本身有很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它推遲了自身衰敗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緩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遏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之只能永遠處於萌芽狀態。三

　　在中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上，儘管學者們的觀點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可以達成共識：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發展到成熟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當鴉片戰爭使中國門戶洞開之後，面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迎接挑戰的是中國的封建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地主階級當權派及其壓榨下的農民與手工業者。雖然當時的經濟總量中國居世界第一，但在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抗爭中卻一敗再敗。如何認識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早而發展滯後?我認為必須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傳統思想等方面綜合考察，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這一問題。

　　從經濟結構看，首先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約作用。戰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逐漸形成了以土地買賣和諸子析產為特徵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權迅速轉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穩定，除孔子後裔外，很難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大地主。這與歐洲莊園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穩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佔有相對分散，造成自耕農與半自耕農佔了人口的大多數，這種一家一戶，以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個體小農，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農村人口中不易遊離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終日在溫飽線上下浮動，他們積累不了多少財富，購買力低下，無法形成大的農村市場。這種情況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前變化並不大。

　　其次，應該看到，中國封建經濟並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手工業與商業一直比較發達。不過，在整個封建社會裡，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工商業卻一直由國家經營和控制。自漢武帝時候起，就實行鹽鐵官營、酒專賣，武器製造、宮廷所用各種物品如絲綢等，大多由官府經營。唐宋以後，茶葉、糖、煙等亦實行政府專賣，由此使封建國家控制了工商利潤的絕大部分。這大宗工商利潤本可積累數量可觀的貨幣並作為生產資本擴大經營規模，然而，這些工商利潤的絕大部分都被封建國家用作了行政、軍事等開支，其中不少財富被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府揮霍浪費了。顯然，依靠政府難以積累起發展工商業的資本。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存在私營工商業，它與官營工商業有著此消彼長的關係。當官府控制較緊時，它就萎縮;反之則發展繁榮。然而，封建社會的私營工商業不僅沒有積累起大量資本，而且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也步履維艱。這是因為，第一，由於經營工商業的風險相對大於農業，加之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低下，不少工商業者願意將工商利潤投資購買土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變成工商業者兼地主。第二，私營工商業者的利潤除投資土地外，大量投向了非生產領域，如買官，瑞蚨祥的主人以及紅頂商人胡雪巖等，都買了幾品頂戴。如捐款築路修橋賑災，更多的是奢侈浪費，建巨宅、樹牌坊，修墳墓，聲色犬馬，有些外國人慨嘆，中國富人的錢都送給八大胡同了。

　　最後，城市本應該成為發展資本主義的基地，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與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發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業者發展經濟的中心，他們先是從封建主那裡爭得“自治權”，繼而以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為後盾，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後發展為經濟中心。封建國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業者的行會組織是封建性的行幫，執行的是封建國家的法律與政策。工商業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發展。

　　從政治制度看，自秦朝以來中國一直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這個制度，一方面通過戶口案比對全國百姓的生產、生活和思想進行嚴密控制，大大束縛了他們自由的思考和創造。一方面以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眾多的大小官員，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國家難以積累發展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資金。

　　從思想上看，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偏重倫理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傳統思想倡導重本抑末，重義輕利，使賤商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極其不利於工商經濟的發展。同時，中國的選官制度，從徵辟察舉到九品中正，再到科舉取士，考試內容主要是經義詩文，對自然科學很不重視。儘管中國的科技發明在明朝中葉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卻始終沒有發展到以實驗為基礎的近代科學，也就不能為資本主義從手工工場到大機器工業的轉化提供有力的科學技術的支撐。

　　還應該看到，由於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比較成熟，長期成為東方的文明中心，是周邊國家和民族嚮往和學習的榜樣，致使歷代封建皇朝的統治者形成以我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優越感和自大狂，一直處於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對外來文明往往採取排拒態度。如此一來，也就失去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好的機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將觸角四處延伸的時候，而此時，中國的國力不僅穩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國的航海技術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鄭和統帥的遠洋艦隊，無論就造船技術、航海技術，還是艦隊規模，都遠遠超過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統帥的遠洋船隊。然而，鄭和七次遠航主要是“宣揚國威”，而不是進行商貿和殖民活動。明清兩代都厲行海禁，錯過了與西方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特別是向西方學習的機會。這樣，當西方資本主義飛速發展，並向亞、非、拉各洲進行殖民活動，瘋狂掠奪人和財富時，中國卻依然在封建社會的軌道上蹣跚而行。資本主義萌芽雖然已生長數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發展到成熟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只能走從西方“引進”和“嫁接”的路，由此導致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程序特別艱難而曲折。

　　【參考文獻】

　　[1]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毛澤東選集1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範文二：“資本主義萌芽情結”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我國史學工作者著力最多、爭議最久的重要問題之一。早在現代中國史學創立之初，這個問題就已被提出。爾後對此問題展開的討論和論爭，至今已延續了大半個世紀，儘管近來討論熱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聲的跡象。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歷時長久，而且波及面廣闊。僅就過去四十年中的情況而言，不僅專門的研究論著汗牛充棟，而且但凡涉及中國近數百年曆史的文章著作，也無不提到萌芽問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更遠遠超出專業史學工作者的範圍。此外，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還引發了八十年代後期的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大爭論，並且對九十年代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也具有重大影響。對一個問題的爭論延續如此之長，論著如此之豐，參加者如此之多，影響面如此之廣，在史學研究中實不多見。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隨著討論的進展，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似乎不是越來越一致，反而是越來越分歧。例如，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時間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討論高潮中，大致還只有“宋元說”和“明清說”兩種，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討論高潮中，卻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多種說法。而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具體表現方面，過去多指手工工場，但在後來的一些論著中，“泛萌芽化”的現象卻越來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內，必有萌芽”的盛況。儘管嚴謹的學者一再告誡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廠，但在許多論著中，但凡有僱工或市場，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拿去賣，作坊主多僱了幾個幫工在家織布，都被指為“萌芽”。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在每一個貨幣經濟裡都可以發現已有資本主義，然而在我們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卻遠非一二。既然百家爭鳴到了如此的程度，要達到一種定於一尊的共識，看來還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做到的。爭論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們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也越來越混亂。一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外行人讀了各家的論著之後，不免如墮九里霧中：既然從戰國到鴉片戰爭的兩千多年中，時時處處可見這個萌芽，而這個萌芽又一直長不成樹，那麼中國的水土是不是太過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麼我們又有什麼根據來樂觀地斷定這個萌芽以後將一定會變成參天之木?因此對萌芽的討論，必然轉向對水土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討論;而對水土的討論，又勢必再轉向對外力西方資本主義作用的討論。然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出發點，是證明中國自己能夠產生資本主義典型的表述即毛澤東“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之語。因此，上述一系列討論的最後結果，卻與初衷相違，因為它最後不得不承認外力在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上起了決定作用。正是因為討論越深入、認識越糊塗，因此討論也越有必要繼續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學者風趣地說：資本主義萌芽之於現代中國史學，即如生與死、愛與恨之於文學，殆已成為永恆的主題。

　　絕大多數參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學者，都對“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堅信不移。海外有人認為國內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源於毛澤東一九三九年所寫的一段話：“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是一種“奉命史學”或“御用史學”。但是這種看法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段話所表述的觀點並非毛澤東的個人見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不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鄧拓、翦伯贊、呂振羽、李達、華崗等提倡這種觀點，而且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愛國學者也預設這種觀點，因為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學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國已具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只要通過革命或改良，就必然會像歐美國家那樣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強國。因此，毛澤東並沒有“發明”出這種觀點，而是採納了當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以及愛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為如此，到了新中國建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確立和外國長期侵略的結束，上述觀點也很快成了史壇共識。到了九十年代，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熱度有所下降，但是對“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觀點的確信，在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來關於中國經濟近代化等問題的討論中，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這種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沒有西人東來，中國也能出現自己的工業革命;“如果”中國自身的歷史程序沒有被打斷，中國也會發展出自己的經濟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已成為幾代中國學者堅定不移的信念。

　　為什麼說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種情結?

　　“情結”一詞，本是一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種深藏於無意識狀態之中、以本能衝動為核心的願望。但現在這個詞彙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學之外，可以用來泛指各種我們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內心強烈願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對於某一事物的執著信念，也可以說只是一種情結，因為它可能只是一種我們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內心強烈願望，而不一定是事實。例如，我們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可能只是我們強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義上而言，我們對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種情結。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確實沒有過資本主義萌芽，而是因為直到今天，我們甚至連“資本主義萌芽到底是什麼”還未完全弄清。沒有首先弄清這一關鍵概念，自然也就無法正確地判斷中國歷史上究竟有無資本主義萌芽。在此情況下，“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命題，也只能說是一種尚待證實的假設。以假設作為基礎的信念，當然也就只能是一種主觀願望，或一種情結。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們的這種說法是無知：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探索，“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早已成為全民共識，怎麼可能到了現在連“資本主義萌芽是什麼”這一基本概念都還未弄清呢?!然而事實確是如此。

　　無論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解釋有多大的分歧，它畢竟指的是最早狀態的資本主義。不清楚資本主義是什麼，當然也就無從談論資本主義萌芽是什麼。然而，資本主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國際學壇上仍然是一個聚訟甚多、爭論不休的問題。

　　儘管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但是到今天為止，西方學術界還沒有人能夠說清什麼是資本主義。根據費南德·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考證，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詞，儘管是當代世界政治語彙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術語之一，但其涵義卻一向不很明確。此詞最早出現於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國《百科全書》，爾後又於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別出現於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蘭克Lewis Blanc和普魯東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給它下的定義都各不相同。最令人驚詫的是，馬克思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初，這個詞才忽然流行了起來，但是主要是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來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反對採用它。此後，這個詞的運用越來越廣泛，但是對它所下的定義仍然頗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書》所下的定義，即：“資本主義是一種產品生產屬於個人或私有企業的經濟制度”。但是即使是這個頗為含糊的定義，也未被學者們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勞代爾討論這個問題時，仍認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爾後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壇上，關於“什麼是資本主義”的論爭仍然在繼續，但是直到如今也還沒有出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西方，迄今為止，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仍然還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概念。

　　我國學術界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襲西方，因此西方學術界在此問題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樣出現在中國。後來從蘇聯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蘇聯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國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在許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問題的，甚至是有嚴重錯誤的。例如，過去把資本主義和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視為一對孿生兄弟;認為經濟現代化或近代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僱傭勞動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隨著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們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和資本主義分開來。總而言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和理論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也還是一個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的大課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對這個問題已經完全弄清了。

　　由於對“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那麼對於“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目前當然也不可能已經有完滿的答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極“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們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推到極端，從而大大加劇了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個連農村老太太到集市上賣幾個雞蛋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時代，商品經濟、僱傭勞動、私營企業也必定是資本主義無疑。由此出發去追溯根源，歷史上的商品經濟、僱傭勞動、私營手工作坊當然肯定也是“資本主義萌芽”了。因此，儘管大多數學者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實際含義相差很大。雖然治學嚴謹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學者也籠統地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論著中，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成了商品經濟、或僱傭勞動、或工場手工業的代稱。由於各人所說的並不是同一事物，無怪乎各家觀點千差萬別，彼此衝突，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沒有共同的出發點，討論當然也難以達到共識。不過，如果根據我們今天所獲得的認識，認為資本主義與商品經濟、僱傭勞動、近代工業化等不是同義語，那麼資本主義萌芽與商品經濟、僱傭勞動、早期工業化或工場手工業也不應劃等號。由此出發，以往許多學者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實際上是歷史上的商品經濟、僱傭勞動、早期工業化或者其他經濟變化，而不是資本主義萌芽。但是，若是離開了商品經濟、僱傭勞動、早期工業化，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到底還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似乎沒有人能說得清。可見，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我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對“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關鍵概念還沒有完全弄清的時候，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只能是一種願望，或一種情結。

　　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的剖析

　　情結是一種主觀的產物。決定情結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認識方面的。仔細分析現代中國史學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種特殊的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之上。然而，近幾十年來的變化，都向許多在過去被視為正確無誤的東西提出了挑戰。“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賴以建立的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也因而發生了動搖。

　　首先，從感情基礎來說，這種“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可以說是一種特定時期中國人民的民族心態的表現。一箇中國的史學家，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他決不可能完全超脫於他所處時代的民族心態之外。而自本世紀初以來，與西方爭平等正是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表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別人有，我們也有”的“爭一口氣”心態：中國人不比於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夠自發產生資本主義，難道中國就不能嗎?

　　然而，儘管中國人確實絕對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證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但是我們也要指出：這種“爭氣”心態是有問題的。這種心態事實上默認了過去西方帝國主義者所宣揚的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僵化發展觀，即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這個民族的優劣彼此相關，以及“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不可改變。如果我們不接受這種荒謬的觀點，承認各個民族在某一歷史時期中社會經濟發展的差別並不意味著它們本身有孰優孰劣之分，那麼我們也就應當承認：中國在過去幾百年中比西方落後，並不能說明中國人劣於西方人，正如中國在歷史上曾長期領先於其他民族，但也並不應因此而認為中國人優於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並沒有一個民族能夠永遠保持領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各領風騷數百年”，本是世界歷史上的正常狀況。一個民族是否產生過資本主義從而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一時領先，並不具有該民族是優還是劣的價值判斷意義，也不能決定它將永遠先進或落後。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不應影響到我們對於自己過去歷史的判斷。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別人，難免會導致對自己歷史的不尊重。

　　其次，從認識基礎來說，“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單元—直線進化”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史觀，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條共同的道路。資本主義是這條道路上不可迴避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既然要經歷它，當然就要有萌芽，否則就只能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完全是舶來品了。

　　近代中國的歷史已證明了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史的必經階段。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世紀裡，中國人學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國引上西方式的近代發展道路，但資本主義卻一直未能在中國土地上蔚成氣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便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從來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了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如果我們尊重事實，不把資本主義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自然也就不必到歷史中去苦苦地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了。然而，為什麼我們還要這麼做呢?這就需要我們從更深的層面去尋找原因。

　　我們之所以這麼做，主要原因是我們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使我們盲從於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歷史發展模式。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具有共同的規律，而史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探索這種規律。近代史學起源於歐洲，由於歷史條件的侷限，過去歐洲史學家把歐洲經驗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為奇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即體現“世界精神”發展的“世界歷史民族”發展，從低階到高階，經歷了“東方王國”、“希臘王國”、“羅馬王國”和“日耳曼王國”四個階段，就是這種史觀的集中表現。而作為最高階段的所謂“日耳曼王國”階段，正是資本主義階段，所以人類社會必然走向資本主義，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領導人類進入這一階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來承擔。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哲學中的合理部分，揚棄了黑格爾史觀中的西方特別是日耳曼至上論的糟粕，提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論，從而為科學的唯物史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限於歷史條件，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仍然是主要依據歐洲經驗，但是他並未把這種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共同規律視為僵死的教條，認為無論哪個民族，都必定走一條完全相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會像歐美國家那樣發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卻將這種共同規律絕對化了，認定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條從歐洲經驗總結出來的發展道路，忽視甚至否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發展會具有各自的特點。把從歐洲經驗得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絕對化，從根本上來說，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形式。現代中國史學是從西方和蘇聯引進的，因此這些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也隨之傳入。而我們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卻使得我們相信這種觀點是無可置疑的真理。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順序經歷過這些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也就成為中國歷史的必經階段。

　　很明顯，堅信“西方有，我們也有”的民族心態和堅信“資本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礎的，即認為中國應該而且必定能夠按照歐洲近代發展的模式去發展。然而，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並未如此。至於“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洋人到來，中國也會出現自己的工業革命”一類的推論，則更明顯地只是一種情結。

　　眼下的問題是，為史學的發展，一定要擺脫這種“情結”。有人或許要問：你們說擺脫“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不是要否定過去幾十年我國學者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呢?我們的回答是：決無此意。我們已明確宣告：我們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而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們對以往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