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投資乘數效應的計算與分析
一、乘數的基本理論
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引致國民收入成倍增加。當支出增加時，就要增加支出所產生的投資需要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從而可以增加就業，增加企業和工人的收入，企業和工人把這些收入再用於生產和生活消費，又轉化為另一些企業和工人的收入。這是一種無窮遞推的連鎖反應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投資支出的增加可導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費需求的成倍增加，並刺激生產，增加就業，從而引致總產出成倍增加。在這裡，增加投資或政府支出會使收入和就業若干倍增加的理論就是乘數理論。
K=△Y／△I=△Y／△y-△C
=1／1－△ Y／△C=1／1-b
式中△，表示投資的變動，△y表示收入的變動，△C表示消費的變動，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國民收入所能產生的消費增長。一般而言，O 乘數必須要求的假設前提是：1社會經濟體制中具備了成熟和完善的市場機制；2只要在均衡利率的條件下，儲蓄就會自然轉化為投資；3收入因素只會引起消費的變動，不會直接導致投資的變化；4社會經濟處於過剩狀態，當社會總需求變動時，只會引起產量變動，不會引起價格變動。
二、中國投資乘數分析
1．長期投資乘數的計算
根據投資乘數的原理及其計算公式，投資乘數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則依賴於一定形式的消費函式。由於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及其制度環境完全不同於西方，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人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確定性因素在增加，消費者注重了對未來預期收入的考慮。同時，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所持有的耐用消費品、房產、企業資產等實物資產和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普遍增加，從而使得居民資產這一因素對消費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外生的制度變化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所帶來的一系列不確定性的資訊，使得居民的消費行為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由於獲得居民資產金融資產及實物資產的有關資料較為困難，我們只能捨棄這一解釋變數，而僅以現期收入和前期消費作為主要解釋變數。結合上面的分析，我們擬建立的是上述後一類形式的中國轉軌時期的全社會或巨集觀的消費函式，即以按支出法計算的GDP作為社會總收入，以支出法中的最終消費作為社會總消費。我們建模所依據的樣本資料區間為1995—2003年，對模型採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以處理滯後的隨機解釋變數。
CT=β0+β1·yT＋β2·CT-1
該模型表示，隨著社會總收入yT及滯後1期的社會總消費CT-1的增加，社會總消費CT也呈上升趨勢。經過整理後的相關資料見表1。
利用SPSS軟體，對錶1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迴歸，得出我國1985—2004年居民消費函式為：
該模型的t檢驗值、R2檢驗值、F檢驗值都很顯著，因此，模型的係數是可信的。模型表明，我國的居民長期邊際消費傾向為0．250，由此可以計算出我國的長期投資乘數K=1／1—6=1．33。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裡對101個國家相關資料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過程中，其長期邊際消費傾向為0．611，即投資乘數為2．57。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1000美元經濟發展“標準結構”資料的上限，而我國的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0．611，長期投資乘數也遠低於國際水平。
2．短期投資乘數的計算
我們可以將邊際消費傾向的公式寫為：
其中，6．表示第i年的邊際消費傾向，Ci為i年的居民消費，yi為第i年的GDP，從而得出具體某年的短期邊際消費傾向，同時，根據盛暑公式K=1／1-6可得我國短期投資乘數，具體數值見表1第5列。
研究表明，2000年以來，我國的投資乘數呈現迅速、大幅度下降，且2003年以來其數值僅為1．4左右，遠小於1999年的2．92，很顯然我國近幾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還不及1999年的一半，所以，積極財政政策的經濟拉動作用的效果也變得越來越不顯著。 三、我國投資乘數效應低下的原因
1．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低
消費邊際傾向是影響投資乘數的一個重要因素。近年來，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於各種改革措施的出臺，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使得居民對於未來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預期，出現了以往所沒有的“有錢無處花、有錢不敢花、有錢不願花”的現象，導致居民現期消費更加謹慎，加大了儲蓄的比重，最終使全社會投資的乘數效應不能很好地發揮出來。
2．邊際投資傾向低
在乘數的推導中，西方經濟理論假設儲蓄在利率均衡時會自然轉化為投資，而在我國現實經濟生
活中，有很多儲蓄存款沉澱在銀行中未被用於投資，這就使得投資佔收入的比重比理論上計算的要低。有關資料顯示，1997年以來我國銀行存款存貸差額呈明顯擴張的趨勢。1996年為7439億元，1997年為7478億元，1998年為 9173．8億元，1999年為1．23萬億元，年年遞增。並且，在1998—1999年兩年較上年遞增率分別達到22．66％與30．81％，遠遠超過
GDP收入的增長速度。由此可以判斷，社會資金大量沉澱於金融機構，儲蓄到投資的轉化率快速下降，可見，我國當前的邊際投資傾向已落到一個較低的水平。
3．次級消費迴圈中存在著除儲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我國正處在巨大的制度變遷中，各種制度法規還不健全，也就使次級消費迴圈中存在著除儲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一是投資專案過程中的腐敗問題比較突出，造成部分資金未進入生產領域，還有一些低水平的固定資產的重複性建設，使得沉澱成本過大．二是資本外逃規模膨脹，導致國內投資和生產萎縮。據測算，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資本外逃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1993年以後規模迅速膨脹，均達到300億美元以上，其中1993年、1995年和
1997年的增加尤為顯著，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將破壞國內資本的正常形成，延緩或破壞政府投資次級消費迴圈，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後勁，也就造成了我國投資乘數效應不大。
4．交易費用的不合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通暢的必然前提是要有合理的交易費用。當一個人獲得了新增收入進行新的消費時，如果交易費用過高，他的購買活動就會受阻，或者減少消費。另一方面，當新的購買出現時，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也要購買新的材料，還要爭取新的資金，如果交易費用過高，這些企業也很難實現新的供給。此外，如果交易費用過高，人們就傾向於自給自足，市場交易的鏈環就會被打破，資金、產品與服務的流動就會被割斷。目前，我國的市場制度並不完善，市場混亂，效率低下，比如，不健全的審批制度、某些商品地方價格的保護、一系列的尋租行為等，它們都將使得交易不暢。交易費用不以市場來定價，就會造成次級消費的迴圈速度減慢，從而對投資乘數產生不利的影響。
四、提高投資乘數效應的對策
1．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提高邊際消費傾向
乘數是邊際消費傾向的函式，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最能擴大乘數效應。目前，我國處於城鄉二元結構環境下，農民收入較城市相比差別過大，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遠大於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有資料顯示，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可達到0．8上下。所以，當前要切實重視農民減負問題，穩步推進、落實農村費改稅工作，減少向農民的亂攤派和違法違規的亂收費，還錢於民。同時，國家還應以配套政策引導生產企業根據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趨勢，及時調整產品結構，增加農村適銷產品的生產投資。一方面，努力增加農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拓寬消費市場，提供消費途徑，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啟動農村需求的效果，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總消費傾向。
2．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城鎮收入預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與城鎮居民消費行為息息相關的教育、就業、退休福利、養老保險、住房公費醫療等各方面改革的推行，這些原先由政府統包的福利、保障措施逐步都在向市場推進，也不斷地給人們傳達著風險資訊。社會改革的轉軌時期人們必然會變得謹慎起來，預期未來的不穩定因素必然也會增加。所以，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讓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涉及居民當前生活、未來保障的措施在經濟生活中推廣開來。在政策與資金上都應給予足夠的引導、扶持，從而發揮社會保障機制的積極作用，使居民的消費傾向由小變大，由弱轉強，進而又增大投資的乘數效應，以便於發揮財政政策的調控功能。
3．引導民間投資，提高邊際投資傾向
在我國長期以來投資基本上是政府及公有制企業的事，社會大眾參與的觀念不強，積極性不高，這造成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機制不良，渠道不暢。在現實中體現為居民部門資金大量多餘，企業部門資金大量虧缺，兩者又無法互相彌補、互相促進，社會資本資源未能充分利用。可見，要提高投資乘數效應，就應著眼於提高邊際投資傾向，有效啟動民間投資，改變儲蓄與投資主體高度分離的狀況。比如，吸納社會閒置資金來參與社會基礎設施及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投資，適當增發國債，將民間儲蓄閒餘通過財政渠道轉化為政府投資；還應在政策和制度上創造條件，掃除資本流通的部門性障礙、區域性障礙及所有制障礙，理順資本流動渠道，從而真正提高資本的邊際投資傾向。
4．完善市場制度，降低交易費用
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市場制度，使資源能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達到優化配置。組建各種服務中介結構，實現資訊的透明公正，提高政府的服務職能，杜絕各種特權的尋租行為，從而徹底降低交易費用，保證各市場交易鏈的暢通無阻。
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及影響因素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