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貨幣政策探究論文

　　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建立在貨幣政策資訊對稱基礎上,中央銀行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和共同理解。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篇一

　　《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探究 》

　　摘要：

　　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實施了兩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對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造成較大的負面效果。本文從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涵義入手，在著重分析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以及潛在風險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所應採取的應對之策，力爭減緩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消極影響。

　　關鍵詞：

　　利率;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流動性

　　一、引言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為了扭轉經濟形式，各國一方面不斷加大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實施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全球各大經濟體紛紛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必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一定的衝擊和影響。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份子，也將不可避免的深陷其中。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及後果進行研究。為此，本文著重分析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經濟後果及對中國的影響，並提出對策建議。

　　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

　　1.貨幣非中性。與貨幣中性輪的觀點相反，貨幣非中性論認為貨幣供給的變化不只是引起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而會影響相對價格體系，從而對就業和實際產出產生影響。凱恩斯1936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指出，“古典”學派所謂充分就業的均衡只是一個特例，通常情況總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需求，就必須降低利率，而利率決定於貨幣的供求關係。因此，凱恩斯及其追隨者認為貨幣的作用是巨大的，貨幣是非中性的，國家應制定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克服經濟危機和蕭條。2.貨幣供需理論。在經濟危機期間，交易減少，貨幣流通速度一般會降低，因此由著名的費雪恆等式MV=PQ可知，要維持產出水平PQ不變，就必須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廣義的貨幣供給量M2是基礎貨幣量和貨幣創造乘數的乘積，即M2=kM。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銀行為了避免出現擠兌，通常會持有較多的準備金，從而使得貨幣創造乘數下降。所以，為了維持和增加貨幣供給量，就必須增發基礎貨幣。3.零利率與流動性陷阱理論。通常情況下，利率降低可以增加投資支出，進而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在危機期間，利率很低甚至為零時，人們會對持有貨幣具有無限需求，利率就不再具有調節經濟的功能，貨幣政策失效，這就是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

　　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

　　目前，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典型國家是美國和日本。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美國和日本即產生了正面的作用，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就其積極作用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在短期內穩定了金融體系。在危機期間，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為銀行注入了充足的流動性，消除了流動性不足的威脅，避免了危機和恐慌的蔓延和惡化，對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避免通貨緊縮，經濟預期向好。在危機發生後，金融機構為了避險，一般會提高準備金，減少放貸，從而使得貨幣創造能力下降，市場出現資金短缺，經濟增長受到遏制，進而出現通縮壓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在緩解了資金短缺問題，併產生通脹預期，對於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第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降低融資成本，刺激消費和投資。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可以降低企業和私人的融資成本，刺激企業的投資和私人的消費。第四，隨著利率水平下降和貨幣供給量增加，可能會導致本幣匯率貶值，進而促進本國出口和抑制進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並增加有效需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經濟有正向作用，但是就其負面影響來看，主要在於以下幾點：第一，通貨膨脹風險。適當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可以穩定經濟，但是使用不當則可能使得貨幣供給過多。危機期間，增加的基礎貨幣並不會馬上形成過多貨幣供給，但是在危機過後，過多的貨幣供給會引起通貨膨脹。因此，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最大的風險在於通貨膨脹風險。第二，資產泡沫風險。危機期間，實業投資預期收益較低，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和股市之中，結果會造成房價和股價暴漲，形成資產價格泡沫，給經濟發展帶來危害。第三，匯率貶值風險。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利率進一步降低和貨幣供給量增加，會出現資金的跨境套利，一部分資金會流向境外，造成本幣匯率貶值。第四，貨幣政策的逆向操作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未來回收流動性的時機和方式都將是一個大問題。如果經濟恢復，央行在短期內需要在市場賣出大量的債券，而大量的財政赤字國債充斥市場，那麼又可能造成經濟大幅的波動。

　　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及對策

　　1.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影響。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既產生了穩定國內金融和經濟的效果，同時也給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第一，人民幣升值，貿易環境惡化。美聯儲大幅增加美元供應，相當於美元加速對人民幣貶值，實際效果等同於人民幣急劇對美元升值，這將大大減弱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將不利於中國出口的持續增長。第二，熱錢不斷流入中國。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削弱了美元資產對短期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境內資本為尋求保值和增值，就會到利率較高的國家裡尋求投資。同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產生的通脹預期會形成本幣的貶值預期，資本為了避險，就會流入貨幣預期升值的國家。第三，外匯儲備損失。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強化了美元下行的態勢。中國人民銀行10日釋出的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底，國家外匯儲備餘額為3.31萬億美元，而其中絕對部分為美元資產。美國實行第二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來，相對於美元，人民幣逐漸升值，使外匯儲備的購買力下降而且不斷縮水。

　　2.應對量化寬鬆的對策。第一，堅持外匯儲備多元化，尋求安全和盈利的平衡。分散外匯儲備投資以及創新外匯儲備的管理方式迫在眉睫。可以考慮增持美國優質跨國大企業和國際組織的股票，這不僅可以抵禦美國國內的通脹風險，還可以抵禦美元貶值的風險。第二，大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量化寬鬆引起的美元貶值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但是，如果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結算貨幣，就有利於中國貿易盈餘的保值。第三，加強臨時性資本管制，降低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資本管制主要是為了管制資本專案的國際資金流動，阻止熱錢湧入。在目前全球量化寬鬆背景下，應暫緩推進資本專案的自由化，要加強外匯流入流出的監測和管理，加強對熱錢衝擊目標、渠道和方式的分析及評估，提高應對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遏制熱錢流入。

　　五、結語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於處於金融危機和衰退階段的經濟，可能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此項政策不能正確運用，也會帶來一些風險。本文通過分析認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具有穩定金融體系、降低利率刺激投資、抑制通貨緊縮、經濟景氣預期等作用，這些作用的發揮受到資金能否流向實體經濟、貨幣向境外漏出情況和實體經濟能否如期復甦等條件的制約;同時，這一政策也會帶來通貨膨脹、資產泡沫、匯率貶值和資產價格波動等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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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

　　《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實證分析 》

　　摘要：

　　本文首先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其傳導機制和社會融資規模內涵發掘出發，具體闡述了社會融資規模的界定、統計原則和口徑。其次，對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行性進行了理論分析，認為理論上來說社會融資規模具有滿足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條件。再次，基於2002～2014年的季度資料進行計量實證分析，利用相關性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等方法研究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控性，社會融資規模與GDP、CPI等主要巨集觀經濟指標的動態關係和相互作用。最後，結果表明社會融資規模具有更好的可控性，其總量與經濟增長、幣值穩定的動態關係更緊密，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關鍵詞：

　　融資;貨幣;中介目標;實證分析

　　前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已不能滿足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傳統金融服務的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的矛盾現狀催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融資規模的快速發展。直接融資在社會總融資中佔比越來越大，大量金融創新正改變著社會融資的總量和結構構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卻嚴重削弱了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

　　1概述

　　1.1社會融資規模的界定社會融資規模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相比於傳統的貨幣政策中間指標，社會融資規模不僅關注通過傳統銀行提供的信貸同時也關注非銀行機構產生的大量直接融資。社會融資規模概念的提出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又一重要創新，能更加全面的反映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高度相關性，將成為未來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簡單地說，融資結構是對企業的資金來源的描述，具體是對構成資金，以及該資金佔企業資金比例的描述[1]。要探討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政策的關係，首先要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成進行探討，不同的融資渠道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同樣融資渠道在不同階段對經濟的影響也不相同。一般認為，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成從金融機構來說，包括銀行、證券公司、保險等;從金融市場來看[2]，包括債券、信貸、股票、保險，以及其他影子銀行系統或者中間業務等;為了使本文的統計資料，分析準確、真實和有說服力，本文采用中國人民銀行關於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構成，社會融資規模包括RMB貸款、外幣貸款摺合人民幣、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

　　1.2統計原則和口徑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分析時，其統計計算指標直接影響著其資料是否可以用以實證分析，以及實證分析結果是否支援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現有的文獻研究認為，社會融資規模統計需要遵循四個方面的原則。1居民原則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中需要確定國內實體經濟部門和國外資本構成;按照居民原則，凡是國內資金借出和貸入的單位都屬於我國的居民。而外債、外資投入的單位等不屬於我國居民，這些資金構成也不納入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資料中[3]。2金融原則按照一般統計，資金貸入所在的部門就是國家實體經濟部門，所有資料應該納入國內金融統計資料，而國債資料不應該納入社會融資規模。3合併原則各金融部門、市場間進行資金流動中會出現重複計算和統計的情況，這就需要合併處理。4增量統計和計值原則社會融資規模的各統計指標產生的資料應該是一段時間內融資增加額，統計資料應來自於國家政府統計單位的發行價、賬面價進行計值本文的社會融資規模資料來源於中國人民銀行、保監會、發改委等。

　　2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控性分析

　　可控性是通過調節某一經濟變數或者經濟指標，能夠使目標達到預定水平。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控性分析，是對社會融資規模進行可控性檢驗，研究社會融資規模是否與貨幣政策中介之間存在協整關係;相關文獻中認為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控性分析是指能夠通過貨幣政策的調節來對社會融資規模進行調控;因為自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實行了對信貸規模和市場的市場化管理，政府已經不能直接影響和調控社會融資規模，只能通過對信貸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管理來間接影響社會融資規模。在當前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總量的統計中，國內的各項貸款是各類金融機構提供的本外幣貸款，人民銀行可以通過變動貸款利率和存貸款利差實現調控，而存貸款利差可以影響實體經濟部門的可貸款量，因為，如果存貸款利差較小，各類銀行就可以實施加大資金儲備、減少貸款總量的戰略;反之就會提高可供貸款總量。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中的委託貸款多由金融機構控制，資金來源於各種單位或者個人的委託人提供的貸款資金，和前面的中外幣貸款一樣受存貸款利差的影響;信託貸款的資金來源於信託機構，而信託機構儲備資金和發放貸款的總量也受存貸款利差影響;因此，可以認為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中的各個貸款指標是具有可控性的。

　　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銀行機構為企業提供的承兌匯票去除銀行貼現後的經濟指標，一般銀行通過調控承兌匯票數量和對企業進行承兌來控制該指標的變化。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中的企業債券是國家非金融機構髮型的各類債券，根據我國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規定，債券的發行要接受國家發改委的審批，並受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控制，因此該資料也是可控的。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多通過金融市場來實現，而股票的整個流程都是由證監會來進行監督和控制的;同時該經濟指標也受國家存貸款利差的影響，利差增大則貨幣貸款政策從緊，金融機構收縮貸款總量，從而影響企業融資結構，並在股票市場上增加融資保證企業正常運轉。由此可見，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各項組成均會受到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相關工具的直接影響，其中，各類貸款受銀行監委會監管;債券和融資受證券會監管;保證了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具有良好的可控性。

　　3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相關性分析

　　3.1變數選取和模型構建為了便於研究和分析，這裡首先假設社會融資規模可以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控性，人民銀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影響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貨幣政策的相關指標選取基礎貨幣的投入量來反映，即選取GDP和CPI作為衡量指標;社會融資規模選擇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作為統計資料，即季度資料TSF1，將該資料進行季度加和並取平均值得到TSF2即為社會融資規模總量的季度資料[4]。在實際的資料獲取中由於資料受季節影響較大，這裡對資料進行CensusX12方法進行資料處理，處理工具使用Eviews，這樣就去掉了季節因素。

　　3.2相關性分析本文利用2002～2014年的季度分別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PI、工業增加值以及城鎮固定資產投資、GDP進行相關性分析，如表1所示。如表1所示，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與國家的主要經濟指標的相關性都比較高;結合人民銀行統計司曾經進行的社會融資規模總量2002～2014年季度資料與上述經濟指標的統計分析，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社會融資規模總量比其他的新增RMB貸款等因素都更具有相關性。為了進一步說明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3.3ADF平穩性檢驗其他相關研究在進行變數的時間序列研究中多假設經濟資料是平穩的，但是從近些年的經濟指標來看，資料的時間序列並不都具有平穩的特徵，為了防止不平穩資料產生的偽迴歸分析，本文首先採用ADF檢驗方法對相關的資料指標進行平穩性檢驗[5]。相關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表2可以看出，所有的指標都是水平非平穩，但是通過一階差分後的整體趨勢是平穩的，且置信度都能滿足平穩性檢驗，可以將變數放在VAR模型下進行分析。

　　3.4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是對上面變數指標之間長期穩定關係的檢驗，存在協整關係即本文的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和CPI\GDP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係;本文選用喬漢森檢驗對變數進行分析，選取的滯後階數為2，對LCPIsa和LTSF1sa、LGDPsa和LTSF2sa之間的協整關係進行檢驗，相關的資料表明檢驗下變數存在1對協整關係，且資料滿足0.05顯著性水平;最大特徵跟檢驗下變數間只存在1對協整關係，且資料滿足0.05顯著性水平;那麼可以得到社會融資總量與CPI以及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與GDP之間都存在長期穩定的關係。為了對兩個變數之間的協整關係進行驗證，這裡採用格蘭傑檢驗的方法，分析短期情況下LCPIsa和LTSF1sa、LGDPsa和LTSF2sa之間是否依舊保持穩定和均衡。同理可以說明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和GDP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可以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3.5格蘭傑因果檢驗為了對上述指標進行因果關係的定量分析，需要進行格蘭傑因果檢驗。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得到，△LCPIsa不是△LTSF1sa的Granger原因被接受，也就是說CPI的波動不能引起社會融資規模總量的變化;反之，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可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的變動;同理可以對△LGDPsa和△LTSF2sa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GDP對社會融資規模總量有一定的影響，而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變動可以引起GDP的變動，從而說明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相關性和可控性較高。

　　4實證分析結論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從理論上來說社會融資規模具有滿足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條件。也進一步說明了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在金融市場中是一個流量的變化，其融資渠道和工具是多元化的，它能夠從多方面對貨幣政策進行適度的調節，同時也可以受到人民銀行、證監會等相關部門的監控和調控，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具有高度的可控性。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知道分別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PI、工業增加值以及城鎮固定資產投資、GDP進行相關係數都比較高，從而保證了其與巨集觀經濟指標的較好相關。後面的各種檢驗和分析表明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與經濟增長、幣值穩定的動態關係更緊密，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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