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軍事理論論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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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墨家思想對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啟示》

　　摘要：墨家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顯學”之一。本文通過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輪廓，嘗試找尋墨家思想與當代中國外交的契合點，探求墨家思想對於當代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啟示，完善和豐富當代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思想來源。在新時期，中國需要根據國家實力的變化，以“兼愛”作為國際戰略的價值理念，明確基本的實施原則，確定適當的行為選擇，通過贏造一個更加有力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奠定基礎。

　　關鍵詞：墨子　墨家思想　中國外交　國際戰略

　　紛亂的時代通常催生出繽紛燦爛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堪為作證。並列為“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的儒墨思想是那個時代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個學派。不同於儒家的“克己復禮”《論語・顏淵》篇和繁瑣禮樂，墨家以社會現實為出發點，宣揚以“兼愛”、“非攻”為核心的民本主義仁政主張。雖然墨學一度被罷黜而成“絕學”，但仁人志士卻一再期待著其理想光輝的重現。葉自成指出，“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在思想文化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相當價值的流派眾多的外交思想。這些外交思想無論是其討論還是關注問題的深度和廣度，都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墨家思想正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本文意在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輪廓，嘗試探尋出對當代中國國際戰略有所裨益的原則及觀點，進一步推動墨家思想與中國外交的結合，豐富當代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思想來源。

　　一、墨家思想的基本輪廓

　　墨家思想創始者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戰國時期魯國人，更是一名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和教育家。其思想記載於《墨子》一書中，世稱“墨家思想”。韓非將儒墨並稱為“世之顯學”;魯迅稱墨子“是中國的脊樑”;毛澤東則認為：“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承載著後世如此崇高評價的墨子，堪稱紛爭時代所造就的偉人。

　　墨子大約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88年。縱觀那個時代，封建領主經濟不斷轉變成為封建地主經濟;諸侯之間的矛盾縱橫交錯，士族階層開始蓬勃發展。同時，大量的下層民眾卻過著飢寒交迫的貧苦生活，遭受著統治階級的壓迫與剝削。當時殘酷的現實狀況，正是墨子庶民思想得以催生的歷史背景。墨子出身貧寒，自詡為“賤人”《墨子・公輸》。他常同工匠農民交際，掌握了高明的手藝和精湛的技術。年少時曾“學儒者之業，通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後來卻逐漸厭惡繁瑣的貴族禮樂，進而“非之”《墨子・非儒》，自創和形成了儒家的反對派――墨家學派。墨子所擁有的“不異不同”的包容精神，使其理論相比繁文縟節的儒家思想多了一些清新感和平實感。

　　一墨家思想的核心

　　《墨子》現存15卷53篇，其思想有五類十條綱領：“凡人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墨子・魯問》。其中，兼愛和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兼愛”意指人與人之間要普遍地、無差別地相愛與互助，“兼相愛”的關係必然會帶來“交相利”的多贏結果。正如墨子所言，只有當“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非攻》時，才能實現墨子所向往的“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非攻》的大同世界。墨子學說是圍繞其“兼愛”思想而建構的。“非攻”意指反對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崇尚社會各成員之間和平共處。墨子認為，由於國君覬覦別國的領土，家長覬覦別家的基業，人人覬覦別人的功利，從而導致以爭鬥的方式來奪取所覬覦的利益，最終上升為一國吞併另一國的攻戰。同時，征伐戰爭對攻守雙方也都是巨大的摧殘，“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最終致使“兼國覆軍，賊虐萬民”《墨子・非攻》。因此，墨子希望各國能消除隔閡，“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愛》，進而實現“非攻”的和平環境以更好的施行“仁政”。

　　“兼愛”和“非攻”貫穿了人與人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架構，是墨家思想的源泉和目標。在此基礎上，墨子推演出了一系列的社會思想，從而建構了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

　　二墨家思想的主要內涵

　　在政治領域，《墨子》一書深刻闡釋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提出解決這些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尚同、尚賢”的，即人治和仁政。他認為只要人們都“尚同”於君主，自然會產生共同的法律和國家;只要諸侯國都“尚同”於天，自然會帶來共同的秩序與和平。墨子是民本主義政治學家，他提倡諸侯君王尚賢任能，希望有才幹的民眾能自覺地投入到政治生活當中。墨子反對為謀私利而進行的征伐戰爭，其認為國與國之間應該和睦相處，以利於民。墨子的政治思想歸根究底是屬於中下層階級的，既是向統治者建議，又是為勞苦人民請命。

　　在經濟領域，墨子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執政興國的目標，對百姓的物質利益給予了很大的關注。L5J墨子認為“義，利也”《墨子・經上》，利與義之間是相互統一的，所以在獲取利益的同時，也要判斷所獲之“利”是否符合普遍的“義”。由於“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死”《墨子・非樂》，因而生產勞動才是最大的“義”舉。墨子提出社會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採取開源節流的經營與消費倫理，即“強本節用”。他還強調在經濟行為中要講求互愛互利的誠信原則，鼓勵人們“視誠如金”《墨子・貴義》。

　　在文化領域，墨子提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上天兼愛而沒有偏私，一視同仁。墨子提倡道義的作用，認為“萬事莫貴於義”《墨子・貴義》。人們既可以堅持利己主義而追求利益，又要抱持利他主義而“交相利”。它賦予利益追求以一種超利益的價值，既保障了“義”的崇高地位不受損害，又使“利”的實現總能獲得倫理道德的支援。此外，墨子既主張“有教無類”地傳授經驗知識，又要“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墨子・公孟》。

　　二、墨家思想與當代中國外交的契合點

　　墨家思想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體現出與眾不同的鮮明性和清新感，其教義雖然沒有像儒法兩家那樣為統治者所利用，卻深得平民大眾的認同。儘管曾一度被罷黜成為“絕學”，但相比儒、法、道等諸子百家之言，墨學其實更適應全球化蓬勃發展的今天，也更容易與當代中國外交的發展脈絡相契合。

　　一兼相愛，交相利――建立平等的國家關係

　　墨家思想產生於飽經戰亂的春秋戰國時代，主張諸侯國間遵循“兼愛”的原則，和睦共處，做到“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墨子・兼愛》。墨子所言的“愛”是國與國之間互諒互助的“兼愛”，他所說的“利”則是國與國之間互惠的公利。他相信只要各國都恪守這一原則，自然可以消彌戰爭，共享和平與安寧。

　　雖然東周末年的諸侯列國還不完全具有主權國家的全部要素，但墨家所提倡的“兼相愛，

　　交相利”的外交準則，一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對外關係主線。二戰後，當世界人民不斷尋求和平與安全的途徑時，新中國的領導人就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平等友善地與世界上所有對華友好的國家進行和平交往，從而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建立了深切的民族友誼與和諧的國際關係。1991年訪問莫斯科時也曾引用墨子“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觀點，說明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概言之，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作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準則，與當代中國外交有著非常緊密的契合點。

　　二攻與誅――非攻而不非義戰的戰爭觀

　　墨家較早地提出了戰爭正義性的問題，將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攻”，即恃強凌弱、擴張黷武的非正義性戰爭。另一類是“誅”，即為人民興利除害的正義性戰爭。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墨翟反對兼併戰爭，但他不是簡單的和平主義者;他只是主張非攻，而不主張非戰。”因此，墨家所反對的戰爭，是窮兵黷武、荼毒人民的兼併戰爭。在明確正義與否的是非標準前提下，墨家主張積極支援正義的鬥爭，堅決反對不義之戰，對弱小國家的災難要積極“救守”，即從經濟、軍事和道義等各個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援。

　　墨家所主張的不畏強暴、堅持正義等信條，與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中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精神相契合。新中國成立前夕頒佈的《共同綱領》就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政府既反對外國出於限制和擴張目的對臺灣進行的軍事支援，同時也表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是針對臺獨和外國勢力的干涉和入侵。”與此同時，新中國也在積極地對其它國家“救守”，無論是建國初期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還是當前派出維和部隊和捐助財務到需要幫助的落後國家，都側面印證了中國在以“誅”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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