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制度建設

由此看來，現在中國的道德問題主要還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們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貪官汙吏他內心裝的是一個魔鬼，就是因為懼怕受懲罰，他也會做出選擇。中國的問題關鍵是制度，《鄧小平文選》裡面說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所以，我們應該在政治價值方面多考慮，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當然我們也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變為制度決定論，好像我們談制度就不談道德了，那畢竟還是有關係的，因為你治本也還是要治標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要分清原因跟結果、分清現象跟本質。對道德跟文化的要求還是應該有的，而且一個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類共有的東西，這跟中國的道統是毫無關係的。

         

        三、社會共識需要用制度來保障

         

        在重建政治價值時，中國應該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在這裡，首先我們要把社會共識跟文化道德區分開來，如果不區分的話，你把社會共識就當成道德文化，這就很難談了。社會共識有時候是很具體的，如果說中國現在有13億人口應該有一個社會共識的話，而這種社會共識又只有一條社會原則，我認為這是不行的。實際上社會共識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

         

        一個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個惟一的東西，我覺得除了憲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別的東西。任何一個帶有特定民族的、傳統的、宗教的、信仰的東西都不可能成為社會共識，一旦把這個作為社會共識，就要導致國家的分裂。憲法所有的價值我認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個人權力、肯定個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對人治，肯定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講，假定我們要講社會共識的話，惟一的社會共識就是憲法，這一點在學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腳的。當代有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德國的哈貝馬斯，他到中國來過兩次。當時他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憲政愛國主義。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除了這種大的共識以外，我們要呼喚社會共識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呼喚改革開放應該是一個公正的改革開放，得到的好處跟承擔和付出的代價都應該是一樣的。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對於改革開放是有一個共識的；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於貧富懸殊，由於很多貪官汙吏利用改革來搞腐敗，關於改革已經沒有共識了。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識分子，也有廣大的人民群眾，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了：比如，改革開放是不是應該為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服務呢？不應該。一些大的國有企業，石油、化工、通訊這些壟斷行業出臺的一些東西，都是打著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旗號，來為他們服務，房地產商說什麼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這些東西大家都是反對的。所以從這個方面而言，大家對於改革開放已經沒有共識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 年叫“改革開放反思年”，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就是中國人對於改革開放應該重新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改革開放的代價應該由大家來承擔，改革開放不應該導致一部分人大發橫財，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擔義務。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共識的層次顯然比憲法要低，但是我們經常用的卻是這種共識。有人認為中國進一步發展需要社會共識，我認為這裡要補充一點的就是依靠憲法，要憲政民主、要按照法制辦事，任何事情都必須按照憲法辦事，這是惟一能夠凝聚我們的共識的。

         

        當然還有一個更低層面的共識，就是比如說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在現代化和環保之間，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共識，就是不應該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現在許多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就沒有做到，之所以沒有做到，是因為他們的升遷是跟GDP掛鉤的，是制度迫使他們這麼做的。當我們需要實現這個發展與環保的共識的時候，我們一定不是給官員灌輸一些理念，其實這些理念他們都是知道的，環保理念問題跟制度安排問題相比較，我認為環保理念是較為次要的。如果環保問題沒有解決，那麼在考核政績的時候、在他升遷的問題上就可以一票否決，這種社會共識實際上是需要用制度來保障的。

         

        四、知識精英應是普世價值和永恆價值的守護神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拯救和弘揚中，我們的官員、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發揚孔夫子講的“天下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我認為，這兩個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精華。在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上，有一種比較優秀的品質，就是強調獨立性，還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對現實中一些不好的東西，不論是在環境方面，還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應該有一種批判精神。

         

        而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想在體制內得到東西了。這點說深沉了，就是以前毛澤東時代有點不尊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識分子當成牛鬼蛇神，他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被戲稱為“臭老九”。其實，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聰明一點兒的統治階級，都是把知識分子當成工具來收買的。改革開放以前沒做到這一點，現在搞經濟建設了，尤其在中國的大學辦學條件好了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在體制內拿到更多的東西：住房、工資乃至休閒等都可以通過做各種專案來取得。再加上中國是一個行政主導型的國家，大學行政化，學術機構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已經轉變為在體制內為自己謀得地位和利益，這實際上就是跟著權力的指揮棒在轉，他們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來替體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體制作辯護和註解。所以，一談到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做什麼？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和永恆價值的守護神。為此，首先他要有獨立性，還應該有一種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獻身服務。也就是說，作為知識分子關鍵就要守住這兩點，其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甚至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具體來說，不管當官的怎麼說，之所以我要支援當官的，不是說他是當官的我就要支援他，而只有當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會共同的價值相一致時，我才這麼做。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知識分子對現實中一些比較好的東西，比如現代化和環保主義理念，應該大力去弘揚。

         

        結語

         

        綜合而言，在當今時代要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的知識精英應該具有批判精神，從而有選擇性地繼承和弘揚，由此來彌補由於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現在，中國的首要問題就是重建政治價值。在這個問題上，治標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卻是治本，治標跟治本應該同時並進，而且我們更應該清楚，治本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