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兩件事的史學大家唐長孺
1994年,唐長孺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北京大學的週一良、田餘慶兩位先生合寫了一副輓聯來悼念,上聯是“論魏晉隋唐,義寧而後,我公當仁稱祭酒”,下聯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遠,吾儕抆淚痛傷神”。上聯的意思是說,研究魏晉隋唐史,陳寅恪之後當首推唐長孺。
唐長孺,1911年生於江蘇吳江,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1944年來武漢大學任教直到去世,國家二級教授。唐長孺一生培養了10多名碩士、兩名博士,他們基本上都成了精英人才,這跟他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他的學生陳國燦說,唐先生要求第一年要埋頭讀書,通讀《資治通鑑》,還要讀新舊《唐書》《隋書》等。每週三下午,要去彙報學習情況並當場回答問題,答不上來回家思考,第二週再來彙報。學生張弓記得,有一次因為去一場電影,而沒有按規定的時間去彙報,結果遭到唐先生訓斥:“你是來玩樂的嗎?再這樣就開除你!”嚇得張弓一輩子也不敢耽誤正事。
70年光輝歷程 70年難忘記憶·檔案故事
在傳道授業上,唐長孺一絲不苟,在治學上更是兢兢業業、盡心盡責。
唐長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點校《二十四史》。我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分3次進行了《二十四史》的點校,中華書局編審魏連科說唐長孺是出力最多的。一是因為1963—1966年初、1966年5月、1971—1977年,3個時間段參加《二十四史》點校近10年;二是各史點校完後,別人都先後回家了,他還在繼續點校直到該書出版。而《二十四史》出版後,唐長孺一不署名,二無稿酬,卻毫無怨言。
唐長孺做的第二件事是,借調到國家文物局整理吐魯番文書。新中國成立後,學術界只能見到法國、日本對吐魯番文書的研究成果。隨著對新疆吐魯番等古墓群的發掘,學術界希望將吐魯番文書早日整理出版。唐長孺接到此項任務後,從1975年開始工作,前後經歷了19個年頭,拼得文書近1800件,編印《吐魯番出土文書》10冊。
1980年後,初稿完成,唐長孺帶領陳國燦、朱雷、程喜霖負責最後定稿。當時,唐長孺的視力已極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邊,讓陳、朱、程中的一人讀文稿,他聚精會神地聽,覺得釋文有問題,就自己核對和口述應該如何修改。
中華書局編審張忱石說,唐長孺點校時在學術上毫無保留,因為當時點校是不署名的,所以有的人發現了問題就不寫進校勘記長編,目的是為以後自己寫文章做準備。他卻不這樣,而是將發現的問題毫無保留地弄清楚並校勘出來。
張忱石還回憶說,唐長孺1970年借調至中華書局期間,每月上交黨費高達120元,幾近工資的一半。而他的夫人王毓瑾從1958年起,就從學校圖書館退職,家裡還有孩子要照顧,“唐先生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不僅如此,他一生兩次拒絕加工資。20世紀50年代後,學校兩次要給他晉升一級教授,他都以各種理由謝絕了。
唐長孺過世25年了,但紀念他的活動一直不斷。50年的教育治學生涯,唐長孺桃李滿天下,他參與點校的《二十四史》和主持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兩項工程亦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重大文化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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