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賞析筆記

　　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是教育，化是感化、風化。第二篇《為政》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歡迎閱讀!!!!

　　篇一

　　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是教育，化是感化、風化。第二篇《為政》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子曰：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句話是說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就“春秋”為什麼成了歷史的代名詞，南懷瑾先生解釋道：“春分”“秋分”兩個氣節，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黃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平上來評判，所以稱歷史為春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麼地方?一句話，人不能沒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

　　那麼，為什麼要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南懷瑾先生認為，第一，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第二，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即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第三，中國為什麼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麼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高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面對煩惱，西方人訴諸宗教，中國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洩了，把情感發揮了。

　　由此看到，孔子是想告訴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為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以來，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懲，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是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孔子又說，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以禮教化，大家能自動自發，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南懷瑾先生解釋說這是孔子的自剖。孔子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鍊，到了三十而“立”。立就是不動，做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心裡平靜。南懷瑾先生說，這裡的心裡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然後，七十歲，自由而不超越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範圍。

　　孔子為什麼要把幾十年所經歷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放在《為政》篇裡呢?南懷瑾先生說，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永珍，變動不居。所以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做人做事的艱難，要效法他的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瞭解它。

　　不管是為政或做事，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人情世故”。南懷瑾先生指出，現在中國人往往把這個詞用反了。而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瞭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養“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南懷瑾先生認為這一節其實與前文是“連貫的”，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申發揮，把中國文化裡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孟懿子，號孟孫，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孟懿字來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告訴他“不要違背”。不違背什麼?沒有下文。這是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南懷瑾先生認為，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

　　孔子出行，樊遲駕車。孔子在車上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覆他，不要違背。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猶。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

　　孟武伯問孝，孔子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此兩段問孝，孔子的答覆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比較含蓄，只說“不違”。言下之意是你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對於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孔子的答覆很直接。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麼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哪裡。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瞭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所以，南懷瑾先生認為，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游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父母，有飯給他們吃，就是孝了。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笛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有事的時候，我們做後輩兒女的替長輩做了，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

　　南懷瑾先生認為，這兩節包括了君道、臣道。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敬”——真愛人，更難，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回，又叫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孔子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面前時，做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為什麼把這段話編在這裡?南懷瑾先生認為，上面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面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隻有接受、服從。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為政的人才。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篇二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

　　“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於什麼。

　　孔子說從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有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做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者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的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麼事業都可以做。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為政是要有學問的，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能真正師法過去的歷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子曰：君子不器。

　　“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了真正的通才，否則只有變成專才、專家。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什麼是君子?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麼呢?“周”是包羅永珍，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孔子說，一個君子的做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若是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這就是“比”。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於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孔子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沒有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從文字上解釋，“端”就是兩頭，尖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南懷瑾先生引用漢朝六出奇計的陳平的故事，來說明孔子此句的含義。陳平的奇計，也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方法、權術。從歷史上陳平家族的滅亡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沒有德業基礎的權術，遲早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指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

　　“誨”，教育、教誨。

　　“汝知之乎”，你知道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此為為政的“大原則”。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姓顓zhuan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

　　“幹祿”是怎樣去謀生，如何拿到祿位。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

　　子張這個學生來學習怎樣謀祿位，孔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幹部，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采取保留的態度，即古人的“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這樣就很少過錯;行事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孔子教了他為人處世的正統道理，基本條件。

　　“闕”：保留。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

　　“舉”：提拔。“錯”：措：放置。

　　孔子說，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

　　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拿這個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自己國家的君侯，並不是說君王不懂，而是因為身為當局者，往往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亡在他們手裡。

　　使民：怎樣使用群眾;敬：尊敬人;忠：忠於事;勸：教導，教育。

　　孔子說，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對善的獎勵提倡，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儘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南懷瑾先生認為由這兩句看到答覆國君的問話與答覆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有人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麼不出來為政呢?孔子引用了《書經》裡的話解釋說，《書經》裡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裡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就是政治了。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牛車;輗：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梁子。小車：馬車;軏：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的關鍵所在。

　　孔子說，做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的。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有如大車的橫杆，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他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南懷瑾先生認為，中國文化過去的“世”是個小單位，三十年為一世，“十世”表久遠。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麼演變。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有前面的歷史蹟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殷商以後的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那麼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他說，周代之後的歷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子，就是千百年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

　　循歷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從而也能知道未來，前面提到的“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鬼”在這裡是指祖宗的靈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南懷瑾先生認為，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

　　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歷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折點，所以孔子在這裡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就是沒有勇氣。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盡忠義，要見義勇為。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勇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