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散文

　　散文在藝術表現方法上自由靈活、揮灑自如，寫人記事，繪景狀物，不拘一格，敘述、描寫、抒情、議論，兼採並用。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_作品欣賞：我的臺灣印象

　　從紙媒與電視遠看海峽對岸，一片混亂，鬧翻天。我曾三次造訪寶島，只是末一回去臺北，距今也有12個年頭了。上週，因臺灣文學期刊《印刻》舉辦的年度“文學營”課席，去了幾天，看望臺北的老朋友，兼帶訪故宮，逛誠品書店——沒有阿扁與馬哥，也沒有藍綠陣營和貪汙案，我看見的只是臺灣的日常，日常的臺灣。

　　日常所見不免瑣屑而平凡，我的行跡無非是機場，海關，賓館，街市，搭計程車，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談。

　　臺北故宮大幅裝修過了，最高建築“一零一”的北端現在是誠品的“旗艦店”，樓層內的咖啡座與各種時尚店，已近東京的水準。十多年前位於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正待停業翻修，附近街心花園的吳稚暉銅像，當阿扁主政時，已被拆除了……

　　短暫逗留，我無意核對十多年來的變化，對島內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沒意見。我所蒐集的密集印象，僅只是交遇過往的生人與熟人，什麼印象呢?很簡單，用大陸的說法，即“五講四美”，引祖宗的古語，就是“溫良恭儉讓”。

　　臺灣人情好，我早就領教的，但那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臺北，可就處處看得稀罕，然而難描述。

　　譬如“文學營”主辦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沒有差錯延誤，沒有橫生枝節，大陸做不到這般周詳與準確;又譬如賓館服務敬業到令你詫怪，每個服務生會一再提醒你有訪客的留言，額外的請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去隔壁連鎖店買個滷蛋，摸出一把硬幣，掌櫃的看我褲袋裡零錢太重，不吱聲，迅速數過，換給你整數紙幣。

　　在故宮買畫冊，臺幣不夠，人民幣能用嗎?——臺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

　　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

　　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還有，在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驗。

　　走在這樣的人叢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時或粗心、急躁，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因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樣，慣於粗糲的生活，嫌種種禮數與自我剋制，太麻煩。

　　連日會面的新朋舊友則另是一番溫良與教養：非常地想要見見，但必定問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強或為難;席間隨口應許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卻已悄然辦妥，如變戲法一般;談話間難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議論，抑揚有度，不誇張，不渲染，總留三分餘地，

　　說是世故，卻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點不是勉強，顯然從來如此。通常，臺灣對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氣，格外熱忱，我的留心觀察卻並非人家怎樣待我，而是人家怎樣對待彼此。

　　這一看，我隨時隨處目擊的人情，實在並非假裝——集體性的溫良恭儉讓，裝不出來，也裝不像，我所以覺得以上種種情狀難以舉證描述，並非指社會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隨處遇見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認真，臺灣人的恭謹是有漢民族的溫潤鬆爽，不給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規矩兢兢業業，臺灣人的周到透著家常的歡然，並不板著臉。

　　細想想，好像在吳、蜀、閩、粵，民間尚存稍許類似的遺風，偶或遭遇，會念及早先的南中國民風大致還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種表現，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風民德，還用我來細說嗎?

　　所謂“溫良恭儉讓”，現代的說法叫做“公德”，也近於如今大陸常說的所謂“底線”。倘若溫良恭儉讓被養成集體的習性，日常生活便不至於荒敗。

　　臺灣的種種問題已被說得太多，不提政治狀況，只說社會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紐約華人報章不斷讀到，最驚心的是1990年代演藝家白冰冰女兒的被綁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體瞭解一地，與親履親歷的經驗，實在天差地別，不可混同。

　　我短暫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膚淺，但我所看重的正是這點淺表。假使社會的浮面與淺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度過每一天?

　　我不關心臺灣曾經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裡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之日並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線之上還是底線之下。

　　總之，在臺灣，在這短短几天，我有所觸動的並非阿扁的遺患或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瑣碎。

　　_作品欣賞：在維也納

　　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 5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1784年，莫札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這裡闢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窗前豎著莫札特放大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第一次看見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翻制為青銅版，嵌在小盒子裡，藍光照著，不象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為什麼我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控。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臺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札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歲，海頓52歲，小夥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札特的父親秉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下雨了。半小時後我已停在舊城北端貝多芬家門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貝多芬定居維也納，長住35年，搬家又搬家。維也納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紀念館，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訪的MOLKER BASTEI 8號是他停留最久的一處，1797年移入，1805年離開，前後八年。從聖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約半小時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難忘而惚恍的一瞬，發生了：在門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從昏暗樓道走下來的幾分鐘，我像是一隻鬼，居然身歷其境想起《罪與罰》：當拉斯柯裡涅柯夫劈死了老婦和使女，躡手躡腳，逃離現場——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樓時我彷彿變成了他——忽聽得底下有人上樓來，他閃身躲進二樓一間空房。待來人說著話一層一層走上去，他竄下樓梯，溜出去，大門口沒人看見他。

　　這妄念僅只幾秒種吧，此刻也沒人看見我。怎會起這等奇想?我暗自驚訝。是懷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麼?仍是少年時代的上海，少年時代的閱讀，是舊上海哺育了我的歐洲想像，包括初聽貝多芬。初聽的時光，哪想到有一天真會走去拜訪貝多芬，到了他家，又豈料念及少年時代閱讀的《罪與罰》。

　　穿過毗連8號公寓的好幾重回廊，歡快的雨，家家窗戶綴滿入秋的爬牆虎，貝多芬的鄰居們躲在屋裡幹什麼呢。在對街的咖啡館擦拭滿頭雨水，叫了一碗湯，滿座沒人知道我剛才躲在貝多芬家的樓道，突發奇想。雨住了。繞回老公寓前門，我又一層一層上四樓，此前的閃念變得遙遠而不可思議。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聽見自己的鞋踩在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這一層全屬貝多芬使用。他們真如傳說中那麼貧窮麼?一架狹長的十八世紀老鋼琴，兩扇窗戶間豎著他咬緊牙關的青銅像：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尊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極了他。沒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裝置，客廳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剛搬來，或將遷走。門邊白牆特意留著一小塊殘存的壁畫，那麼，貝多芬住在這裡時被有壁畫的牆麵包圍著——據同代人回憶，他晚歲的居室零亂異常，夜壺，手稿，破鋼琴，統統很髒——鄰室有一具臺座式小音響，一排摁鍵標明十數曲精選的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機，剎那間，他復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現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氣揚揚，和絃齊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貝多芬在中國被準許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農村的火車上，華東曠野，春寒料峭，車廂裡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驕傲，低音和絃的齊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車輪的轟響——要是我懂五線譜，抄那幾句印在這裡該多好啊——劫難過後的大地，貝多芬不知道一個中國青年怎樣聆聽他，怎樣記得他。貼近雙耳的音效就像在腦袋裡爆發精緻的轟鳴，周圍靜悄悄。我在貝多芬家裡傾聽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牆。身後玻璃櫥櫃停著主人咬緊牙關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偉大的人，生命終止，性格猶然——貝多芬會想到有一天各國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這樣的器械聽音樂麼?我扭頭看他，真想說：嗨，路德維西先生!您聽聽，您聽聽!是啊，他的時代倘若有耳機，他興許能夠聽見嗎?

　　下午四點鐘了。我繼續走。舊城的更北端，街道漸漸平凡而淒涼——很想描述這一路，很難描述，一度我以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閉館時分，我走進這座十八世紀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豎著鐵制的槓桿，據說原先的住戶撤空了，闢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樺樹。他家在二樓第一間，門邊留著當年的灶臺，灶沿灶頂是燻黑的牆。說明書交代這間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親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樣。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個孩子中的第十二個，1797年，貝多芬遷入今天我兩度造訪的大公寓，同年，在這裡，舒柏特誕生了。

　　本雅明說：一個35歲上死去的人，留給世人的記憶永遠35歲。這話意味深長。舒柏特死在31歲，戴著他那付眼鏡，胖胖的，一頭卷髮。臨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還試圖就教於西蒙·賽赫特，一位著名的維也納對位學家。經已創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還想請教對位學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聽他的第九交響樂，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寫，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從未聽過自己的交響樂交付演奏，效果怎樣——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們的樂音除了戴上耳機的一瞬。為什麼音樂記憶會在音樂家故居被中斷?他們的房間過於安靜了。但在舒伯特家，並非故意，心裡幾度掠過他的樂句：朔拿大，即興曲，第五交響樂的調皮的首句，《鱒魚》明淨沉浮，《魔王》的男聲從頭到尾顫抖著，還有，氣貫長虹的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至今我沒找見他最後一部漫長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樂章的驚人獨白，如縷不絕……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貴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貝多芬說話。歷史可能小舒伯特。浪漫主義是個似是而非的詞。有如父性與母性：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的神祕基因在他短暫的性命裡多活了一場，古典音樂的架構與邏輯由他實現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潰散而支離了。

　　他的眼鏡在展櫃裡斜放著，他與年輕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畫，畫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它房間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單間空房只掛著他朋友當年畫的畫。莫札特的家訪客盈盈，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曠。我喜歡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為舒伯特，人的秉賦無可估量。記得他的人，自會記得他。有位男子與我同時進來，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燈開亮了，是尋常人家將要聚首晚餐的時刻。那灶臺。樓梯角有一間偏房，如中國任何小單位的傳達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紀念冊和數量不多的牒。一個在第八第九交響樂中沉毅雄強的舒伯特，與這覆著井蓋的院子，與紀念館將要鎖門下班的時刻，何以對應。回到聖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遊客熙來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樂，但他們確曾活在人世，住在維也納。

　　_作品欣賞：在維也納

　　維也納舊城與新區由河流分開。這裡，在類似舊城周邊的“二環線”內，大皇宮、小皇宮、老教堂、博物館、音樂廳、歌劇院，豎著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園，還有大大小小的舊街巷，交錯縱橫，宛然如昔，間雜其間的20世紀新樓，造型和尺度也在舊城格局內審慎謙和，不搶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見的維也納與茨威格記憶中的舊城，必定大異。工業革命後，馬車一度消失——幼年貢布里希記得約瑟夫皇帝坐著馬車，馳向皇宮——二戰後世界性旅遊業鬧起來，舊式馬車再度起用了，種種毛色的大駿馬緊裹馬具，戴著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馬伕靜候顧客，停在皇道上。

　　馬車移動了，市聲喧囂中於是馬蹄脆響——由遠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圓號、鼓點，一頓又一頓，路人分開讓道，身穿制服的樂手吹打著，演奏著，在小小廣場團團繞一圈，鄭重而滑稽，隨即合著齊整的音響與步伐，混在上下顛顫的馬背馬耳中，拐彎遠去了。

　　這演奏是為哪個慶典麼?我問路邊的店夥，答曰不為什麼，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遊的人算計日期，常會忘記星期幾。

　　維也納活像另一個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兩座舊都最為驕傲的時期都在18、19世紀——閒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魯日街巷，隨處撞見17、16世紀;置身威尼斯與佛洛倫薩，歲月感至少上溯15世紀14世紀;漫遊法國的普羅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納，13至12世紀的教堂與Plaza，鱗次櫛比;後來去伊斯坦布林，天天經過的城牆建於公元五世紀——我所謂的18、19世紀，非指巴黎與維也納歷史短缺，而有另一層意思在：以唯物論詞語形容這兩座大城的黃金時代，是因銜接了“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

　　相較巴黎的紛紛炫耀，維也納神態內斂而殷實，且處處比巴黎乾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奧地利與法蘭西固然王朝更替，時移勢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時代的繁複劇情，就我所知，是17世紀西班牙為挽救朝廷的命數，安排公主遠嫁奧地利，金貴的嫁妝，包括委拉士開茲那幾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幾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紀，奧地利為巴結法蘭西，將公主許給日後的路易十六王。幾年前，柯布拉女兒執導的《瑪莉皇后》專講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開頭，只見奧國公主與皇家隨行連日跋涉穿過法奧邊境大森林，年邁的路易十五親往迎候，女孩當場更換法國衣裝，貼身愛犬被命令必須放棄。

　　歷史電影流露歷史的同情。瑪莉和夫君後來被押上法國革命斷頭臺，是歐洲換取資本主義共和政體的代價之一麼?“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臨終遺言》的書中，我讀到她行刑時踩到鄶子手腳面，說出這最後一句話。

　　回到繪畫與音樂，19、18世紀的意思是說，義大利雄視全歐的文藝盛世，過去很久了。新興的畫展、演出及贊助系統在法奧首都次第茁育，畫家們紛紛湧向巴黎，音樂家投奔維也納;當初年少無知，我懸想的古典音樂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讀了一點書，這才知道貝多芬中年的那個維也納，已經步入資本主義時期，離得我們很近了：他們是歐洲歷史嶄新的人。貝多芬舊居便是當年的新大樓，想想看，這樣的現代公寓，兩百年前可就在維也納到處起造了，其中住著“上升時代”的音樂家，只是電車、電梯還沒來得及發明，難為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樓道和馬車裡上上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