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論文

　　巨集觀調控是平衡經濟總量的產物，其作用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創造條件。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論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摘要: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但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還有其弱點和缺陷,存在“市場失效”問題,進而提出政府巨集觀調控的必要性。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巨集觀調控的簡要回顧,實證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既有利於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又能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文章結合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執行的實際,有針對性地提出實施巨集觀調控的重點和調控措施。

　　關鍵詞:市場機制;巨集觀調控;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方式

　　一、巨集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以市場競爭為主要特徵的一種經濟執行方式。市場經濟執行方式,適合於社會化大生產、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程序、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雖然市場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自身有其弱點和消極方面,這就是“市場失效”問題。“市場失效”主要表現為:市場不能調節具有外部性的行為;市場很難調節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給;產品生產的壟斷,導致富有效率的價格機制弱化甚至失效;資訊不完全,難以實現“市場成功”;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市場失效”。上述引起市場失效的情況表明,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依靠市場調節這隻“看不見的手”,顯然不能解決市場本身固有的弱點和缺陷。由於“市場失效”的存在,政府巨集觀調控就成為必然,因為政府巨集觀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能夠有效地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

　　巨集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的調節與控制。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配置偏離、商品價格與價值嚴重偏離的經濟執行狀態進行調節、控制,引導和規範市場經濟的最佳執行。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體制轉型以來,經濟執行經歷了幾次週期性波動,即“增長-過熱-衰退”迴圈。我國政府針對經濟過熱、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的狀況,及時進行巨集觀調控,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市場經濟與巨集觀調控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者互相依賴,不可分割。巨集觀調控要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市場調節為基礎,市場經濟執行離不開國家巨集觀調控的補充。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模式。這種體制,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又可以抑制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既有利於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又能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則以無限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當經濟危機爆發時,受害最大的是廣大勞動者。

　　二、堅持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堅持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要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加強和完善巨集觀調控。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強化巨集觀調控的科學性,突出針對性,注重實效性,從而可以保證經濟執行的健康發展。

　　一強化科學的巨集觀調控

　　在巨集觀調控過程中,要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兼顧,克服急於求成思想,避免顧此失彼,防止經濟執行發生“大起大落”,運用巨集觀調控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節奏,促使經濟發展程序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在實施巨集觀調控過程中,要切實處理好如下重大關係:生產與需求相適應;經濟增長速度與提高質量效益相統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就業創業相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與加強財政、金融監控相結合;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與加強巨集觀調控相互促進。

　　二結合實際針對重點實施巨集觀調控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平穩、快速、健康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經濟增長堪稱“奇蹟”,GDP在全世界名列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表明,我國30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解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貧困問題。但是,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國出口貿易受阻,經濟增長下滑。我國長期以來,靠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面臨世界金融風險的嚴峻挑戰。這種靠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一方面造成環境和資源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因民生領域欠賬不少,又造成內需不足,越來越難以維持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無論是否發生世界金融危機,在其邊際收益最大化後,調整發展方式的週期遲早都會到來,世界金融危機將這種週期大大提前了,併成為迫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外在契機。所以,從表面看世界金融危機衝擊的是出口產業,實際上衝擊的是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增長、高出口、低消費的主要特點。經濟高增長是靠生產要素的高投入獲得的,而並非技術創新獲得。這種經濟高增長會刺激資源價格和要素價格的上漲,由此引發資產價格膨脹,也成為從貨幣與商品渠道推高通貨膨脹的因素。以上分析表明,我國現存的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客觀地成為國家巨集觀調控的重點任務之一,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統一起來,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2、擴大內需,提高國內消費水平。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是,經濟增長速度與國民消費水平相比,卻顯得很不協調。國民消費率指標,能夠反映出內需不足、消費水平不高的現狀。2000年國民消費率為62.3%,2006年為49.9%,2007年為49%,消費水平呈下降的趨勢,已經低於世界平均消費水平。我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具有龐大的內需市場,擴大內需經濟,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經濟增長和趕超世界發展的原動力來自內部,發展內需經濟,擴大國內需求,提高國民消費水平,是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最佳選擇。擴大內需既能拉動經濟增長,又能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符合科學發展觀關於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要求。當然,擴大內需並不意味著發展外需經濟不重要,要在擴大內需經濟的同時,穩定外需經濟的發展。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不失時機地加快外需經濟的發展。

　　3、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經濟結構調整,要按照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相結合的原則,運用稅收、信貸等經濟手段進行客觀引導、規範、調節和控制。一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一方面,調整方向,以擴大國內需求為重點,優先發展民生產業,引導競爭力差、出口受阻的外向型經濟實體向內需經濟轉型,促進涉及廣大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等生存必需的產業以及文化、旅遊、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從提升產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出發,增強產品生產的科技含量,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二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按生產要素分配與勞動收入的比例,增加勞動收入的分配份額;調整經濟實體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層人員與普通勞動者收入分配的比例,縮小分配差距。通過調整收入分配,增強廣大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加強對銀行信貸的監管,抑制通貨膨脹,防禦金融風險。在金融全球化局勢下,金融往往是產生系統性風險進而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2008年美國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國銀行對房地產貸款,也潛在較大的風險。潛在風險的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1房地產貸款上升速度過快,是房地產過度膨脹的指標之一。近幾年房地產貸款增長率超過25%,比金融機構全部人民幣貸款增長率高20個百分點。2006-2007年,12家H股上市房地產公司抵押貸款平均同比增長53%,而非抵押貸款平均同比增長286%。2008年前三季度,各類房地產貸款增加4264億元,佔全部中長期貸款增加額的37%,其中房地產開發貸款增加1350億元,同比增加1006億元林躍勤,2009。

　　2全國商品房存量市場巨大,空置面積超過1億平方米,佔全國城市住宅面積的5%以上。

　　3房價持續大幅度上漲,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房價上漲幅度,已大大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長水平。為什麼房地產業發展迅速、市場存量巨大,房價還持續大幅度上漲呢?究其原因有五個方面:一是土地資源有限。在人們思想上形成了房價必然上漲的認識,儘管消費能力不足,也要爭先貸款購置住房。二是低息貸款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了廉價的資本。我國目前銀行信貸具有高儲蓄、低利率的特點,房地產開發商通過低息貸款,取得廉價資本,再通過提高房價,獲取超過平均利潤的高額利潤。三是投機商炒作房價。採取囤積住房,散佈虛假資訊等手段,合夥抱團抬價,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四是土地和原材料漲價。從表面上看,由於土地和原材料漲價,使房價上漲。實質上是由於房地產發展過熱,造成土地、原材料短缺,推高了土地和原材料價格。五是房地產行業壟斷。通過市場競爭,逐漸形成了行業壟斷,市場調節價格的機制弱化或失效,壟斷開發商成為市場價格的決定者。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銀行貸款大量投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市場存量較大,房價大幅上漲,導致房價膨脹、泡沫積累增多。在住房銷售萎縮,加上銀行對房地產開發商借貸和展期困難的情況下,將會造成負債率較高的開發商資金鍊吃緊甚至斷裂,形成惡性迴圈。開發商一旦無能力償還貸款,就會把鉅額風險轉移到銀行。房價嚴重膨脹、泡沫積累增多,潛在較大的金融風險,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政府巨集觀調控的重點和難點。在實施巨集觀調控過程中,一方面要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等經濟手段,發揮價格、稅收、利率等槓桿的調節作用,抑制房價上漲,促進其回落並貼近價值;另一方面,運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進行監督管理,進一步規範房地產市場,並採取必要的限價措施,實行雙向調控。同時,加強金融監管,強化監督制約機制,增強監管手段和約束力,增進監管機構的權威性,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防範金融風險,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

　　三注重巨集觀調控的實際效果

　　中央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制定出臺了一系列巨集觀調控政策、規定和措施,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了上萬億元的資金,用於刺激消費、扶助民生、拉動增長,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能否收到預期效果,也是全國上下乃至世界各國關注的大事。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把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到位,把財政下撥的資金花在刀刃上,充分發揮資金的最佳使用效率。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求真務實,克服利益趨動的本位主義傾向,切實抓好政策、措施和資金使用的落實,防止巨集觀調控失效。

　　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是經濟學家們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反對政府幹預經濟,認為政府除了保護產權、制定競爭規則外,不應該管更多的事情,政府從經濟中一退出,市場馬上就會繁榮。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政府迅速退出許多經濟領域。但是,其結果卻因政府作用的過度削弱,還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社會混亂。我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政府巨集觀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既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又保持政府對經濟執行的調控和管理。這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的觀點,是一個實證否定。市場經濟活動,是一個不斷運動的變數系統,而巨集觀調控則隨著市場經濟的執行,不斷地發揮作用和完善。市場經濟離不開巨集觀調控,巨集觀調控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越發展,巨集觀調控越重要。

　　參考文獻:

　　1、鄒東濤.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2、李成勳.中國經濟發展戰略[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3、谷書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M].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

　　作者單位:吉林市機關事業單位工人技術等級崗位考核辦公室

　　篇二

　　《論巨集觀調控與市場機制作用的科學定位》

　　摘要: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正在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的過程中,因此,如何充分發揮市場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實現政府對經濟的有效調控並達到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是進一步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論證了在現代經濟中,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都有缺陷但又缺一不可。進而提出,能由市場調節的應交給市場去發揮作用,政府幹預只能做那些市場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的問題,政府幹預和調節應以市場為基礎。

　　關鍵詞:市場失靈;巨集觀調控;政府失靈;市場機制

　　中圖分類號:F713.53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03-04

　　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執行過程如果沒有必要的巨集觀調控,就會變成“野馬狂奔”;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則證明,缺少市場機制的經濟,最終會因這個“動力系統”的缺損而停滯不前。這就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加強巨集觀調控的作用統一起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的本質要求是使市場在國家巨集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就是要通過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形成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和政府有效實施巨集觀調控的體制安排。

　　顯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上必須科學定位巨集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實踐中必須正確處理巨集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關係。實現兩把雙刃的劍――巨集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和功能互補。

　　所謂“市場失靈”是指由於市場機制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外部環境的某種限制,而使得單純的市場機制無法把資源有效配置到最佳狀態。巨集觀調控是指由於市場調節的內在功能缺陷或侷限性而存在著“市場失靈”,需要國家採取一定的手段來進行的巨集觀調控。這時的巨集觀調控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辦不了的事情和“市場失靈”的問題,為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創造必要的環境和條件,從而保證巨集觀經濟目標順利實現。正是由於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巨集觀調控就成為必然[1]。巨集觀調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巨集觀調控能夠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市場機制並不是萬能的,存在著功能缺陷和不足。從中國目前經濟執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市場經濟的作用仍在不斷擴大,市場失靈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微觀經濟缺乏效率。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不能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具體表現為:第一,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公共產品是指它的供給能為大家所利用而不需要花費額外成本。公共產品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由於公共品無利或少利,很少有人自願提供,因而難以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供求平衡,需要政府實行巨集觀調控,有計劃地安排和提供。第二,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效應問題。所謂外部效應是指一個人或一個廠商的活動對其他人或其他廠商的外部影響,外部效應包括外部經濟與不經濟。外部經濟是指某些經濟單位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可以提高別的某些當事人的效益;外部不經濟是指某些經濟單位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降低了別的某些當事人的效益。由此可見,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會對其他當事人產生效應或負效應。由於企業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存在差異,外部效應無法通過市場價格來表現,市場機制調節對外部效應無能為力,往往導致產生諸如環境汙染等外部不經濟,甚至阻礙能為社會帶來巨大效益的事業的發展。第三,市場壟斷的存在。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存在著使廠商及其資源無法自由進出行業市場的障礙,會造成市場壟斷的存在,使得壟斷企業可以憑藉其優勢地位操縱市場和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壟斷會造成社會的效率損失、阻礙技術進步和創新。若在這種市場下,就會導致只有少數企業供給商品,而如果他按經濟上有效率的水平來生產,其利益就會受損。若按壟斷價格出售商品就會導致低效率,社會資源不能得到最優配置。第四,市場機制不能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2]。由於不同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要素數量和質量不同,競爭機會不均等,他們的收入必然會差距很大,出現分配的不公平。對市場分配不公平不加限制,會導致兩極分化,不僅會降低市場效率,還會引發社會矛盾。市場經濟以其效率價值高於倫理價值的原則,加大了社會平等、公平倫理制度建立的成本。在市場失靈,調節機制不能解決分配公平問題的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巨集觀調控。

　　二是巨集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在經濟週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猶如“野馬狂奔”。在市場經濟的執行中,一旦面臨突如襲來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時,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複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3]。1929―1933年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和當前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長期執行自由主義政策,任經濟自行發展的惡果。中國經濟正面臨國際經濟金融動盪的嚴峻考驗,但是,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中國巨集觀經濟執行的穩定性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強有力的巨集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目前,中國巨集觀經濟長期呈現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4萬億投資計劃使投資的增長加快,但作為拉動經濟的“三大馬車”要同時轉動才能使經濟健康、持續的增長。若投資單方面過度增長,在出口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接下來就會導致對投資收益率的悲觀預期,伴隨大量失業的經濟衰退就會隨之而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場失靈問題會不斷影響市場效率的發揮,引起巨集觀經濟的波動,這不能不使我們表示強烈的關注。面臨日趨激烈、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單靠市場作用是不行的,加強對經濟的巨集觀調控尤為必要。

　　2.巨集觀調控能夠減小市場價格調節引發的自發性和盲目性。任何社會化生產都必須按照社會需要的一定比例來分配社會勞動、優化資源配置,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使經濟主體多元化和經濟決策分散化,生產者和經營者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根據價格的波動作出決策,這樣,必然造成經濟活動的自發性和盲目性。一是市場訊號有可能失真。不能有效地引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使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二是即使市場訊號不失真,個別生產者和經營者,也不可能瞭解全部市場情況和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其決策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自發性和盲目性。三是市場上價格的波動,只能反映商品供求的短期動態,而不可能準確反映供求的長期動態,分散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根據市場訊號作出的決策也就難免帶有盲目性。此外,市場訊號具有滯後性,即從市場價格的變動到訊號反饋到生產者,再到生產者作決策,存在著一定的時間間隔,也會造成微觀決策的盲目性。四是市場調節屬於事後調節,儘管它可以通過自身機制的作用來糾正已出現的偏差和失衡,但它無法預防偏差和失衡的發生[4]。市場調節所引發的經濟活動的自發性的盲目性,必然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由於市場價格調節存在上述自發性和盲目性,需要巨集觀調控的制約與緩解。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食品價格上漲,政府實行了臨時價格管制並出臺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的九大措施,使市場價格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得以有效緩解。

　　3.巨集觀調控能夠維護市場秩序。市場競爭的結果會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是積極效應,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是消極效應,即容易在不同程度上帶來經濟秩序的某種紊亂現象[5]。由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他們受區域性利益驅動,其市場活動容易和社會整體利益發生衝突,使競爭機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甚至發生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違法活動。例如,假冒商標、商業賄賂、欺行霸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以及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這些不僅會損害消費者利益,還會導致市場紊亂,妨礙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執行帶來消極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市場經濟的自身的功能不能解決問題。2008年9月政府對嬰幼兒奶粉事件的果斷處置以及對2009年2月糖脂寧膠囊假藥致死人命案件的重拳出擊,都體現了政府維護市場秩序的巨集觀調控作用的發揮。

　　總之,“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幹預來彌補。凡是市場經濟都存在著失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特別是對於一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主要是一種區域性的功能性障礙。而在中國這樣欠發達的國家的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首先是因為工業化程度低、市場發育不健全、市場訊號扭曲等原因造成的,從而使市場失靈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了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6]。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受到了很大的侷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市場尚不規整,許多地方傾向集中動用一切可動用的資源,包括政府進行資源配置。按照發達的市場經濟的要求,個人、市場、社會和政府是有明確分工的,凡是個人、市場和社會能獨立承擔的事,任由個人、市場和社會來承擔。政府的作用雖然重要,但只起著促進性、輔助性的作用,如維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秩序;當市場失靈時可以採取與市場行為一致的過程的政府,目的在於最低限度地介入經濟過程,這種介入不在於扭曲經濟,而在於為市場競爭打通道路。政府在承擔一項事情時要考慮其正當性,比如在市場失靈時考慮政府糾正市場失靈問題是否會造成政府失靈,而且考慮政府失靈問題是否比市場失靈問題產生的不良後果更加嚴重。

　　1.“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所謂政府失靈,不同學者因研究角度不同對其概念有不同的界定。薩繆爾森給政府失靈所下的定義是:“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採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7]從中可以看出,薩繆爾森是從“手段”和“結果”及其比較中認識政府失靈的。據此,國內有的學者認為,“政府失靈一般是指用政府活動的最終結果判斷的政府活動過程的低效性和活動結果的非理想性”,“是從政府採取某種手段干預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前後結果的比較中得出的概念”[8]。另有學者指出,參照薩繆爾森的論述,可以將政府失靈的概念界定為,“它是指政府無力,或者不能達到相應公共目標,或者損害了市場效率,或者自身低效率執行的行為。”[9]“政府失靈”主要表現在:

　　一是政府的過度干預。即超出了所需要的範圍和力度,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功能之不足,相反,卻形成了對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限制,引起經濟關係的扭曲,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政府的無效干預。即干預的範圍和力度不夠,或干預的方式與目標選擇不合理,從而不足以彌補市場失靈和維護市場機制正常執行的合理需要。不能夠使市場的功能按照干預的目標正常地發揮作用。三是政府的失衡干預。政府活動損害了市場效率,而又沒有達到相應的公平目標。在公平與效率上,政府從長遠利益和社會穩定出發,往往在某些方面傾向於實行公平的政策,但如果實際結果既沒有達到公平目標要求,又犧牲了效率,就出現了政府失靈。

　　從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和合理調控的實踐看,“政府失靈”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

　　2.“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一是資訊的不完全性。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有效干預取決於對市場資訊的全面和準確地把握,但由於現代市場經濟系統的複雜性和變動性,使這種對資訊收集和處理的嚴格要求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從而政府的經濟決策往往不得不在資訊不完備的條件下做出,因而也就不能充分保證真正地反映和滿足市場迅速發展的狀況和需要。二是利益取向的非均衡性。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如同在經濟活動中一樣,政治領域中的個人同樣是自利的、理性的“經濟人”,政府機構中掌握權力的官員們關心的是如何謀求儲存和擴大自身的權力。由此看來政府就未必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它極有可能淪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手中的工具,而此時的政府幹預就會偏離和犧牲公眾利益,從而不能夠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政府幹預應超越短期利益和集團利益的制約,而著眼於全社會長遠發展的目標,在這一方面政府應具有相應的優勢。但實際上,政府仍不能體現完全的中性均衡原則,因而不能避免使經濟執行完全擺脫政治化的傾向。三是系統執行的低效性。政府系統的執行往往是通過行政力量推動,公共部門則普遍是缺乏市場競爭的領域。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和執行政府幹預政策的官員及管理者不可能具備私人企業相同的直接經濟利益動機,因而缺乏內在的動力和外在的壓力,容易造成浪費和無效。四是決策的誤差性。政府的決策有時候會發生失誤。由於受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完全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而作出的決策也不可能完全都正確,政府有時候也會犯錯誤。退一步說,即使一個政府是由最傑出、最有才幹的“賢人”組成的,但如何收集準確的資訊、作出可靠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仍然是一個問題[10]。正是由於政府的決策並非都是科學的,所以政府幹預絕不能過度。否則,就有可能造成資源配置失調,經濟秩序混亂,經濟發展受阻。

　　由於存在上述一些制約,再加上主觀對於客觀的認識往往存在一定的侷限,因此,在政府幹預市場經濟執行的過程中很難避免不確定性。政府幹預的時機、形式、力度和效果如果做不到合理地準確地把握,或合理地有效地評價與監督,則可能在克服市場作用自身的盲目性的同時,出現政府幹預的隨意性,給經濟執行帶來另一種不穩定因素[11]。當前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不力。新任總統奧巴馬錶示,他的振興計劃的一大要素,就是要加強對金融業的管制,以鼓勵銀行、評級機構和房貸經紀,以更負責任的行為辦事以及確保他們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3.“政府失靈”需要市場機制來彌補。政府在修補市場失靈上並不是萬能的,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政府都能修補。實踐證明,對於某些市場失靈,政府能夠修補,而對另一些市場失靈,政府可能無力去修補,如果勉強去修補,就會造成政府失靈。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的後果往往更嚴重。我們研究政府幹預的相關理論與政策,其目的就在於正確地限定政府幹預的合理界限,正確地選擇政府幹預的手段與方式,正確地發揮政府幹預的作用,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穩定發展。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幹預的政策失誤。

　　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幹預在注意彌補“市場失靈”的同時,又必須警惕釀成“政府失靈”,做到政府幹預的合理性、適度性和有效性,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均衡發展。同時,要使經濟有活力和效率,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一切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體現平等競爭的原則[12]。因為商品生產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形成的驅動力和市場競爭形成的強制力,使市場機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系統”,所以要使中國經濟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1.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自從亞當・斯密以後,放任的自由市場理論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占主導地位。以1929年西方經濟大危機和隨後的羅斯福新政為標誌,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經過長期的醞釀而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在理論上也誕生了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巨集觀經濟學,並從各個方面總結提出了一整套政府對經濟執行實行巨集觀管理和干預的經濟思想,其中關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幹預的觀點對於以往的理論進行了多方面的補充與發展,也最引人注目。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1973年的石油危機為起因,美國經濟進入了滯脹時期。在通脹率很高、而經濟增長又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根據凱恩斯理論制定的政府巨集觀調控政策失靈了,於是主張市場調節的芝加哥學派開始打破凱恩斯學派在美國經濟界的壟斷地位。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英美經濟再次轉入停滯甚至衰退,尤其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中產階級大批銀行存款投入共同基金,貨幣供應量已經與經濟活動水平脫節,迫使聯邦儲備委員會放棄將貨幣供應量作為巨集觀執行檢測指標。目前,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上任後又推出了一系列振興經濟的救市措施與方案,主張國家干預的新凱恩斯主義再次抬頭。這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整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政府從來都不是無所作為的。即使在古典的自由競爭時期,政府對經濟發展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其中某些作用方式事實上可以看做是現代市場條件下政府巨集觀管理方式的歷史淵源。一般來說,在古典自由競爭時期,國家是執行“守夜人”的職能,即為市場經濟的充分自由發展而創造和維護一個穩定的內外政治經濟環境,不像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此經常和如此廣泛地介入經濟活動。事實上,對於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歸根結底不在於是否有政府的干預,而在於政府幹預的程度和範圍[13]。

　　2.從邏輯的角度分析。市場機制與巨集觀調控應該是有機統一的。市場有缺陷,但資源配置仍要以市場為主體;政府也並非完美無缺,但經濟運行同樣離不開政府的巨集觀調控。市場和政府這兩個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政府和沒有市場的經濟都是一巴掌拍不響的經濟。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是經濟執行和資源配置的基礎,維護市場經濟的有效執行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中心內容,所謂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就是政府幹預機制看得見的手與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內在的合乎邏輯的統一。因此,政府幹預的作用絕不是要弱化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取代市場的作用,而是為市場的有效執行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秩序。我們應該徹底糾正傳統市場經濟體制中“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條,現在應該是:“管得最合適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隨著對政府幹預的有效性和侷限性在認識上的深化,人們經歷了從過去“市場失靈”而對政府幹預寄予很大的希望,又轉向由“政府失靈”而更多地寄希望於市場調節的變化。這種認識上的搖擺,使更為理性的人們提出了在現代經濟中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都有缺陷,也都不可缺少的論點,進而提出,能由市場調節的應交給市場去發揮作用,政府幹預,只能做到那些市場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的問題。政府幹預和調控應以市場為基礎,並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實行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動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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