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語境下傳媒公共領域的重塑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3日
西方語境下的公共領域與現代化
公共空間的結構與性質對社會變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同結構與性質的公共領域在現代化程序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場所，大致包含了大眾傳播媒介、公共知識分子、現代政黨等要素。
這一理論源於西方，所謂“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是以“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即建立在產權明晰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與交往為存在土壤的，獨立的大眾傳媒與公共知識分子紮根其上，廣泛而深刻地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為社會代言，而國家也藉由他們保持對社會的監控與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市民社會逐漸從重商主義與專制主義之下獲得解放。
技術、資本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動了近代西方的現代化：地理大發現以及隨後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與市民社會的勃興，民族國家逐漸形成，早期的發展以***與重商主義為特徵，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社會開始日益拒絕專制權力的介入。
傳媒在這一程序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傳媒自誕生起就以贏利為取向，以自立於國家之外的“第四等級”自居，通過資訊“無差別傳播”溝通社會，***，嚮導國民，雖然商業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媒介倫理的缺失，但總的看來，西方傳媒與國家之間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張力，在拒絕權力直接控制的同時，也維繫了社會的獨立與繁榮。
理論來自於特定歷史環境，不能強行套用，即便是“西方社會”，具體到不同國家仍存在著諸多不同：擁有“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分封制度與古老法制傳統的英國，專制王權對地方社會向來控制不強，15、16世紀的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英國的統治，“光榮革命”達成了新貴與專制王權的妥協，英國近代報刊也由此獲得了制度上的生存空間。而法國則因其國內階級成分複雜，社會矛盾尖銳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法國近代民族國家最終以共和國的形式出現，法國近代報刊的誕生較之其他國家更多戰鬥性，而普魯士市民社會面臨著諸侯割據與專制王權的雙重壓力，近代報刊多依附於專制王權，商業報紙則發展緩慢，遠遠落後於西歐諸國，脆弱的新聞自由直到二戰時期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保障。
“消極社會”與“依附型公共領域”——中國的情況
公共領域溝通了國家與社會，西方公共領域的發展雖存在個別差異，但仍存在很多共性：
首先是制度基礎，既法律對產權的保障，如《人權宣言》，美國憲法等都確認了這一原則。
其次是結構屬性，私有產權與普遍的商品交換賦予市民社會經濟權力的同時，也給予了公共領域獨立於國家控制的資本，公共領域同國家的張力始終存在。
最後是發展路徑，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市民社會壯大發展的過程也是公共領域不斷擴張轉型的過程，從革命報刊到政黨報刊再到商業傳媒，公共領域的轉型也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
然而，中西方社會無論是社會經濟形態還是地方組織形態，與國家制度都存在巨大差異，倘若將西方社會概括為“積極型”，那麼傳統中國則是“消極型”。
從經濟形態看，中國屬於馬恩經典作家定義的典型東方亞細亞社會（Asiaticsociety），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產權，即以法律形式表現的經濟所有制關係，正如經典作家總結，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鬥爭和軍事征服引起的社會政治結構的週期性變動，並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本質變革，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裡，自耕農依附於小塊土地，貧僱農依附於地主，手工業者則往往與農民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西方語境裡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含義也完全不同，在西方，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創造出來並從屬於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從“利出一孔”到“重農抑商”，限制商業活動是中國曆代統治者奉行的政策，有限的城市商業活動被嚴格限制，城市生活無法改變社會總體經濟形態。
在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組織形態方面，傳統的帝國政治體制精緻而複雜，在國家層面，皇帝及其血緣親屬構成了“家庭權力核心”，這一權力核心與為之服務的帝國官僚體系一道，組成了一個封閉的政治系統，這一系統拒絕社會參與，警惕社會權力的制度化介入，相反總是試圖將其控制力擴充套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在地方社會，族長、地主、士紳等地方精英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自治系統，在與官僚體系合作治理地方公共事務的同時，也通過所謂的“文化權力網路”控制地方。
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在這樣一種“帝國集權政府——地方士紳精英——民間草根社會”三層社會結構裡，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往往很難超越地方，輸入更高層級的政治系統，封閉的地方治理結構與帝國集權官僚體系，共同構成了民間社會利益表達的體制性障礙，這一表達的體制性障礙與小農社會個體權益意識的天然缺乏相結合，加劇了普通民眾國家認同感的淡薄與對鄉村之外公共政治生活缺乏瞭解，社會既無法凝聚與表達自身利益，也沒有順暢的參與渠道遏制權力的擴張，推動政治健康發展，一旦國家權力肆意妄為到一定程度，則會觸發社會的強勢反彈，進而改朝換代，如此往復構成了一個“國家——社會”消極互動，社會迴圈停滯的怪圈。
“消極型”社會帶來的是“依附性”公共領域：“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黨”在中國傳統語境裡只表示由個人利益與政治傾向而結成的小集團，既無直接的社會階級基礎，也沒有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間，以致連語意本身也略帶貶義，“朋黨之爭”被認為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近代意義上代表特定階級，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圍繞***展開爭奪的政黨並未出現，而知識分子與讀書人，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刺激下，將進入並依附於官僚系統作為目標，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不可想象，只有如李贄、黃宗羲等被摒棄或遊離於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才能在歷史上留下曠古之音，至於所謂“傳媒公共領域”，其依附性和消極性也非常明顯：
首先，官辦媒體始終佔據主流，有研究者認為，組織傳播而非大眾傳播是中國古代新聞傳播的基本屬性。①從唐代《邸報》到宋代《進奏院狀》再到明清官報，地方或中央官僚機構主辦的報紙，作為唯一合法存在佔據主流話語權，報紙既承載了官僚體系情報交流與社會控制的職能，自身也作為等級社會的一部分，將“士”以下的普通民眾排斥於受眾群體之外，這一傳播理念上可追溯到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論述，與“新聞即民主”相去甚遠，實踐中無法滿足社會所需的資訊流動。
其次，民間傳媒在夾縫中畸形發展，無法為公眾代言。市民小報以資訊傳播的高時效性與可讀性受到民間社會的歡迎，但在歷史上沒有制度存在的空間，實踐中屢遭打壓，從北宋到明清至民國，“報案”不斷，***更是登峰造極，“其惡已極,其罪至大”是對民間報紙的官方評價，從《大明律》到《大清律例》，“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重壓之下，存在已是勝利，為民代言只是奢望。
最後，媒介對技術革新不敏感，傳播技術利用率低下，一部新聞傳播史應當是媒介技術的發展史，當造紙術與印刷術在歐洲不斷實現技術上的自我革新，掀起陣陣思想狂飆的時候，在他們的祖國，四書五經與皇曆風水卻成為新技術的歸宿，傳播技術本身既沒有解放自己，也沒能解放重壓之下的媒體，從官文書到小冊子，古代報紙甚至連形態都很少革新。
總而言之，私有產權與商業活動的缺失，宗法社會地方治理體系的封閉，帝國權力網路的腐敗集權，加上重義輕利，漠視個體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缺乏變革自身的內在動力，市場是一種內生的力量，也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源動力，中國傳統社會並非絕對靜止，在特定歷史條件如苛捐雜稅、土地兼併、內外政策重大失誤等因素的激化下，會發生劇烈的變動以至於改朝換代，但它無法推動自身朝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發展，而只能要麼失敗，要麼作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將農業文明及其上層建築推向一個更為精緻的層面，走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迴圈，發展而非超越是中國“消極”社會的必然命運，所謂“公共領域”並不存在，正如晚清的近代化轉型始於帝國主義的槍炮，近代報紙的締造者同樣不是中國人，而當時國家緊迫的內外環境與救亡圖存的急切心情，也使得中國近代報刊並沒有遵循哈氏從“文學公共領域”向“政治公共領域”的成長路徑，而是在康梁們的大筆之下，直接邁向政治公共領域，為政治鬥爭服務了。
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與中國公共領域的重建
傳統社會無法產生足夠內生力推進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但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轉型的緊迫體現得越發明顯，鴉片戰爭后帝國的統治階層已經著手推動這一轉型，但積重難返使得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帝國主義世界掠奪體系的形成卻不容近代中國完成這一轉型，帝國統治者在幾次戰爭中就被徹底擊潰，喪失了信心，被迫向買辦化方向轉化。
民國的建立並未從實質上改變這一狀況，晚清以來，國家對社會的改造始終面臨兩個障礙，一是無法徹底擺脫外部勢力的影響，二是無法整合地方、中央政權，本質上更像一個身處中央的地方政權，缺乏對地方的足夠控制，而不得不與地方精英“共治”，並且因為不成功地加強地方控制的努力，地方精英還完成了從“保護性經紀人”到“掠奪性經紀人”，最後軍閥化的轉變，加劇了政權的腐敗與民眾的苦難，國家統一與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轉變更是無法落實。
即便如此，在政府直接控制的有限地區，特別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仍在成長，一批獨立知識分子與民族報刊出現了，北方成舍我的《世界日報》，上海民族化後的申、新二報以及新記《大公報》等。
與之相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中國革命基本解決了兩個難題：首先驅除了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同時打破了數千年來地方精英統治地方的格局，以革命化的，對地方實現有效控制的基層政權取而代之。這幾乎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但遺憾的是，鑑於險惡的內外部環境與意識形態的蘇聯化，國家選擇了另一條“現代化”道路：城市的全行業公私合營與農村集體公社的建立否定了私有產權，個人被“原子化”，納入“單位”與“集體”，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使得經濟畸形發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傳媒的國有化將公共領域再次納入國家，這一系列舉措雖然短時間內集中了資源，鞏固了***，但也為權力的過度擴張去除了結構障礙：高度集權傳播體制的建立使得媒體功能被閹割，成為政治傳聲筒，現象真實讓位於本質真實，新聞自由被批為資產階級法權，國家治理甚至被一度認為通過“一報兩刊”就可以完成，扭曲異化的媒體與失序的政治成為瘋狂時代的特定圖景。
對後發現代化國家，一方面，依靠權威政府推動轉型是必然的選擇，關鍵在於現代化的方向：保障產權、生產的現代化、培育成熟的民間社會、建設民主法制等等，從這個邏輯出發，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偉大且正確的，對於現代傳媒的建設，給予更多的寬容是必然的邏輯，這一邏輯投射到現實層面，無論從巨集觀制度還是微觀體制，還存在很多值得改進的空間，這對公共權力的遠見卓識與政治技巧是一項考驗；另一方面，現代化的大門一旦開啟，國家權力也並非可以完全控制，就傳播技術而言，無論是網路還是手機，新媒體內在蘊涵的革命性技術因素，一旦與社會發展與表達的渴望結盟，將形成拒絕國家控制的防火牆，並且隨著科技體系的躍進式與聯網式發展，這一內在革命性技術因素的含量，會呈現數量級的增加，進而導致國家控制的成本上升，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衝突的可能，這對執政者的智慧與社會的成熟將是共同的考驗。
注 釋：
①陽海洪、陽海燕：《泛組織傳播：對“孔孟”為中心的儒家傳播思想考察》，《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0）。
參考文獻：
1.巴林頓·摩爾著，拓夫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2.方漢奇主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
3.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保教知識與能力試題及答案
微博傳播環境中的話語領地分析
公共空間的結構與性質對社會變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同結構與性質的公共領域在現代化程序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場所，大致包含了大眾傳播媒介、公共知識分子、現代政黨等要素。
這一理論源於西方，所謂“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是以“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即建立在產權明晰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與交往為存在土壤的，獨立的大眾傳媒與公共知識分子紮根其上，廣泛而深刻地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為社會代言，而國家也藉由他們保持對社會的監控與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市民社會逐漸從重商主義與專制主義之下獲得解放。
技術、資本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動了近代西方的現代化：地理大發現以及隨後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與市民社會的勃興，民族國家逐漸形成，早期的發展以***與重商主義為特徵，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社會開始日益拒絕專制權力的介入。
傳媒在這一程序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傳媒自誕生起就以贏利為取向，以自立於國家之外的“第四等級”自居，通過資訊“無差別傳播”溝通社會，***，嚮導國民，雖然商業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媒介倫理的缺失，但總的看來，西方傳媒與國家之間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張力，在拒絕權力直接控制的同時，也維繫了社會的獨立與繁榮。
理論來自於特定歷史環境，不能強行套用，即便是“西方社會”，具體到不同國家仍存在著諸多不同：擁有“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分封制度與古老法制傳統的英國，專制王權對地方社會向來控制不強，15、16世紀的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英國的統治，“光榮革命”達成了新貴與專制王權的妥協，英國近代報刊也由此獲得了制度上的生存空間。而法國則因其國內階級成分複雜，社會矛盾尖銳導致了革命的爆發，法國近代民族國家最終以共和國的形式出現，法國近代報刊的誕生較之其他國家更多戰鬥性，而普魯士市民社會面臨著諸侯割據與專制王權的雙重壓力，近代報刊多依附於專制王權，商業報紙則發展緩慢，遠遠落後於西歐諸國，脆弱的新聞自由直到二戰時期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保障。
“消極社會”與“依附型公共領域”——中國的情況
公共領域溝通了國家與社會，西方公共領域的發展雖存在個別差異，但仍存在很多共性：
首先是制度基礎，既法律對產權的保障，如《人權宣言》，美國憲法等都確認了這一原則。
其次是結構屬性，私有產權與普遍的商品交換賦予市民社會經濟權力的同時，也給予了公共領域獨立於國家控制的資本，公共領域同國家的張力始終存在。
最後是發展路徑，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市民社會壯大發展的過程也是公共領域不斷擴張轉型的過程，從革命報刊到政黨報刊再到商業傳媒，公共領域的轉型也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
然而，中西方社會無論是社會經濟形態還是地方組織形態，與國家制度都存在巨大差異，倘若將西方社會概括為“積極型”，那麼傳統中國則是“消極型”。
從經濟形態看，中國屬於馬恩經典作家定義的典型東方亞細亞社會（Asiaticsociety），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產權，即以法律形式表現的經濟所有制關係，正如經典作家總結，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鬥爭和軍事征服引起的社會政治結構的週期性變動，並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本質變革，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裡，自耕農依附於小塊土地，貧僱農依附於地主，手工業者則往往與農民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西方語境裡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含義也完全不同，在西方，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創造出來並從屬於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從“利出一孔”到“重農抑商”，限制商業活動是中國曆代統治者奉行的政策，有限的城市商業活動被嚴格限制，城市生活無法改變社會總體經濟形態。
在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組織形態方面，傳統的帝國政治體制精緻而複雜，在國家層面，皇帝及其血緣親屬構成了“家庭權力核心”，這一權力核心與為之服務的帝國官僚體系一道，組成了一個封閉的政治系統，這一系統拒絕社會參與，警惕社會權力的制度化介入，相反總是試圖將其控制力擴充套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在地方社會，族長、地主、士紳等地方精英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自治系統，在與官僚體系合作治理地方公共事務的同時，也通過所謂的“文化權力網路”控制地方。
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在這樣一種“帝國集權政府——地方士紳精英——民間草根社會”三層社會結構裡，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往往很難超越地方，輸入更高層級的政治系統，封閉的地方治理結構與帝國集權官僚體系，共同構成了民間社會利益表達的體制性障礙，這一表達的體制性障礙與小農社會個體權益意識的天然缺乏相結合，加劇了普通民眾國家認同感的淡薄與對鄉村之外公共政治生活缺乏瞭解，社會既無法凝聚與表達自身利益，也沒有順暢的參與渠道遏制權力的擴張，推動政治健康發展，一旦國家權力肆意妄為到一定程度，則會觸發社會的強勢反彈，進而改朝換代，如此往復構成了一個“國家——社會”消極互動，社會迴圈停滯的怪圈。
“消極型”社會帶來的是“依附性”公共領域：“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黨”在中國傳統語境裡只表示由個人利益與政治傾向而結成的小集團，既無直接的社會階級基礎，也沒有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間，以致連語意本身也略帶貶義，“朋黨之爭”被認為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近代意義上代表特定階級，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圍繞***展開爭奪的政黨並未出現，而知識分子與讀書人，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刺激下，將進入並依附於官僚系統作為目標，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不可想象，只有如李贄、黃宗羲等被摒棄或遊離於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才能在歷史上留下曠古之音，至於所謂“傳媒公共領域”，其依附性和消極性也非常明顯：
首先，官辦媒體始終佔據主流，有研究者認為，組織傳播而非大眾傳播是中國古代新聞傳播的基本屬性。①從唐代《邸報》到宋代《進奏院狀》再到明清官報，地方或中央官僚機構主辦的報紙，作為唯一合法存在佔據主流話語權，報紙既承載了官僚體系情報交流與社會控制的職能，自身也作為等級社會的一部分，將“士”以下的普通民眾排斥於受眾群體之外，這一傳播理念上可追溯到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論述，與“新聞即民主”相去甚遠，實踐中無法滿足社會所需的資訊流動。
其次，民間傳媒在夾縫中畸形發展，無法為公眾代言。市民小報以資訊傳播的高時效性與可讀性受到民間社會的歡迎，但在歷史上沒有制度存在的空間，實踐中屢遭打壓，從北宋到明清至民國，“報案”不斷，***更是登峰造極，“其惡已極,其罪至大”是對民間報紙的官方評價，從《大明律》到《大清律例》，“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重壓之下，存在已是勝利，為民代言只是奢望。
最後，媒介對技術革新不敏感，傳播技術利用率低下，一部新聞傳播史應當是媒介技術的發展史，當造紙術與印刷術在歐洲不斷實現技術上的自我革新，掀起陣陣思想狂飆的時候，在他們的祖國，四書五經與皇曆風水卻成為新技術的歸宿，傳播技術本身既沒有解放自己，也沒能解放重壓之下的媒體，從官文書到小冊子，古代報紙甚至連形態都很少革新。
總而言之，私有產權與商業活動的缺失，宗法社會地方治理體系的封閉，帝國權力網路的腐敗集權，加上重義輕利，漠視個體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缺乏變革自身的內在動力，市場是一種內生的力量，也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源動力，中國傳統社會並非絕對靜止，在特定歷史條件如苛捐雜稅、土地兼併、內外政策重大失誤等因素的激化下，會發生劇烈的變動以至於改朝換代，但它無法推動自身朝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發展，而只能要麼失敗，要麼作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將農業文明及其上層建築推向一個更為精緻的層面，走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迴圈，發展而非超越是中國“消極”社會的必然命運，所謂“公共領域”並不存在，正如晚清的近代化轉型始於帝國主義的槍炮，近代報紙的締造者同樣不是中國人，而當時國家緊迫的內外環境與救亡圖存的急切心情，也使得中國近代報刊並沒有遵循哈氏從“文學公共領域”向“政治公共領域”的成長路徑，而是在康梁們的大筆之下，直接邁向政治公共領域，為政治鬥爭服務了。
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與中國公共領域的重建
傳統社會無法產生足夠內生力推進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但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轉型的緊迫體現得越發明顯，鴉片戰爭后帝國的統治階層已經著手推動這一轉型，但積重難返使得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帝國主義世界掠奪體系的形成卻不容近代中國完成這一轉型，帝國統治者在幾次戰爭中就被徹底擊潰，喪失了信心，被迫向買辦化方向轉化。
民國的建立並未從實質上改變這一狀況，晚清以來，國家對社會的改造始終面臨兩個障礙，一是無法徹底擺脫外部勢力的影響，二是無法整合地方、中央政權，本質上更像一個身處中央的地方政權，缺乏對地方的足夠控制，而不得不與地方精英“共治”，並且因為不成功地加強地方控制的努力，地方精英還完成了從“保護性經紀人”到“掠奪性經紀人”，最後軍閥化的轉變，加劇了政權的腐敗與民眾的苦難，國家統一與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轉變更是無法落實。
即便如此，在政府直接控制的有限地區，特別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仍在成長，一批獨立知識分子與民族報刊出現了，北方成舍我的《世界日報》，上海民族化後的申、新二報以及新記《大公報》等。
與之相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中國革命基本解決了兩個難題：首先驅除了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同時打破了數千年來地方精英統治地方的格局，以革命化的，對地方實現有效控制的基層政權取而代之。這幾乎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但遺憾的是，鑑於險惡的內外部環境與意識形態的蘇聯化，國家選擇了另一條“現代化”道路：城市的全行業公私合營與農村集體公社的建立否定了私有產權，個人被“原子化”，納入“單位”與“集體”，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使得經濟畸形發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傳媒的國有化將公共領域再次納入國家，這一系列舉措雖然短時間內集中了資源，鞏固了***，但也為權力的過度擴張去除了結構障礙：高度集權傳播體制的建立使得媒體功能被閹割，成為政治傳聲筒，現象真實讓位於本質真實，新聞自由被批為資產階級法權，國家治理甚至被一度認為通過“一報兩刊”就可以完成，扭曲異化的媒體與失序的政治成為瘋狂時代的特定圖景。
對後發現代化國家，一方面，依靠權威政府推動轉型是必然的選擇，關鍵在於現代化的方向：保障產權、生產的現代化、培育成熟的民間社會、建設民主法制等等，從這個邏輯出發，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偉大且正確的，對於現代傳媒的建設，給予更多的寬容是必然的邏輯，這一邏輯投射到現實層面，無論從巨集觀制度還是微觀體制，還存在很多值得改進的空間，這對公共權力的遠見卓識與政治技巧是一項考驗；另一方面，現代化的大門一旦開啟，國家權力也並非可以完全控制，就傳播技術而言，無論是網路還是手機，新媒體內在蘊涵的革命性技術因素，一旦與社會發展與表達的渴望結盟，將形成拒絕國家控制的防火牆，並且隨著科技體系的躍進式與聯網式發展，這一內在革命性技術因素的含量，會呈現數量級的增加，進而導致國家控制的成本上升，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衝突的可能，這對執政者的智慧與社會的成熟將是共同的考驗。
注 釋：
①陽海洪、陽海燕：《泛組織傳播：對“孔孟”為中心的儒家傳播思想考察》，《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0）。
參考文獻：
1.巴林頓·摩爾著，拓夫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2.方漢奇主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
3.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微博傳播環境中的話語領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