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語境中奈保爾小說多元化主題研究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14日
編者按：文學是人的符號性存在方式。換一種說法，文學就是人學。人這一現象十分複雜，其一種體現方式是多元統一體。因此，文字主題的多元性是文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何善秀、李宗的文章就是這一理念的階段性成果。大工業化及大工業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程序，但也給人類帶來了不小的災難，文化、精神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屬此列。所以，相關現象成為文學研究的另一個論題。樑中賢、於雲玲的文章當屬這一論題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提 要：享譽文壇的後殖民作家奈保爾始終關注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訴求及錯位生存狀態。他通過自己的敘述，對亞非拉後殖民家園進行全面書寫，構建一個多元的、超越性的文學世界。本文結合後殖民“第三空間”理論，以他的文字分析為基礎，解析奈保爾小說的多元化主題。
關鍵詞：“第三空間”; 後殖民; 多元化
The Study on Pluralistic Theme in Naipaul’s Novels under Postcolonial Context
He Shan?xiu Li zong
V. S. Naipaul, a worldly famous postcolonial writer, always expressed his unchanged concern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of immigrant writers and thEir displaced living state. His creative writing, in which he has build a pluralistic literary world that transcends racial barriers, serves as a panorama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 postcolonial period. Based theoretically on Homi Baba’s A Third Space, his major works are discussedin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themes.
1 漂泊於“第三空間”：奈保爾的兩難文化抉擇
奈保爾是典型的後殖民作家，是一個雙重移民。他祖籍印度，幼年卻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長大。在特立尼達，奈保爾所屬的亞裔印度人作為一個族群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既非土著也非主人。奈保爾雖生活在當地印度社群裡，但他從小受其父影響，深愛英國文化和英國文學，在殖民地學校接受的也主要是西方文學傳統。特立尼達是奈保爾的出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薰陶的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是印度教徒後裔，卻疏離印度的文化傳統。後到英國求學，工作期間，雖定居英國，使用英語寫作，獲得英國國籍，但他始終感覺是外來者，一個前殖民地人。在英國，他受到歐洲正統思想的薰陶，西方崇尚的個體價值、自由以及理性主義與印度的宿命論、形而上學的印度哲學、消極的人生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沖突，這不能不使奈保爾感受到強烈的衝擊以及思想上的分裂。三訪印度的奈保爾經歷了從回家的激動、身份的認同感到辛辣的批判、局外人的視角，對於印度奈保爾始終處於既親近又疏離的兩難抉擇中。他在1962年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故國之行後總結說，“直到返回倫敦, 身為一個無家可歸的異鄉人, 我才猛然醒悟, 過去一年中, 我的心靈是多麼地接近消極的、崇尚虛無的印度傳統文化; 它已經變成我的思維和情感的基石”。同時，他又發現，一旦回到自己賴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間，“印度精神悄悄地從身邊溜走了。在我的感覺中，它就像一個我永遠無法完整表達，從此再也捕捉不回來的真理”（奈保爾 2003a： 403）。在母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他始終面臨既親近又疏離的兩難抉擇。
霍米·巴巴在專著《文化的定位》中創立並闡釋了 “第三空間”概念，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在宿主文化中的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人們生活在“第三空間”這一觀點。巴巴認為他們居住在一個“文化之間”的狀態。巴巴指出,“第三空間”是指“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會開啟一片‘罅隙性空間’***interstitial space*** 、一種罅隙的時間性，它既反對返回到一種原初性‘本質主義’的自我意識，也反對放任於一種‘過程’中的無盡的分裂的主體”（生安峰 2005： 298），它並非是差異的或抗爭性的立場位置的大結合，相反它“既非這個也非那個***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是無意識的、不確定的和“本身是無法表述的”（Bhabha 1994： 36-37）。雙重的移民身份，兩種文化既無法割捨又不被接納，奈保爾漂泊在一個非此非彼的空間裡。無論是在特立尼達人、印度人眼裡還是在西方世界看來，奈保爾都是外來人；奈保爾無論身處何地，都深刻體會到無家可歸。
2 開創自己的第三空間：多元化主題的文學世界
自1954年創作第一部小說《米格爾街》，奈保爾就開始了對後殖民家園的書寫。這是一部回憶錄式的小說系列，他始終以一種諷刺性的幽默記錄他童年對家鄉英屬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的印象。通過一個印度裔小男孩的視角，他諷刺了米格爾街的種種愚昧和混沌，描寫了眾多小人物麻木、毫無希望的生活，又同情於街上的人們樸實的無知和天真。1961年，奈保爾發表其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它講述了印度裔婆羅門莫洪·比斯瓦斯先生為尋找一處屬於自己的房子奮鬥一生,用他的人生經歷再現了特立尼達尋求獨立的歷史過程（李雪 2003：146）。這兩部奈保爾的早期作品都是對前殖民的芸芸眾生不幸和悲慘生活的刻畫，那裡充滿了貧窮、墮落、屈辱、孤單和悲觀，反映了宗主國文化思想在前殖民的殘留及其深遠影響。印度是奈保爾想象和記憶中的家鄉，他3次回到印度，把對母國的印象和感受記錄在他的《印度三部曲》中。其中，有他對母國割捨不去的思念，也有他對印度撲面而來的貧窮的現實、骯髒的環境、擁擠的人群、階級種族觀念和社會的混亂無序的批評。他肯定了英國文化對印度發展起了一定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由於印度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中，雖然獨立後國家獲得了主權，但千年來受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規訓甚至覆蓋，印度的精神世界處於混沌之中。他認為在獲得新生後何去何從，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上，印度採取了向後看的態度。在對出生之地、祖先之地，從後殖民的視角清醒而批判地描寫後，奈保爾將他的視野擴充套件到整個亞非拉第三世界。他遊歷於比他的特里尼達大得多、比他的印度故鄉廣得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並對這一帝國的邊緣進行了全面的、多元的書寫。
2011年 何善秀 李 宗 第1期
上個世紀70年代起，奈保爾先後走訪了剛果、盧安達、蒲隆地等，出版了 《自由國度》和 《河灣》。《自由國度》由5個故事連綴而成，是奈保爾的重要作品，獲1971年布克獎。在這部作品中，奈保爾在序曲中敘寫了無名氏流浪漢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獨與怪異的性格，在尾聲著力描述了埃及的貧窮，也展示了中國人樂觀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在主要故事《自由國度》中，他圍繞自由這一主題，揭露了殖民者在文化、精神領域的影響和滲透，清醒地指出原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逝去後，處於表面獲得自由，精神上卻處於麻木的“不自由”狀態。《自由國度》中有多處對非洲軍人的描寫：“那些非洲士兵們卻半閉著眼睛，神情恍惚，彷佛在跳著一種叢林舞蹈”（奈保爾 2008：217）；“軍隊裡的伙食吃得這些非洲人腸圓肚肥，腰粗腿壯，而那個以色列教官卻矮小單薄、非常瘦弱”（奈保爾 2008： 218）；“隔一段時間就有軍隊的卡車慢慢地開過去。綠色的軍便帽下面是士兵們肥胖而沒有表情的臉，早上洗過，臉色依然暗黑”；軍人的天職本為保衛疆土，但與其他瘦骨嶙峋的非洲人形成鮮明對比，“山谷裡的非洲人往往很瘦，衣衫襤褸。而這個士兵燙過的制服緊緊包裹著他渾圓的胳膊、大腿和士兵特有的圓肚子”（奈保爾 2008： 267）；非洲的軍人養尊處優，卻冷酷無情地毒打自己的同胞，剝奪他們最後一點尊嚴，非洲人僅僅因為這些是國王這一部落的，“他們是國王這一部落的黑人……他們穿衣蔽體，修建道路。但是他們作為自由人曾經擁有的這種尊嚴已經被剝奪了……有些人被捆了起來，按照叢林的傳統方法，脖子靠脖子，三四個人一組，好像要賣給販賣奴隸的商人一樣。所有人身上都帶著血跡和被毆打後的紅褐色。有一兩個看上去奄奄一息”。 文中的“自由人”在殖民者離去後獲得短暫的自由，再次淪為奴隸，不同的是，被自己的同胞兄弟奴役。作品體現了作家深切的人文關懷：殖民者離去之後，部落之間結怨已久，隨著各自的獨立，彼此間的不安愈發嚴重，領地之爭重將非洲置於戰亂之中。精神迷茫、無所適從的非洲人何處尋找真正的自由？這部小說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歐洲殖民者在對非洲國家實行殖民的兩種態度：小說主人公琳達和鮑比分別代表了強硬派和溫和派。在琳達眼裡，黑人是未經教化的人種，她“從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會種地”（奈保爾 2008：137），認為“他們都應該生活在叢林裡”。她將搭便車的非洲人中途趕下車，浸泡在雨中，並認為“味道真難聞”,“絕對是歹徒。我可不想僅僅因為太善良不願對非洲人粗魯而送了命”。她視非洲人愚昧、低劣；看見穿著新衣服的非洲人，她堅信，“山上面的某個地方，他們脫光了漂亮的新衣服，正光著身子跳舞，手拉手一起***。總統可能給他們送去了一份上好的糞便”（奈保爾 2008： 207）。鮑比為尋找自由來到非洲，他美好的初衷是“我來這裡是服務的，我不是來告訴他們如何管理這個國家的”。沉浸在殖民主義思想中的鮑比逐漸自我分裂，性格中既有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態：“我是一個政府官員”，“你怎麼敢把你的背對著我，當我叫你的時候”；也有對非洲人的同情和悔意：“我已經毀了他可憐的一點尊嚴”（奈保爾 2008：187）。在獨立後的非洲大陸，如果不徹底根除思想上的殖民，對自由的追求註定失敗。奈保爾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敘述，他突破了自身族裔性的侷限，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戰後跨越亞、非、歐美的全景圖。
《河灣》是奈保爾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薩林姆是居住在東非海岸的印度裔青年，其祖先也是由於殖民主義時代的人口遷移來到非洲海岸，故事的主要人物有來自阿拉伯、葡萄牙和波斯等其他地方的移民。“不過我們不能把自己說成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這些地方的人比較起來，我們感覺自己是非洲人。”作者淡化人物民族身份，故事中人物的經歷，代表了後殖民社會人民的共同經歷；作者並未給出確切的地名，因此河灣鎮就具有普遍意義，小鎮代表了獨立後整個非洲國家，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獨立後的狀況。模仿是該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殖民者離去後，缺乏歷史、文化根基的後殖民社會不能適應新時代環境的要求，為了尋求自身發展，後殖民國家政治、經濟及文化各個層面模仿西方國家先進模式，但又未能考慮到自身實際情況，盲目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災難，使後殖民非洲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河灣》中，獨立後的領導人總統全盤模仿前宗主國政治理念和具體措施。他建立的“新領地”，實際是非洲的小歐洲，是歐洲的移植，“非洲式的非洲將要退讓”了：士兵們充當導遊，穿著破爛衣裳的非洲人在新領地說粗話，閒逛。輝煌的仿歐式建築耗費巨資，只為了滿足總統個人對歐洲的憧憬。極具諷刺的是耕種非洲現代模範農場的6輛拖拉機“在空地上一字排開，都已經生鏽，周圍長滿了野草”（奈保爾 2003b：105）。儘管總統刻意穿著非洲風格的服飾，但他大搞西方式個人崇拜，下令全國各處懸掛自己的照片，帶領所有政府官員朝拜自己母親的村莊，建立聖母像；他仿效西方國家領導人，發表電臺演講，宣揚多數非洲人無法理解的西方理念。他的思想語錄《格言錄》成為官員們謀利的工具，孩子們則不得不在泥濘中舉著他的語錄，高呼他的名字；他僱傭西方學者當自己的智囊團，就連他向自己顧問的妻子問候的方式也是從戴高樂那裡學來的。《河灣》中本地非洲人幾乎都被描繪成拙劣的模仿者。這些剛剛脫離殖民統治的人盲目模仿前宗主國或發達國家,模仿發達國家人民的奢侈生活。“我”向費爾迪南炫耀廉價的“他們”發明的雙筒望遠鏡和高階相機，“彷彿這些東西的設計發明也有我們的一份功勞”（奈保爾 2003b：44）。他們只對新東西甚至現代化的東西感興趣, 但他們都只是在盲目地消費西方來的現代化商品, 根本不瞭解這些東西的用途, 衛生間裡的抽水馬桶竟然被用來泡木薯。“我們製造不了, 但可以買進賣出。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原理是什麼。只要有錢, 就可以把這些神奇的東西吸收到叢林深處來, 讓我們如此隨意地買進賣出!” 對新一代非洲人的關注：費爾迪南是新一代的非洲青年的代表，他上公立學校，穿著顏色鮮豔的運動夾克，“無疑，他覺得這樣就能顯示他從歐洲老師那裡學到的風度”（奈保爾 2003b：46）。非洲人甚至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權運動,主人公薩林姆家鄉——非洲東海岸發生了黑人起義，“非洲人終於把阿拉伯人（其實他們和服侍他們的非洲人已經沒有什麼兩樣了）打倒了”（奈保爾 2003b：28）。據薩林姆的僕人——一個孩子說，“他們一個個凶神惡煞的樣子，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長的”；“受害者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人”（奈保爾 2003b：31）。為了模仿的黑人民權運動，導致非洲人為了反抗而反抗，屠殺與他們沒有什麼兩樣的亞洲人，歐美的報紙竟然大力吹捧和讚賞。在奈保爾的另一部作品《抵達之謎》中，作者揭示了飽嘗白人歧視的非洲人模仿白人，歧視其他人種。在一次海上旅途中，文中 “我”因種族歧視被安排在單獨的艙室。當一個黑人，與“我”一樣，也是前英屬殖民地特立尼達人被安排與“我”同住時，他堅持拒絕，要求與白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是有色人種（奈保爾 2006：128）。奈保爾以局外人的角度，指出盲目模仿必然會使非洲更加混亂，極端保守主義只會導致歷史的倒退。《河灣》中，他揭示了土著對西方文明既依賴又害怕仇視的矛盾心態。“毀了小鎮，他們又感到難受。他們又盼望這裡出現繁榮。現在，小鎮真地露出了一點生機，他們卻又害怕起來。”（奈保爾 2003b： 68） 在剛獨立時，他們毀滅了殖民者留下的一切來表示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怒，然而趕走一切外國人，拒絕接受外來的一切，號召非洲人重返殖民前的狀況，重返叢林並不能解決非洲物質文明的匱乏和獨立後精神世界的混亂。
奈保爾在作品中還深刻思索第三世界婦女和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非洲婦女深受多重壓迫，遭到白人、當地亞裔移民甚至本地非洲人的歧視，與動物的地位無異，甚至被妖魔化，如《河灣》中費爾迪南母親扎貝思。在《自由國度》和《告訴我殺了誰》中，“我”的表弟和弟弟是第三世界國家知識分子的典型，都肩負祖輩的重擔，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結果都成了失敗者，變成西方世界裡“晃晃悠悠、無所事事”的人。《河灣》中因達爾在宗主國接受歐洲文明，結識了一位對非洲事務感興趣的美國人，加入了一個歐洲援非組織。從此，他開始出入各個大學講學，談論非洲的美好前景。後發現自己只是被白人利用的工具，同時回到非洲的生活讓他清楚地看到獨立後的非洲的陰暗面、貧窮以及落後，政治上盲目模仿導致局面混亂、官員腐敗、文化虛無，個人通過知識改變國家命運的努力同樣也以失敗告終。
80年代，奈保爾走訪了剛果、阿根廷、烏拉圭，著有《剛果日記》和《伊娃·庇隆歸來》；80年代和90年代後期，分別走訪了當代世界最富有爭議的地區——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並出版遊記《在信徒中間：在伊斯蘭地區的旅行》；後來他又遊歷了上述4個非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出版作品《難以置信》。在作品中，他對於伊斯蘭教的批評尤其嚴厲,曾將伊斯蘭教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與“殖民主義”相比較,如此刻薄、大膽的批評引起伊斯蘭世界軒然大波，也令西方左派和極右派都對他的言行極為不滿。然而,在這些刻薄言辭的背後,我們所看到的是他作為一個正直誠實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及其對於廣大被壓迫者和倍受愚弄的“邊緣社會”人們命運的終極關懷。
與此前特立尼達的童年追憶、印度的尋根相比，奈保爾撕毀自身族裔的標籤、文化身份的屬性爭議，從一個“無根人”的角度，深刻、清晰地描繪了廣大的前殖民地區在殖民者撤離後的生活狀態，寄託了他深刻和廣泛的人文關懷。這種族裔的突破、巨集觀的書寫角度賦予他的作品世界意識和多元的特性。
3 結束語
雙重的移民背景、雙重的文化身份，對故國難以抉擇的情感註定奈保爾無法真正融入任何一種文化，唯一的選擇就是永遠的漂泊。奈保爾在自己的文學世界裡創造了一個第三空間，既非此亦非彼的空間。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再眷戀本土,而是自願地在外漂流,尋找自己“想象中的家園”。多元複合的文化背景使奈保爾具備了理解文化差異的必要素質,也使他更能深刻體會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差異意味著什麼, “他在東西方兩大文化範疇之間徘徊:既有文化依賴又有文化反抗”（崔新梅 2005：35）。這些都成為積聚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底蘊。漂流生活中他寫下了很多文化考察性的旅行志體小說和自傳體小說,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亞洲的伊斯蘭國家。他深刻地描寫了深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區等發展中國家的動盪不安、暴力和絕望。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他將對人類命運的關切融入歷史描寫之中，是繼康拉德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編年史作家（阮學勤 2002：133）。他是一個無根人，正因為他這種遊移不定的漂泊狀態，這種對於兩種文化進退維谷的處境，使得他獲得了觀察世界和人生的有利地位。他選擇世界範圍的遊歷，旅行拓寬了奈保爾的視野，他從關注自身的文化身份昇華到整個第三世界獨立後的文化狀態，從個人家園的尋找上升到世界公民的高度，為戰後人類的命運注入自己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了巨集觀的家園。從早期的尋根之旅到中後期世界之旅，是他從移民作家到世紀性作家的成長過程，奈保爾通過自己的敘述建立了自己的第三空間，即一個巨集大的、普世性的人類家園。正如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所說，“維.蘇. 奈保爾是一個文學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內心，在他獨一無二的話語裡，他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家”（阮學勤 2002：133）。也許，他只有在自己多樣化的文學世界裡才能找到暫時的滿足。
參考文獻
崔新梅. 在帝國的背後抵達或流浪——論奈保爾的文學世界［J］.平頂山學院學報, 2005***1***.
李 雪. 奈保爾《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後殖民解讀［J］.學術交流, 2003***3***.
奈保爾. 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M］.北京:三聯書店, 2003a.
奈保爾. 河灣［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3b.
奈保爾. 抵達之謎［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6.
奈保爾. 自由國度［M］.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阮學勤（譯）. 瑞典文學院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J］.世界文學, 2002 ***1***.
生安峰. 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初探［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94.
果園的生態符號意義
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義思想比較
提 要：享譽文壇的後殖民作家奈保爾始終關注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訴求及錯位生存狀態。他通過自己的敘述，對亞非拉後殖民家園進行全面書寫，構建一個多元的、超越性的文學世界。本文結合後殖民“第三空間”理論，以他的文字分析為基礎，解析奈保爾小說的多元化主題。
關鍵詞：“第三空間”; 後殖民; 多元化
The Study on Pluralistic Theme in Naipaul’s Novels under Postcolonial Context
He Shan?xiu Li zong
V. S. Naipaul, a worldly famous postcolonial writer, always expressed his unchanged concern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of immigrant writers and thEir displaced living state. His creative writing, in which he has build a pluralistic literary world that transcends racial barriers, serves as a panorama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 postcolonial period. Based theoretically on Homi Baba’s A Third Space, his major works are discussedin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themes.
1 漂泊於“第三空間”：奈保爾的兩難文化抉擇
奈保爾是典型的後殖民作家，是一個雙重移民。他祖籍印度，幼年卻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長大。在特立尼達，奈保爾所屬的亞裔印度人作為一個族群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既非土著也非主人。奈保爾雖生活在當地印度社群裡，但他從小受其父影響，深愛英國文化和英國文學，在殖民地學校接受的也主要是西方文學傳統。特立尼達是奈保爾的出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薰陶的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是印度教徒後裔，卻疏離印度的文化傳統。後到英國求學，工作期間，雖定居英國，使用英語寫作，獲得英國國籍，但他始終感覺是外來者，一個前殖民地人。在英國，他受到歐洲正統思想的薰陶，西方崇尚的個體價值、自由以及理性主義與印度的宿命論、形而上學的印度哲學、消極的人生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沖突，這不能不使奈保爾感受到強烈的衝擊以及思想上的分裂。三訪印度的奈保爾經歷了從回家的激動、身份的認同感到辛辣的批判、局外人的視角，對於印度奈保爾始終處於既親近又疏離的兩難抉擇中。他在1962年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故國之行後總結說，“直到返回倫敦, 身為一個無家可歸的異鄉人, 我才猛然醒悟, 過去一年中, 我的心靈是多麼地接近消極的、崇尚虛無的印度傳統文化; 它已經變成我的思維和情感的基石”。同時，他又發現，一旦回到自己賴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間，“印度精神悄悄地從身邊溜走了。在我的感覺中，它就像一個我永遠無法完整表達，從此再也捕捉不回來的真理”（奈保爾 2003a： 403）。在母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他始終面臨既親近又疏離的兩難抉擇。
霍米·巴巴在專著《文化的定位》中創立並闡釋了 “第三空間”概念，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在宿主文化中的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人們生活在“第三空間”這一觀點。巴巴認為他們居住在一個“文化之間”的狀態。巴巴指出,“第三空間”是指“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會開啟一片‘罅隙性空間’***interstitial space*** 、一種罅隙的時間性，它既反對返回到一種原初性‘本質主義’的自我意識，也反對放任於一種‘過程’中的無盡的分裂的主體”（生安峰 2005： 298），它並非是差異的或抗爭性的立場位置的大結合，相反它“既非這個也非那個***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是無意識的、不確定的和“本身是無法表述的”（Bhabha 1994： 36-37）。雙重的移民身份，兩種文化既無法割捨又不被接納，奈保爾漂泊在一個非此非彼的空間裡。無論是在特立尼達人、印度人眼裡還是在西方世界看來，奈保爾都是外來人；奈保爾無論身處何地，都深刻體會到無家可歸。
2 開創自己的第三空間：多元化主題的文學世界
自1954年創作第一部小說《米格爾街》，奈保爾就開始了對後殖民家園的書寫。這是一部回憶錄式的小說系列，他始終以一種諷刺性的幽默記錄他童年對家鄉英屬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的印象。通過一個印度裔小男孩的視角，他諷刺了米格爾街的種種愚昧和混沌，描寫了眾多小人物麻木、毫無希望的生活，又同情於街上的人們樸實的無知和天真。1961年，奈保爾發表其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它講述了印度裔婆羅門莫洪·比斯瓦斯先生為尋找一處屬於自己的房子奮鬥一生,用他的人生經歷再現了特立尼達尋求獨立的歷史過程（李雪 2003：146）。這兩部奈保爾的早期作品都是對前殖民的芸芸眾生不幸和悲慘生活的刻畫，那裡充滿了貧窮、墮落、屈辱、孤單和悲觀，反映了宗主國文化思想在前殖民的殘留及其深遠影響。印度是奈保爾想象和記憶中的家鄉，他3次回到印度，把對母國的印象和感受記錄在他的《印度三部曲》中。其中，有他對母國割捨不去的思念，也有他對印度撲面而來的貧窮的現實、骯髒的環境、擁擠的人群、階級種族觀念和社會的混亂無序的批評。他肯定了英國文化對印度發展起了一定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由於印度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中，雖然獨立後國家獲得了主權，但千年來受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規訓甚至覆蓋，印度的精神世界處於混沌之中。他認為在獲得新生後何去何從，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上，印度採取了向後看的態度。在對出生之地、祖先之地，從後殖民的視角清醒而批判地描寫後，奈保爾將他的視野擴充套件到整個亞非拉第三世界。他遊歷於比他的特里尼達大得多、比他的印度故鄉廣得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並對這一帝國的邊緣進行了全面的、多元的書寫。
2011年 何善秀 李 宗 第1期
上個世紀70年代起，奈保爾先後走訪了剛果、盧安達、蒲隆地等，出版了 《自由國度》和 《河灣》。《自由國度》由5個故事連綴而成，是奈保爾的重要作品，獲1971年布克獎。在這部作品中，奈保爾在序曲中敘寫了無名氏流浪漢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獨與怪異的性格，在尾聲著力描述了埃及的貧窮，也展示了中國人樂觀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在主要故事《自由國度》中，他圍繞自由這一主題，揭露了殖民者在文化、精神領域的影響和滲透，清醒地指出原殖民地人民在帝國逝去後，處於表面獲得自由，精神上卻處於麻木的“不自由”狀態。《自由國度》中有多處對非洲軍人的描寫：“那些非洲士兵們卻半閉著眼睛，神情恍惚，彷佛在跳著一種叢林舞蹈”（奈保爾 2008：217）；“軍隊裡的伙食吃得這些非洲人腸圓肚肥，腰粗腿壯，而那個以色列教官卻矮小單薄、非常瘦弱”（奈保爾 2008： 218）；“隔一段時間就有軍隊的卡車慢慢地開過去。綠色的軍便帽下面是士兵們肥胖而沒有表情的臉，早上洗過，臉色依然暗黑”；軍人的天職本為保衛疆土，但與其他瘦骨嶙峋的非洲人形成鮮明對比，“山谷裡的非洲人往往很瘦，衣衫襤褸。而這個士兵燙過的制服緊緊包裹著他渾圓的胳膊、大腿和士兵特有的圓肚子”（奈保爾 2008： 267）；非洲的軍人養尊處優，卻冷酷無情地毒打自己的同胞，剝奪他們最後一點尊嚴，非洲人僅僅因為這些是國王這一部落的，“他們是國王這一部落的黑人……他們穿衣蔽體，修建道路。但是他們作為自由人曾經擁有的這種尊嚴已經被剝奪了……有些人被捆了起來，按照叢林的傳統方法，脖子靠脖子，三四個人一組，好像要賣給販賣奴隸的商人一樣。所有人身上都帶著血跡和被毆打後的紅褐色。有一兩個看上去奄奄一息”。 文中的“自由人”在殖民者離去後獲得短暫的自由，再次淪為奴隸，不同的是，被自己的同胞兄弟奴役。作品體現了作家深切的人文關懷：殖民者離去之後，部落之間結怨已久，隨著各自的獨立，彼此間的不安愈發嚴重，領地之爭重將非洲置於戰亂之中。精神迷茫、無所適從的非洲人何處尋找真正的自由？這部小說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歐洲殖民者在對非洲國家實行殖民的兩種態度：小說主人公琳達和鮑比分別代表了強硬派和溫和派。在琳達眼裡，黑人是未經教化的人種，她“從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會種地”（奈保爾 2008：137），認為“他們都應該生活在叢林裡”。她將搭便車的非洲人中途趕下車，浸泡在雨中，並認為“味道真難聞”,“絕對是歹徒。我可不想僅僅因為太善良不願對非洲人粗魯而送了命”。她視非洲人愚昧、低劣；看見穿著新衣服的非洲人，她堅信，“山上面的某個地方，他們脫光了漂亮的新衣服，正光著身子跳舞，手拉手一起***。總統可能給他們送去了一份上好的糞便”（奈保爾 2008： 207）。鮑比為尋找自由來到非洲，他美好的初衷是“我來這裡是服務的，我不是來告訴他們如何管理這個國家的”。沉浸在殖民主義思想中的鮑比逐漸自我分裂，性格中既有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態：“我是一個政府官員”，“你怎麼敢把你的背對著我，當我叫你的時候”；也有對非洲人的同情和悔意：“我已經毀了他可憐的一點尊嚴”（奈保爾 2008：187）。在獨立後的非洲大陸，如果不徹底根除思想上的殖民，對自由的追求註定失敗。奈保爾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敘述，他突破了自身族裔性的侷限，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戰後跨越亞、非、歐美的全景圖。
《河灣》是奈保爾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薩林姆是居住在東非海岸的印度裔青年，其祖先也是由於殖民主義時代的人口遷移來到非洲海岸，故事的主要人物有來自阿拉伯、葡萄牙和波斯等其他地方的移民。“不過我們不能把自己說成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這些地方的人比較起來，我們感覺自己是非洲人。”作者淡化人物民族身份，故事中人物的經歷，代表了後殖民社會人民的共同經歷；作者並未給出確切的地名，因此河灣鎮就具有普遍意義，小鎮代表了獨立後整個非洲國家，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獨立後的狀況。模仿是該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殖民者離去後，缺乏歷史、文化根基的後殖民社會不能適應新時代環境的要求，為了尋求自身發展，後殖民國家政治、經濟及文化各個層面模仿西方國家先進模式，但又未能考慮到自身實際情況，盲目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災難，使後殖民非洲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河灣》中，獨立後的領導人總統全盤模仿前宗主國政治理念和具體措施。他建立的“新領地”，實際是非洲的小歐洲，是歐洲的移植，“非洲式的非洲將要退讓”了：士兵們充當導遊，穿著破爛衣裳的非洲人在新領地說粗話，閒逛。輝煌的仿歐式建築耗費巨資，只為了滿足總統個人對歐洲的憧憬。極具諷刺的是耕種非洲現代模範農場的6輛拖拉機“在空地上一字排開，都已經生鏽，周圍長滿了野草”（奈保爾 2003b：105）。儘管總統刻意穿著非洲風格的服飾，但他大搞西方式個人崇拜，下令全國各處懸掛自己的照片，帶領所有政府官員朝拜自己母親的村莊，建立聖母像；他仿效西方國家領導人，發表電臺演講，宣揚多數非洲人無法理解的西方理念。他的思想語錄《格言錄》成為官員們謀利的工具，孩子們則不得不在泥濘中舉著他的語錄，高呼他的名字；他僱傭西方學者當自己的智囊團，就連他向自己顧問的妻子問候的方式也是從戴高樂那裡學來的。《河灣》中本地非洲人幾乎都被描繪成拙劣的模仿者。這些剛剛脫離殖民統治的人盲目模仿前宗主國或發達國家,模仿發達國家人民的奢侈生活。“我”向費爾迪南炫耀廉價的“他們”發明的雙筒望遠鏡和高階相機，“彷彿這些東西的設計發明也有我們的一份功勞”（奈保爾 2003b：44）。他們只對新東西甚至現代化的東西感興趣, 但他們都只是在盲目地消費西方來的現代化商品, 根本不瞭解這些東西的用途, 衛生間裡的抽水馬桶竟然被用來泡木薯。“我們製造不了, 但可以買進賣出。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原理是什麼。只要有錢, 就可以把這些神奇的東西吸收到叢林深處來, 讓我們如此隨意地買進賣出!” 對新一代非洲人的關注：費爾迪南是新一代的非洲青年的代表，他上公立學校，穿著顏色鮮豔的運動夾克，“無疑，他覺得這樣就能顯示他從歐洲老師那裡學到的風度”（奈保爾 2003b：46）。非洲人甚至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權運動,主人公薩林姆家鄉——非洲東海岸發生了黑人起義，“非洲人終於把阿拉伯人（其實他們和服侍他們的非洲人已經沒有什麼兩樣了）打倒了”（奈保爾 2003b：28）。據薩林姆的僕人——一個孩子說，“他們一個個凶神惡煞的樣子，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長的”；“受害者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人”（奈保爾 2003b：31）。為了模仿的黑人民權運動，導致非洲人為了反抗而反抗，屠殺與他們沒有什麼兩樣的亞洲人，歐美的報紙竟然大力吹捧和讚賞。在奈保爾的另一部作品《抵達之謎》中，作者揭示了飽嘗白人歧視的非洲人模仿白人，歧視其他人種。在一次海上旅途中，文中 “我”因種族歧視被安排在單獨的艙室。當一個黑人，與“我”一樣，也是前英屬殖民地特立尼達人被安排與“我”同住時，他堅持拒絕，要求與白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是有色人種（奈保爾 2006：128）。奈保爾以局外人的角度，指出盲目模仿必然會使非洲更加混亂，極端保守主義只會導致歷史的倒退。《河灣》中，他揭示了土著對西方文明既依賴又害怕仇視的矛盾心態。“毀了小鎮，他們又感到難受。他們又盼望這裡出現繁榮。現在，小鎮真地露出了一點生機，他們卻又害怕起來。”（奈保爾 2003b： 68） 在剛獨立時，他們毀滅了殖民者留下的一切來表示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怒，然而趕走一切外國人，拒絕接受外來的一切，號召非洲人重返殖民前的狀況，重返叢林並不能解決非洲物質文明的匱乏和獨立後精神世界的混亂。
奈保爾在作品中還深刻思索第三世界婦女和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非洲婦女深受多重壓迫，遭到白人、當地亞裔移民甚至本地非洲人的歧視，與動物的地位無異，甚至被妖魔化，如《河灣》中費爾迪南母親扎貝思。在《自由國度》和《告訴我殺了誰》中，“我”的表弟和弟弟是第三世界國家知識分子的典型，都肩負祖輩的重擔，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結果都成了失敗者，變成西方世界裡“晃晃悠悠、無所事事”的人。《河灣》中因達爾在宗主國接受歐洲文明，結識了一位對非洲事務感興趣的美國人，加入了一個歐洲援非組織。從此，他開始出入各個大學講學，談論非洲的美好前景。後發現自己只是被白人利用的工具，同時回到非洲的生活讓他清楚地看到獨立後的非洲的陰暗面、貧窮以及落後，政治上盲目模仿導致局面混亂、官員腐敗、文化虛無，個人通過知識改變國家命運的努力同樣也以失敗告終。
80年代，奈保爾走訪了剛果、阿根廷、烏拉圭，著有《剛果日記》和《伊娃·庇隆歸來》；80年代和90年代後期，分別走訪了當代世界最富有爭議的地區——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並出版遊記《在信徒中間：在伊斯蘭地區的旅行》；後來他又遊歷了上述4個非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出版作品《難以置信》。在作品中，他對於伊斯蘭教的批評尤其嚴厲,曾將伊斯蘭教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與“殖民主義”相比較,如此刻薄、大膽的批評引起伊斯蘭世界軒然大波，也令西方左派和極右派都對他的言行極為不滿。然而,在這些刻薄言辭的背後,我們所看到的是他作為一個正直誠實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及其對於廣大被壓迫者和倍受愚弄的“邊緣社會”人們命運的終極關懷。
與此前特立尼達的童年追憶、印度的尋根相比，奈保爾撕毀自身族裔的標籤、文化身份的屬性爭議，從一個“無根人”的角度，深刻、清晰地描繪了廣大的前殖民地區在殖民者撤離後的生活狀態，寄託了他深刻和廣泛的人文關懷。這種族裔的突破、巨集觀的書寫角度賦予他的作品世界意識和多元的特性。
3 結束語
雙重的移民背景、雙重的文化身份，對故國難以抉擇的情感註定奈保爾無法真正融入任何一種文化，唯一的選擇就是永遠的漂泊。奈保爾在自己的文學世界裡創造了一個第三空間，既非此亦非彼的空間。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再眷戀本土,而是自願地在外漂流,尋找自己“想象中的家園”。多元複合的文化背景使奈保爾具備了理解文化差異的必要素質,也使他更能深刻體會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差異意味著什麼, “他在東西方兩大文化範疇之間徘徊:既有文化依賴又有文化反抗”（崔新梅 2005：35）。這些都成為積聚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底蘊。漂流生活中他寫下了很多文化考察性的旅行志體小說和自傳體小說,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亞洲的伊斯蘭國家。他深刻地描寫了深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區等發展中國家的動盪不安、暴力和絕望。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他將對人類命運的關切融入歷史描寫之中，是繼康拉德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編年史作家（阮學勤 2002：133）。他是一個無根人，正因為他這種遊移不定的漂泊狀態，這種對於兩種文化進退維谷的處境，使得他獲得了觀察世界和人生的有利地位。他選擇世界範圍的遊歷，旅行拓寬了奈保爾的視野，他從關注自身的文化身份昇華到整個第三世界獨立後的文化狀態，從個人家園的尋找上升到世界公民的高度，為戰後人類的命運注入自己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了巨集觀的家園。從早期的尋根之旅到中後期世界之旅，是他從移民作家到世紀性作家的成長過程，奈保爾通過自己的敘述建立了自己的第三空間，即一個巨集大的、普世性的人類家園。正如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所說，“維.蘇. 奈保爾是一個文學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內心，在他獨一無二的話語裡，他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家”（阮學勤 2002：133）。也許，他只有在自己多樣化的文學世界裡才能找到暫時的滿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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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義思想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