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傳統哲學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1日
[論文關鍵詞]儒家,道家,禪宗,後現代價值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禪宗,都懷著對人類美好家園喪失的深沉憂患,反對人與自然對立、主客分離、人與人疏遠,主張人人和諧、人神一體、天人合一,這為人們反思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後現代價值。
哲學的“後現代性”是相對於“現代性”而言的,是對工業化、現代化負面後果的理論反思和質疑,它致力於對人與自然對峙、主客二分、人與人疏離、自我分裂等“現代病”的“治療”,力求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以儒、道、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懷著對人類喪失家園的深沉優患,強調天人合一、人人圓融,其致思主題和精神為現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啟發,具有鮮明的後現代價值。
一、偏家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原始人類的存在狀態是一個天、地、人、神不分的整體,就社會而言,政治、經濟、文化也是未加區分、互相涵容的,人類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諧的。詩、書、禮、樂共同交織成人類存在的狀態。傳說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世界,沒有分裂,沒有剝削,沒有私慾,沒有異化,有的是和諧,有的是詩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與酣暢。
然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諧,人類從圓融之家走向武力紛爭的世界。春秋戰國時“天命”動搖,“周禮”崩潰,整個社會處在動盪無序狀態,金錢、權勢、富貴與虛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界失去了詩意和神性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聖愛與親情,功利價值成為判斷一切行為取向的標準。冷酷、偏私、邪念、奸詐、計較、虛偽……成為現實人性的合理本質。人與自然分離了,人與人分離了,從而人心唯危,焦燥與瘋狂塑造著作為流浪漢的人類。
人類存在之家的喪失,必然引起人們的優患,引起人們對家的思慕與重建。孔子創立儒學,以復興周之禮樂為己任,依乎天地,開發人心。他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繩,“知其不可而為之”,致力於天人合德、宇宙圓融、家園的重建。據《左傳》記載,孔子在與人們討論何為禮時強調:“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在他看來,人心皆有仁,所以人人皆高貴,是故“禮不下庶人”的階級歧視就應當拋棄,由此他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政令刑施,而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化禮治。
孔子之後,孟子說性善,重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理性。當客觀秩序已全面解體之時,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個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說性惡,當禮壞樂崩之世,主張通過“化性起偽”,把邪迷的人們帶回到“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的禮義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臨物慾橫流、私心氾濫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面臨佛道“空”“無”說的挑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反對“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從而確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在他們看來,人類迷失了“家”,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有家難歸”,關鍵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講“依於理”,陸王***陸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為“迷路人”尋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歷史進人近代社會,西方在“理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推動下,物質文明取得突進,“科學萬能”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戰爭,打破了人們的美夢,一時間人們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啟超所指出:“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人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象失去羅針的海船遇著霧,不知前途總生是好。”對此,現代新儒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鋪的物,沒有立體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說死的事實,不說活的理想。梁啟超感嘆到:“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卻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因此他們主張復興儒家文化,以東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為“精神饑荒”的歐洲人提供指路明燈。熊十力曾明確道出此意:“今日人類,漸人自毀之途,此為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東方學術不可。”這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只有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現代人分裂和墮落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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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以李退溪與李慄谷的理髮氣發說為中心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禪宗,都懷著對人類美好家園喪失的深沉憂患,反對人與自然對立、主客分離、人與人疏遠,主張人人和諧、人神一體、天人合一,這為人們反思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後現代價值。
哲學的“後現代性”是相對於“現代性”而言的,是對工業化、現代化負面後果的理論反思和質疑,它致力於對人與自然對峙、主客二分、人與人疏離、自我分裂等“現代病”的“治療”,力求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以儒、道、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懷著對人類喪失家園的深沉優患,強調天人合一、人人圓融,其致思主題和精神為現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啟發,具有鮮明的後現代價值。
原始人類的存在狀態是一個天、地、人、神不分的整體,就社會而言,政治、經濟、文化也是未加區分、互相涵容的,人類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諧的。詩、書、禮、樂共同交織成人類存在的狀態。傳說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世界,沒有分裂,沒有剝削,沒有私慾,沒有異化,有的是和諧,有的是詩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與酣暢。
然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諧,人類從圓融之家走向武力紛爭的世界。春秋戰國時“天命”動搖,“周禮”崩潰,整個社會處在動盪無序狀態,金錢、權勢、富貴與虛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界失去了詩意和神性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聖愛與親情,功利價值成為判斷一切行為取向的標準。冷酷、偏私、邪念、奸詐、計較、虛偽……成為現實人性的合理本質。人與自然分離了,人與人分離了,從而人心唯危,焦燥與瘋狂塑造著作為流浪漢的人類。
孔子之後,孟子說性善,重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理性。當客觀秩序已全面解體之時,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個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說性惡,當禮壞樂崩之世,主張通過“化性起偽”,把邪迷的人們帶回到“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的禮義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臨物慾橫流、私心氾濫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面臨佛道“空”“無”說的挑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反對“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從而確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在他們看來,人類迷失了“家”,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有家難歸”,關鍵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講“依於理”,陸王***陸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為“迷路人”尋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歷史進人近代社會,西方在“理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推動下,物質文明取得突進,“科學萬能”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戰爭,打破了人們的美夢,一時間人們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啟超所指出:“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人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象失去羅針的海船遇著霧,不知前途總生是好。”對此,現代新儒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鋪的物,沒有立體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說死的事實,不說活的理想。梁啟超感嘆到:“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卻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因此他們主張復興儒家文化,以東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為“精神饑荒”的歐洲人提供指路明燈。熊十力曾明確道出此意:“今日人類,漸人自毀之途,此為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東方學術不可。”這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只有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現代人分裂和墮落的良方。
論以李退溪與李慄谷的理髮氣發說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