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律師正高職稱論文

　　律師是民眾在司法領域的民主自治方式，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你們喜歡。

　　篇一

　　淺析律師為“壞人”辯護

　　[摘 要]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時常受到社會的質疑，大眾對於律師的角色定位和辯護制度的正當性還缺乏理解。文章在區分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重新審視被告人和律師的角色定位，進而闡述在本題中所應秉承的法律價值和法律制度。

　　[關鍵詞]律師;壞人;辯護制度;道德

　　律師，向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職業，《律師法》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規定承擔法律義務、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助人提供法律服務。換言之，律師有兩個需要負責的物件：法律和當事人。也就是在法律的前提和框架下，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所以，律師的使命是“提供法律服務”，而物件法律沒有限制，即推定為“一切需要法律服務的人”，當然也包括所謂的“壞人”。道德審判並不是律師的工作，“提供法律服務”無需審查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只需要確認物件的需求性。正如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不會先審查好人壞人，再去治病救人，而是視乎對方有沒有被救治的需要。

　　一般民眾，喜歡將大多數問題訴諸道德原則，會認為這樣的說法有點偏激——人怎麼可能脫離道德猶如禽獸般活著呢?不對，這不是脫離，而是超越!受過嚴格職業化訓練的律師，對於道德的泥潭，要有一份冷峻的理性，能夠從容地跨越而不至於深陷。問題的關鍵在於律師不是心理醫生，不是老師，不是牧師。社會分工形成了“術業有專攻”的各種職業，而職業之間的分離也就必然導致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每種職業都有它特定的工作範圍，對於道德評價、道德審判這些工作，不是律師不去做，而是不應該由他來做。如果律師將這些工作都攬入懷中，是為僭越。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應如柏拉圖所言人人“各司其職”，而非越俎代庖。美國著名律師德肖維茨曾在書中引用過一個牧師的話：“我們的工作是拯救靈魂而不是拯救生命。我們只能把拯救生命的任務交給他人。如果我們沒有嚴守懺悔者的坦白，我們將無法拯救靈魂，因為那樣的話，沒有人會再來懺悔。”[1]這段同樣可以當做對於律師行為的註解。律師的工作是“拯救權利”而非拯救靈魂。

　　於是，問題又產生了，律師在“拯救權利”時難道就不可以再拯救靈魂了嗎?職業範圍之外，律師難道不應該更加“高尚”嗎?如果這種“高尚”與法律職業相安無事，當然是每一個法律人所應秉承的。可如果衝突呢?當然不能本末倒置。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拯救靈魂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是法律所排斥的。其次，律師不為壞人辯護，會讓律師面臨信任危機，同時辯護制度也會受到質疑。所以，不是律師不要道德上的高尚，而是律師為了實現更高層次的法律意義上的高尚，必須要放棄道德上的高尚。

　　從表面上看，律師對法律和當事人負責。從更高的層面看，律師對當事人負責，可以看做是律師對法律負責的另一種形式。這為我們理解“律師為壞人辯護”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律師為當事人辯護，固然是在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但同時也是在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2]所以，表面上律師在為“人”辯護，而實際上是在為法律賦予的職業責任辯護，是在為“人”身上的權利辯護。既然是在為法律和權利辯護，那麼法律和權利所聯結的具體的“人”便可以隱藏兩者的背後——只要好人或壞人有在法律框架下維權的需要。西方有句法諺：法庭上沒有事實，只有證據。同樣的邏輯也可表述為：律師面前沒有好人壞人，只有需要辯護的人。因而“為人辯護”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實現法律上的正義。既然是手段便是中性的，便無關價值判斷，即便律師為“壞人”辯護，也是在通過維護這個“壞人”的合法權益去實現法律正義的目標。

　　所以，律師為“壞人”辯護，並不意味著他與“壞人”同流合汙，而是與“壞人”身上的法律訴求同一戰線，兩者不能混同。如同牧師聆聽懺悔，不意味著他向罪惡妥協，而是在上帝負責。如同醫生救治壞人，不意味他縱然惡行，而是在對生命負責。其實，律師也是“常人”，沒有簡單的好壞之分。田文昌先生說：“律師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師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邪惡，而是通過參與司法活動的整體過程去實現並體現正義。”[3]筆者認為，如果律師能夠秉持自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立場，那恰恰是在向天使的方向走去。

　　在本論文命題中，困境在於這是一個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的衝突，一方面是律師職業操守的要求，一方面是讓“壞人”逍遙法外的道德譴責。

　　首先，在“壞人”未必壞的例子中，其實並不存在這種衝突。換言之，只要不能十分確定“壞人”的確犯有罪行，那麼即便律師為“壞人”辯護也沒有觸及到社會道德，因為律師僅僅是在為一個可能有罪，也可能無辜的人辯護，這是由道德評價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

　　所以，衝突主要集中在那些的確犯罪的“壞人”上，因律師的辯護而造成了社會大眾不願接受的“罪刑不適應”。那麼，律師在嚴守職業操守，為權利和法律辯護時，到底有沒有觸及到社會道德呢?從表面上看，的確存在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的衝突。但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兩者是高度統一的。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是種屬關係，也就是職業道德是特殊的社會道德，是一種“個性”與“共性”的關係。首先，社會道德是職業道德的前提和基礎，職業道德不能脫離社會道德而存在，職業道德也必然反應了社會道德的內在要求。律師為“壞人”辯護是律師職業道德的要求，所以也必然反應了某些社會道德的要求。其次，就算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產生了衝突，也應該是職業道德優於社會道德。這一點就以法律上一個通行的原則做模擬證明：一般情況下，特殊法優於一般法。

　　從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衝突的情況中，

　　也引申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律師有沒有選擇客戶的自由?即律師可以自由選擇為或不為“壞人”辯護，也就是要麼選擇社會道德要麼選擇職業道德。關於律師選擇客戶的自由，現今法律沒有相關規定，但筆者認為這種自由是應該受限制的，在律師行業中也應該建立起“平權委員會”、“反歧視委員會”等機構。作為專業法律人的律師，其角色要求他必須以職業道德為優先考慮。律師絕對的擇業自由必定會產生絕對的危險，首先就是“壞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障，進而律師職業、辯護制度受到質疑，破壞民眾與律師之間的信任關係，而這種信任正是律師這一職業得以存在的基礎性要件，最終會影響法治普遍正義的實現。

　　[參考文獻]

　　[1][美]德肖維茨.致年輕律師的信[M].單波譯，法律出版社，2009：46.

　　[2]趙國君,與正義有關[M].花城出版社，2005：71.

　　[3]田文昌.律師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M].律師文摘.2004***4***首卷語.

　　[作者簡介]陳以拓，澳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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